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醫值班室旁邊的一個監室騰出來做了小號，這樣離看守所醫務室比較近，警醫葛士成給受傷的犯人霍明診治方便一些，另外也不致因這樣一個特殊的小號和其他監室混在一起，擾亂所里正常的監守秩序。
上午，葛警醫隨所裡的警車去把犯了死罪的霍明從醫院接了回來，幾乎忙活了一整天，纔算把犯人在這個特殊的小號裡安頓下來。醫務室裡唯一的一張醫療牀，挪到小號裡來做了這個叫霍明的死囚繼續治療的治療牀，氧氣瓶、急救包等也從醫務室臨時挪了過來，因爲誰也說不準傷情仍處不太穩定的霍明是否會出現意外情況，一旦出現情況，就得緊急救治，救成救不成，救的效果如何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因爲警醫責任心不強或應急設施不到位，從而造成犯人死亡之類的事故發生，那是要追究責任的。所以即使是像葛士成這樣年屆四十的老資格警醫，同樣也不敢大意，他甚至細緻到，每一支針管放在什麼位置，出現意外該先用哪種藥後用哪種藥，全都周密地考慮到了。
說老實話，自打霍明的案子兩個月前發案以來，先是和局裡刑偵方面的人員配合，將在抓捕中打算跳樓自殺的霍明送醫院搶救，後是配合所裡的看守人員，一連兩三個月天天跑醫院，既是看守霍明，別讓他跑了，或是讓其他無關人員隨便接觸犯人兼病人的霍明，更主要是代表所裡關注霍明的傷勢治療恢復情況，一旦犯人符合回所關押的條件，立即將其送到所裡關押，以防萬一。要知道，這個霍明可不是個一般的罪犯，他可是個將妻子活活勒死的殺人犯，若有差池，誰也負不了這個責任。所以，這兩天霍明的傷情剛剛較爲穩定，局裡和所裡就決定將殺人犯霍明送到所裡看押，這樣作爲看守所的警醫，葛士成也稍稍鬆了一口氣，起碼不用天天跑醫院了，不用像個看守一樣，整天擔心犯人逃脫了。
霍明的腦袋上仍夾着夾板，他看上去已經好多了，甚至能夠略爲拗起身來和葛警醫打招呼，這和兩個月前抓他時完全不一樣了，那時候他從郊區的一幢公寓樓的五樓上跳下，雖然萬幸沒摔死，奇蹟般地還有氣，但人卻像一截黃瓜似的整個兒摔爛了，身上到處是傷，一條腿也摔折了，更爲嚴重的是顱骨開裂，出現嘔吐、間歇性昏迷，進而連呼吸和心跳都沒了，若非搶救及時，早就到閻王那兒報到了。
葛士成葛警醫不辦案子，通常對關押逮捕進看守所的人犯的案子沒必要了解太多，不過對霍明的案情，兩個月來他還是或多或少地從辦案人員那裡知道了一些。
霍明是開廠的，廠子不大，做些開關電器之類的小產品。不過說起開廠，這和他的妻子有關，他的妻子姓趙，原先和他同在一家市屬大廠工作，那時還是他女朋友的妻子在廠團委當宣傳幹事，霍明在下面的車間裡當技術員，一次偶然的機會，霍明的女朋友參加市電臺招考主持人，竟然沒費什麼周折就考上了，當上了電臺主持人。結婚以後，妻子設法將他弄到某局機關工作，雖然只是個小辦事員，但工作輕鬆，沒廠裡當技術員那麼苦。後來妻子又通過市裡的一個秘書長，幫霍明搞到一筆資金和貸款，辦起了小電器廠。霍明編制還在局機關，但卻幹起個體老闆。霍明人不笨，加上妻子是幹主持人、記者的，可以利用工作之便四處拉關係，小電器廠辦得倒也有鼻子有眼，錢賺了不少。不過與此同時，霍明漸漸也聽說了妻子和那個秘書長的事，起初他也沒當回事，心想幹新聞的整天在外面跑，有幾個當官的朋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加之霍明自己廠裡也忙得很，很少顧到家，所以對外面的傳言也沒在意。可沒想到妻子漸漸地很少回家，她總是推說單位忙，或是去下面縣裡採訪了，直到有一次霍明無意中翻看了妻子的手機信息，他才意識到妻子和那個秘書長已不是一般關係。
霍明雖然算是個辦企業做生意的，但從根上來說，他還是很傳統的那種人，他很愛他的妻子，自己也從不在外拈花惹草，所以知道妻子居然揹着他和別人有那種關係（雖然那個秘書長曾經對他和妻子有過那麼大的幫助），心裡窩着一肚子火。今年夏天霍明去了一趟東北，回來後和幾個朋友在外面喝了點酒，回家後洗完澡換衣服，無意中居然發現牀上有一條男人的領帶，那天妻子正好外面沒活動也在家。霍明就再三追問領帶是誰的（他自己沒這種樣式的領帶），並且又將手機短信的事搬了出來。妻子一口咬定她和那個秘書長沒什麼事，進而和霍明大吵大鬧，霍明藉着酒性狠狠地抽了妻子一個嘴巴，妻子可不是個省油的燈，順手操起一把剪刀就來戳霍明，戳霍明的手沒戳到，便向霍明的脖子戳來，這下霍明可火了，一把奪過剪刀扔了，一怒之下扯過那條男人的領帶勒住妻子的脖子，他自己感覺還沒費什麼勁，僅僅過了三四分鐘，妻子的身子就發軟了，又過了會兒，霍明摸摸妻子的鼻息，居然已氣息全無。霍明開始慌了，趕忙手忙腳亂又是擠壓胸部，又是向妻子口中吹氣，忙着做人工呼吸。可忙活了半天，妻子仍然沒有半點呼吸，連心跳也沒了，霍明這才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
他打電話報了警，打算自首，可放下電話，忽然又後悔了。的確，大凡殺了人，自首不自首，到了還是難免挨槍子。他懼怕那種感覺。所以放下電話以後，他就用牀單匆匆將妻子的屍體蓋上，隨後便逃到他和妻子在郊區的另一處房子裡躲了起來。而第二天警方一大幫人循蹤追來時，他本可束手就擒，這樣也不至於後來吃那麼大苦，但不知爲什麼——也許他害怕被人逮住，五花大綁地抓走，及至後來又五花大綁地像宰一小雞似的，拉到刑場去給斃了（碰上嚴打，說不定還要拉到街上去遊街），他害怕那種感覺和場面，也許還沒輪到挨槍子，他早就嚇得尿褲了。
要知道，他不過是個開個小廠過過日子的小老闆（過去也不過是個機關裡的小辦事員），那樣聲勢喧囂的場面，他如何承受得了？總之霍明沒等來抓他的警察破門而入，就選擇了在一片山響的敲門聲中從五樓陽臺上跳了下去，企圖以自殺來逃避日後可能給他帶來的恐懼，也就是想一跳了之。誰知偏偏老天不讓他死，或者不想就這麼便宜了他。樓下有戶人家是殺鵝的，天井裡用塑料布搭了個棚子，霍明閉眼跳下樓以後，先落在棚子上，扯壞了棚子，而後才落在院子裡，一下沒摔死。雖說沒摔死，但他落在一個竈臺上，給鐵器戳了，身上扯開了好幾個大口子，腿別折了，顱骨摔裂了，奄奄一息。
一切都安頓下來之後，葛警醫沒忘了向當值看守要了一副銬子，將渾身還裹着紗布的霍明的一條腿銬在治療牀的鐵管上，這樣進出小號基本上不用老是鎖那又厚又重的鐵門。他本來是不想管這事的，看守犯人是看守人員的事，跟他這個做醫生的有什麼關係？他把人接回來了，他就應該只管治療的事。但所裡領導講，所里人手少，就讓他同時代看着霍明，好在是在大院裡，況且霍明還帶着傷，就是讓他跑，他也跑不起來。就像抓他時一樣，警察踹開門不見霍明蹤影，再看通往陽臺的門大開，知道犯人從陽臺上下去了，大家都不急，反正不死，也跑不了。下去一看，果然看見霍明像只摔得半死的狗似的躺在那兒動不了，血從他身上各個破口處涌出來，送到醫院後，醫生像堵閘門似的，將霍明身上綻開的傷口一一合上，最後在他的腦袋上夾上了兩塊砧板大小的夾板，好像不上這兩塊夾板，腦漿會隨時從腦殼裡像豆腐花似的流出來。當時葛警醫就站在手術檯旁邊，他和那些醫生都熟，他甚至還幫着傳個剔刀，遞個剪子，幫着按住霍明抽搐的腿腳（沒打麻藥），心裡跟着發急，無論如何，作爲醫生，總不希望傷者死在自己的面前，哪怕只有一線希望。
也算霍明命大，好壞挺過來了，身上的傷口還算恢復得比較快，這些天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也開始頻繁地和霍明見面，詢問霍明用領帶勒死妻子的細節，本來葛士成是不同意法院和檢察院的人如此急於和一個傷情尚處於不太穩定的犯人接觸的，但幾位同志解釋說，實在是被害的家屬盯得緊，再加又處於夏季嚴打期間，所以纔不得不抓緊進入司法程序（法院和檢察院同時介入）。另外，或許他們也怕頭顱開裂的霍明會出現反覆，隨時會死掉，這樣殺人者算是自然逃脫了法律對他的懲處（被害家屬也十分擔心）。而身爲醫生，葛士成不願意看到霍明每次經過詢問後都汗水淋漓，有幾次竟然傷口發作，犯人變得煩躁不安，不配合繼續治療。葛警醫和法院和檢察院商量能不能過一段時間，等霍明的傷情完全穩定了，再進行調查詢問，可法院和檢察院卻婉言拒絕了。
葛警醫又向所裡反映，似乎兩個月來，包括目前仍在進行的治療，因法院和檢察院的干擾，效果大打折扣。換句話講，他葛士成就像一個工匠似的，竭力要將摔壞的瓷器重新修綴起來，可有人卻彷彿存心要將剛剛補好的器皿重又敲碎。所長聽了葛警醫的話以後一笑，說葛警醫還有點知識分子的味道，讓他別管那麼多，只要把所方該做的事做到了，作爲警醫該盡的責任盡到了就可以了，至於其他，就別管那麼多了。末了，所長稍稍壓低了一點聲音說：“到了，那霍明還不是個‘斃’字？”聽了所長這話，葛警醫的心裡一顫，覺得倒也是這個理。他再怎麼精心，包括醫院裡那些醫生費那麼大事，好不容易把霍明給救活了，可犯人的罪行擺在那兒，也就是說就算他們將“瓷器”補綴好，補綴得再完美，到了還是不可避免地要砸碎。葛警醫想想也覺得好笑，幹警醫也快二十年了，在這地方，有些事就是常常完全和醫學的概念相反。見怪莫怪？別太書生氣，他經常告誡自己。是的，除非他不打算在這兒幹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