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撤掉市舶司，禍始於“寧波爭貢事件”。
寧波是大明官方指定的日本朝貢唯一港口，爭貢事件就發生在寧波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國內爆發了應仁之亂，大內氏和細川氏兩個豪族對峙。日本貢使桂悟一行回國時，攜帶的新勘合在半途被盤踞九州的大內氏奪去。明朝和日本的朝貢貿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頒發符契文書，日本商船到中國後只有拿出勘合交驗，才准許貿易。
大內氏奪取到唐僧肉一樣的新勘合後，隨即也派出三艘朝貢船，一行三百人由僧侶宗設謙道率領，於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抵達寧波。看到大內氏獨佔朝貢，控制京都的細川氏當然不滿，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將軍當時已徒具虛名，絲毫不敢拒絕，但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拿過期作廢的舊勘合交給細川氏。
新的也好，舊的也罷，有勘合就能對付。細川氏之所以這麼有信心，因爲他手下有個做生意老手：中國浙江人宋素卿。細川氏趕緊也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也是僧侶）爲正使，宋素卿爲副使，大概比宗設一行遲了三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宋素卿原本姓朱，幼年被叔父抵債給日本商人，後來往於中日之間做貿易掮客，得到細川氏的重用，從而多次出使中國。正是這個熟諳國情的宋素卿，挑起了兩批使團的嫌隙。
按明朝慣例，凡是外邦來貢，查閱貨物和設宴招待，都是以時間先後爲序。但寧波市舶司太監賴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而且雖然發現勘合的新舊問題也裝作沒看見，反過來刁難宗設。接着，按照慣例在嘉賓堂設宴招待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
宗設憋了半天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當場與瑞佐互相拍桌子大罵。拿了宋素卿好處的市舶司當然偏向瑞佐，不但不隔離衝突雙方，反而馬上向瑞佐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設方人多，而且大多爲九州的海盜無賴，當場殺了瑞佐，砸了嘉賓堂，並順手搶了市舶司的東貨庫。接着，宗設一夥追殺宋素卿一直追到紹興城下。殺紅了眼的宗設一行，再折回寧波時就沿途殺掠，又在市區大肆搶劫，奪船逃向大海。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率官軍追趕，不幸戰死，指揮袁璉被宗設一夥劫爲人質擄走。寧波爭貢事件由是震動朝野。
宗設謙道一夥在逃回本國途中，一船因遇風漂至朝鮮海面，被朝鮮守衛軍誅殺三十，生擒二十，縛獻明朝。
案發之後，僥倖逃生的禍首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病死在獄中。嘉靖四年(1525年)琉球入貢使鄭繩回國，明世宗朱厚熜令其轉交日本國王一封信，要求逮捕肇事元兇宗設歸案，送還指揮袁璉，不然將斷絕朝貢。但由於日本國內實在太亂，始終沒有迴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內氏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朝貢團，由策彥周良率領，船四隻、六百三十七人，載滿貨物抵達寧波，被拒絕進港，怏怏揚帆而去。至此，近百年的明朝與日本朝貢貿易完全結束了。
迫於海盜的騷擾，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就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間的海上貿易，如今又斷了日本朝貢，雙管齊下的結果是：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成了走私的天堂，進而全面遭到倭寇的騷擾。
大明朝未撤市舶司的時候，成千上徽商的依附市舶司與日本商團和西洋胡賈貿易往來。而朝廷撤除市舶司之後，無疑斷了徽商一條財路。那些依賴徽商採購貨物的城市小商小販生活備受衝擊。
大明朝廷把漁利天下的特權當作臭狗屎球扔在地上，那些做正當生意，安份守紀的徽商自然無可奈何，惟有自認倒黴的份兒。誰叫他們生在這片神奇的土地，攤上這樣的昏君庸臣哩。關閉市舶司，斷絕海外貿易。大明朝打着如意算盤是不讓蠻夷人登陸上岸，招搖作怪。這樣天朝淳厚的風俗教化就不會動搖，國家就益發長治久安。只是當政者施政不切實際，強制推行惡政，遺害蒼生不淺。以致“北虜剛平，南倭又起”。天災不斷，人禍頻繁。國家沒幾日安寧，人民何嘗安居樂業？
海關雖閉，那倭商胡賈依然持幣千方百計求購中土貨物；大明那些茶農炒好的新茶依然要尋找賣主；繡娘們做好的女紅依然要出脫換成鹽油柴米。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市場，豈是官府禁絕得了。於是便有幾個不怕砍頭坐牢的不法商人出來取代市舶司替小商小販們牽線搭橋與倭商胡賈做交易，如此，那本來由市舶司掌管對外通商貿易的職責便轉移到沿海地主豪強手中，汪直、徐海、陳東這些海商便當仁不讓承擔起這個時代賦予他們的重任。
汪直取代市舶司成爲溝通倭商胡賈與大明小商小販們交易的代理人時，無論是黑道殺人放火的土匪盜賊，還是在市集擺個地攤混口飯吃的小商販，都唯汪直馬首是瞻。汪直金口一開，比嘉靖皇帝的聖旨更有約束力。江南沿海城市中大部分的手工業者心裡都明白，汪直纔是他們的衣食父母，而嘉靖皇帝恰恰是打碎他們飯碗的仇人。
汪直是真正貫徹那個時代的“三個代表”一、代表先進生產力（汪直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先驅者和實踐者）；二、代表先進文化（充滿進取的航海家冒險精神，還有主張自由貿易的呼籲，則使五百年之後的現代人看來，仍然爲之震撼，心折不已）；三、代表廣大城市手工業者以及貧下中農的利益。
當然，汪直後期率領倭寇搶劫的行爲，嚴重損害當時以官商爲主的士族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也就是說得罪了讀書人。得罪讀書人的人無論做多正確的事也沒有好下場。王莽被罵作反賊；王安石被罵作奸臣；汪直理所當然也被這些讀書人口誅筆伐，批抹成爲“黑人”一個。
如果海禁派不是那麼死硬地堅持立場，願意作出妥協，汪直就不可能走上與明朝政府對抗的道路，汪直自始至終都對明王朝抱有幻想，這也是導致他後來最終陷進陰謀家胡宗憲誘降圈套並落得身死人手的主要原因。汪直是對明王朝極度失望下被逼使用暴力渲泄憤怒，這也是他生存空間被當政者無情剝奪後無可奈何採取的一種選擇。
起初，倭寇遠道而來，在異國他鄉搶劫作戰，由於對大明地理環境不熟識，斬獲甚微，常常做着偷雞不着蝕把米的蠢事。何處富家甚多？官府的漕糧漕銀打從什麼季節、途徑上京？倭寇一無所知。儘管倭寇能征善戰，但強悍的武功仍然幫不了他們什麼忙，依然是吃力不討好，處處碰壁。但汪直成爲倭寇龍頭之後，就結束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局面。
比喻汪直手下一個倭酋門多郎次郎聽說杭州富商甚多，曾率領一支倭寇進攻餘杭，但餘杭城高牆厚，軍民抵抗意志非常堅決。倭酋門多郎次郎領兵三番五次進攻餘杭，除了損兵折將之外，毫無斬獲。在倭酋門多郎次郎看來，餘杭城固着金湯，無械可擊。但在汪直向門多郎次郎附耳進獻一計之後，杭州富商爭相向門多郎次郎送錢來了，不費一兵一卒收穫黃金萬兩。那末，汪直向門多郎次郎進獻的妙計是什麼呢？如此厲害犀利？原因汪直建議門多郎次郎挖掘杭州富商的祖墳，挾屍要價。古代中國是個特別講究孝道倫理的社會，發生兇殺案時就是提刑官提出要驗屍也會遇到屍親們的阻撓。毀人墳墓，破壞人家祖墳風水歷來認爲是一件不可饒恕的罪過。門多郎次郎挖出杭州富商先人的屍骨，挾屍要價。那些杭州富商當然嚇得痛哭流涕，乖乖就範給倭寇送錢。
汪直加入倭寇陣營中就擔當這種領航手角色，指導倭寇有的放矢地進行作戰。以最小的成本謀取最大的利潤，就必須瞭解行情，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事情不該做，做到心中有數，不打無謂之仗。把力氣用在刀刃上，務求一擊必中，一戰成功。這樣倭寇就迫切需要一箇中國通協助他們，汪直就擔當倭寇幕賓的角色，替倭寇出謀劃策，排兵佈陣，指揮倭寇搶劫軍團登陸上岸作戰。他是倭寇搶劫軍團屢有斬獲的大功臣。
另一方面，汪直不能全身退出徽州海商走私集團。他上了賊船下不來，因爲他揹負太多徽州商人的厚望，他只能在這條路上走到黑。汪直是徽商當鋪行業的大行首，海外貿易的領頭羊，凡是徽人在商道上遇上問題都請他指教幾句，就是那些倭商胡賈也片刻離不開他，要看他臉色行事，得他點頭同意方纔放心交易。汪直也過慣這種叱吒商場的光鮮體面生活，一時也不想改行生理。大明朝廷把國計民生視如兒戲，早已激起公憤。老汪認爲他是對的，他認爲他堅持的信仰沒有錯，這也許就是他百折不回頭的主要原因。如果僅僅是爲了富貴享受，汪直早就可以金盤洗手不幹了。汪直早就攢起萬貫家私，便是朝廷折騰他幾番也窮不到討飯的份上。他選擇暴力與大明朝廷對抗，其一是爲泄私憤；其二是幫助沿海千千萬萬嗷嗷待哺的小民百姓。他對大明朝廷倒行逆施感到憤慨失望，也差不多到了要上“梁山”的地步。
大明朝廷海禁政策嚴重損害徽州海商及沿海千萬百姓的利益，把無數百姓迫到死路上頭。汪直認爲他反抗是有理的，他組織有限度抵抗壓迫的行爲實際是一種代言戰，代表徽州海商呼籲開放海禁，要求朝廷允許自由貿易而戰；代表沿海千萬百姓的爲生存而戰。於是汪直登高振臂一呼，天下英雄雲合響應。大明官府費盡心機，許下重賞，欲拿汪直做一段“殺雞給猴看，以儆後尤”的公案，可惜始終無法如願。明王朝懸賞汪直人頭的榜文，貼滿了東南沿海的城市鄉村：“但有能主設奇謀擒斬汪直者，封伯爵，賞萬金，授以坐營作府管事。”明朝的公、侯、伯三種爵位皆位列一品，用來封贈外戚或功臣。明朝開國功臣、著名的劉伯溫也不過封伯爵，戚繼光戎馬一生戰功赫赫都沒有封爵。而擒斬一個汪直，居然開出了“封伯爵賞萬金授高官”的厚賞，可見明王朝對汪王直之忌恨已到何等地步。重賞不可得售，一方面是汪直有自己私人軍隊武力保駕護航，另一方面也證明汪直深得民心。
汪直航行於海上的大船能容納數百人，據說可以馳馬往來，而他的船隊擁有二百餘艘之多，“官軍莫敢攖其鋒。”明朝的大小官員對汪直除了恐懼痛恨外，還有一種無可奈何的佩服。《明史》裡有一段汪直人物形貌描述：“直乃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之境。”
因爲汪直反對海禁的訴求符合沿海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汪直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知，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總督）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打點護送。”；“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爲其臣僕，爲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爲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作爲“嘉靖大倭寇事件”中的倭寇大多數是假倭，假倭是“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奸細，爲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
汪直是屬於“強者忿臂欲泄其怒”的典型人物，而追隨他的老百姓即是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下層貧民。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爲：“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盜——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