由於徐志摩的吹噓，胡適之先生請他到中國公學教國文，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因爲一個沒有正常的適當的學歷資歷的青年而能被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是很不容易的。從文初登講壇，怯場是意中事，據他自己說，上課之前做了充分準備，以爲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餘，不料面對黑壓壓一片人頭，三言兩語就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剩下許多時間非得臨時編造不可，否則就要冷場，這使他頗爲受窘。一位教師不善言詞，不算是太大的短處，若是沒有足夠的學識便難獲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從文雖然不是頂會說話的人，仍不失爲成功的受歡迎的教師。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需要有啓發別人的力量纔不愧爲人師，在這一點上從文有他獨到之處，因爲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好學深思的性格。
（二）(4)
在中國公學一段時間，他最大的收穫大概是他的婚姻問題的解決。英語系的女生張兆和女士是一個聰明用功而且秉性端莊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藝的張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從文因授課的關係認識了她，而且一見鍾情。凡是沉默寡言笑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文儘管顛倒，但是沒有得到對方青睞。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樓。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幾番挫折之後蒼白的面孔愈發蒼白了。他會寫信，以紙筆代喉舌。張小姐實在被纏不過，而且師生戀愛聲張開來也是令人很窘的，於是有一天她帶着一大包從文寫給她的信去謁見胡校長，請他做主制止這一擾人舉動的發展。她指出了信中這樣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她認爲這是侮辱。胡先生皺着眉頭，板着面孔，細心聽她陳述，然後綻出一絲笑容，溫和的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張女士吃一驚，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誠懇的解說，居然急轉直下默不作聲的去了。胡先生曾自詡善於爲人作伐，從文的婚事得諧便是他常常樂道的一例。
在青島大學從文教國文，大約一年多就隨楊振聲（今甫）先生離開青島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做伴的一位乾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悠哉遊哉的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此時從文給今甫做幫手，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所以也常常在頤和園出出進進。書編得很精采，偏重於趣味，可惜不久抗戰軍興，書甫編竣，已不合時代需要，故從未印行。
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爲一個特立獨行之士。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幾種，可謂多產，文筆略帶歐化語氣，大約是受了閱讀翻譯文學作品的影響。
此文寫過，又不敢相信報紙的消息，故未發表。讀聶華苓女士作《沈從文評傳》（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紐約TwaynePublishers出版），果然好像從文尚在人間。人的生死可以隨便傳來傳去，真是人間何世！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西雅圖
憶周作人先生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衚衕。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着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並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麼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後，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着涼蓆。屋裡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鬍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後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裡院坐吧。”
裡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於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着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後來他改齋名爲“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鬚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僕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於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爲一首，一首分爲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於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衆不易瞭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於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爲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週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託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僞，以至於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爲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閒，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爲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於《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啓七日夜
關於《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爲知己，同屬於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着窗子看見過一位披着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爲妻，對於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讚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捨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爲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於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裡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爲“教諭”。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爲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託，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僕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爲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爲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爲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着批示：“周福清着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後來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爲《先生，學生不僞！》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爲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爲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僞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僞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僞統治下，爲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