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於介紹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這一遍朗誦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的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的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臺詞，他把文字裡的蘊藏着的意義好像都給宣泄出來了。他念得有腔有調，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是已經理會到原文的意義的一半了。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朗朗上口，那卻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槓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頁整頁的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餘無幾了。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的被他幾槓子就給抹了。但是他鄭重的給我解釋一會兒，他說：“你拿了去細細的體味，你的原文是軟爬爬的，冗長，懈啦光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並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我仔細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槓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這刪削之間見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後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於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徐先生教我許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訴我：“作文忌用過多的虛字。”該轉的地方，硬轉；該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顯着樸拙而有力。他告訴我，文章的起筆最難，要突兀矯健，要開門見山，要一針見血，才能引人入勝，不必兜圈子，不必說套語。他又告訴我，說理說至難解難分處，來一個譬喻，則一切糾纏不清的論難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經濟，何等手腕！諸如此類的心得，他傳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離開先生已將近五十年了，未曾與先生一通音訊，不知他雲遊何處，聽說他已早歸道山了。同學們偶爾還談起“徐老虎”，我於回憶他的音容之餘，不禁的還懷着悵惘敬慕之意。
“但恨不見替人！”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疾革時，宋之問等前去探病，杜審言說：“甚爲造物小兒相苦。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胡適之先生作《白話文學史》寫到杜甫的身世時，也提到杜審言這一段故事，認爲他是一個有風趣的人。他的這兩句話固然頗有風趣，其實也是十分矜誕，因爲就我們所能讀到的杜審言的詩作而言，我們看不出他有什麼理由把宋之問等久壓在下。不過“但恨不見替人”這一句話，不管出自誰口，確是很耐人尋味的。昨夜晚，初聞胡先生逝世噩耗，友朋相顧愕然，有人問我有何感想，我未假思索的說：“死者已矣，但恨不見替人！”胡先生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相反的，他是一個最肯鼓勵後進的人；他樂觀，他相信處處都慢慢的在進步。他本人不會有“恨不見替人”之感，倒是我們客觀的看，他空出來的這個位子短期不易有人能填補上去。
胡先生的位置之所以不易找到替人，是因爲那位置的性質不簡單。第一是他的學問。胡先生曾經屢次的謙虛的說，自己不知專攻的是哪一門學問，勉強的說可以算是研究歷史的。實則他接觸的範圍極廣，對中國的文化與西洋的文化都有真知灼見。現在學問趨向於專門，講究一個部門的深入，像以往所謂學究天人的大儒，於學無所不通，已不可復求之於今日。苟能學貫中西，于思想學術盤根錯節之處提綱挈要見其大者，即屬難能可貴。第二是他的道德。胡先生的學術思想方面的地位太高了，一般人不易認識他在道德方面之可敬可愛。胡先生數十年來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固已盡人皆知，但這只是一副對聯的上聯，下聯是“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凡是曾列胡先生門牆或曾同窗共事者，多多少少都能舉出若干具體事實證明胡先生爲人處世確實做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的地步。以學問道德涵濡羣生，求之當世能有幾人？
生死無常，事至可悲，但是學問道德並垂不朽，則又有何憾？我們於哀悼震撼之餘，應該平心靜氣的想一想，胡先生所畢生倡導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學懷疑的態度，現在是不是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在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點點貢獻？如果胡先生所倡導的精神態度，能夠繼續努力加以推進，則胡先生雖死猶生。千千萬萬的人，都可說是胡先生的替人了。
悼齊如山先生
精神矍鑠談笑風生
抗戰期間，國立編譯館有一組人員從事平劇修訂工作（後來由正中書局出版修訂平劇選若干集），我那時適在北碚遂兼主其事，在劇本里時遇到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搔首踟躕，不知如何落筆。同人都是愛好戲劇的朋友，其中有票友，也有戲劇學校畢業的，但是沒有真正科班出身的，因此對平劇的傳統的規矩與藝術頗感認識不足，常常談到齊如山先生，如果能有機會向他請益，該有多好。
勝利後我到北平，因陳紀瀅、王向辰兩位先生之介得以拜識齊老先生，談起來才知道齊老先生和先嚴在同文館是同班同學，不過一是德文班一是英文班。齊老先生精神矍鑠，談笑風生，除了演劇的事情之外，他的興趣旁及於小說及一切民間藝術，民間生活習慣以及風俗沿革掌故均能談來頭頭是道，如數家珍。以知齊老先生是一個真知道生活藝術的人，對於人生有一份極深摯的愛，這種秉賦是很不尋常的。
年逾七十健壯如常
齊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劇本、道具、樂器、圖書、行頭等等，抗日軍興，他爲保護這一批文獻頗費了一番苦心，裝了幾百只大木箱存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勝利之後才取了出來。這時節“中國國劇學會”恢復，先生的收藏便得到了一個展覽的地方。我記得是在東城皇城根一所宮殿式的房子，原屬於故宮，有三間大殿作爲展覽室，有一座亭子作爲客廳。院裡有漢白玉的平臺和臺階，平臺有十來塊圓形的大石頭，中間有個窟窿，據說是插燈籠用的，我看有一塊妨礙行路，便想把它搬開，豈知分量甚重，我搖撼一下便不再嘗試。齊老先生走過來就給搬開了，臉不紅氣不喘，使我甚爲慚愧。還有一次在齊先生書齋裡，齊先生表演“打飛腳”，一個轉身，一聲拍腳聲，乾淨利落，我們不由的喝彩，那時在座的有老伶工尚和玉先生，不覺技癢，起身打個飛腳，按說這是他的當行出色的拿手，不料拖泥帶水倚裡歪斜的幾乎跌倒，有人上前把他扶住。那時候齊先生已有七十多歲，而尚健康如此。
提倡國劇不遺餘力
中國國劇學會以齊先生爲理事長，陳紀瀅、王向辰和我都是理事，此外還延請了若干老伶工參加，如王瑤卿、王風卿、尚和玉、侯喜瑞、蕭長華、郝壽臣等，徐蘭沅也在內。因爲這個關係，我得有機會追隨齊老先生之後遍訪諸位伶工，聽他們談起內廷供奉，以及當年的三慶四喜，梨園往事，真不禁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由於我們的建議，後來在青年會開了一次國劇晚會，請老伶工十餘位分別登臺隨意講說他們的演劇的藝術，這些老人久已不與觀衆見面，故當時盛況空前。我們爲國劇學會提出了許多工作計劃，在齊先生領導之下，我們不時的研討如何整理、研究、保藏、傳授國劇的藝術。
我在一九四八年冬離平赴粵，隨後接到齊老先生自基隆來信，附有紀遊小詩二首，我知道他老先生已到臺灣，深自爲他慶幸，也奉和了兩首歪詩。一九四九年我到臺灣，因爲事忙，很少機會趨候問安，但是經常看到他的寫作，年事已高而筆墨不輟，真是慚愧後生，最近先生所著《國劇藝術匯考》出版，承賜一冊，並在電話中囑我批評，我不敢有負長輩厚意，寫讀後一文交《中國一週》，不數日而先生遽歸道山！
鑽研學問既專且精
先生對於國劇之貢獻已無需多贅。我覺得先生治學爲人最足令人心折之處有二：一是專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閒的藝術生活。
我們無論研究哪一門學問，只要持之以恆，日積月累即有可觀，這點道理雖是簡單，實行卻很困難。齊先生之於國劇是使用了他的畢生的精力，看他從年輕的時候熱心戲劇起一直到倒在劇院裡，真是始終如一的生死以之。他搜求的資料是第一手的，是從來沒經人系統的整理過的，此中艱辛真是不足爲外人道，而求學之樂亦正在於此。齊先生的這種專精的精神，是可以作我們的楷模的。
享受生活隨遇而安
齊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做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灑，望之如閒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的去享受耳目聲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致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爲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的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果然吃得很滿意。他的兒媳黃瑗珊女士精於烹調，有一部分可能是由於齊先生的指點。齊先生生活豐富，至老也不寂寞。他有濃烈的守舊的鄉土觀念，同時有極開通的自由的想法，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我們不能不欽佩他的風度。
老成凋謝，哲人其萎，懷想風範，不禁唏噓！
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談政治，專心學術。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清華學校請他作第一次的演講，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我很幸運的有機會聽到這一篇動人的演講。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着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爲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爲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爲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啓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吒風雲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後來收在飲冰室文集裡。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的寫在寬大的宣紙製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裡坐滿了聽衆，隨後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啓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着而有力，有時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記得他開頭講一首古詩《箜篌引》：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這四句十六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出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聽先生這篇講演後約二十餘年，偶然獲得機緣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彌漫，黃流滾滾，景象蒼茫，不禁哀從衷來，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
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的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着他歡喜。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爲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衷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淚，聽講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了。
這一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先生大汗淋漓，狀極愉快。聽過這講演的人，除了當時所受的感動之外，不少人從此對於中國文學發生了強烈的愛好。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之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更強烈多少倍！
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於是我想起了從前的一段經歷，筆而記之。
憶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