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中衛改編、1922年改編、1924年改編，三次改編讓人民軍進入到正規化的步列中來。
中國正史上特別是北伐勝利之後的若干次改編，基本上都是圍繞着蔣系國民軍加固自己、消除異己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地爲增加軍隊戰鬥力而努力。
歷史上1937年夏全面抗戰開始時，國民政|府在名義上對中央軍和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東北軍、西北軍等各派全國陸軍進行了整編，共編成178個師（其中包括共chan黨|領導的八路軍的3個師）。總的作戰兵力在200萬人以上，相當於侵華日軍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單項性能也不差。
不過佔全軍總數三分之一的國民黨中央系軍隊雖有較多火炮，槍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協同卻很差，地面部隊與空軍更沒有戰術配合。而中國多數的雜牌軍則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戰。
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的一貫作風，又是利用內戰外戰消滅異己，作戰時故意把雜牌軍擺在危險地段，對其損失也很少給以補充。
這些雜牌軍也都儘量避戰而自保，一些無良的將領見形勢不妙還投降當了僞軍。抗戰期間國民黨先後成建制投降日軍而被編成僞軍的軍隊總數有60餘萬，其中有將級軍官58人（共*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戰中卻無一連、一營成建制投降者）。
中國抗戰時出現這種可恥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漢奸”現象，是回顧抗戰史的人所不能迴避的，分析其原因也無法單純以武器因素來解釋。
張漢卿骨子裡並沒有所謂中央軍、地方軍之嫌，如果有，那也是在正式統一之前。現在，所有的軍隊都統一在中央軍委的控制下，所以消除正統與非正統之見，老奉系與老晉系、滇系、桂系、黔系、川系、馮系、直系、皖系甚至是老人民軍系之間的差距是他特別加以注意的。
在他看來，所有的軍隊都是人民黨|領導下的國防軍，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在人民黨統戰部的協調下人盡其才，國家纔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民衆纔有愛國心和民族責任感，國家纔會真正強大。不會像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總結的那樣：日軍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以一個聯隊（團）足以擊潰一個師、擊潰雜牌軍一個師只需一個大隊！
中國對日抗戰乃至其它戰爭史都證明：在戰前和戰爭中對軍隊武器配置得是否合理，關鍵在於能否合乎國情、軍情的需要，這又反映了戰爭指揮者的戰略指導水平。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不過戰爭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縱者的素質，操縱武器的戰鬥員素質，對作戰起決定作用。
正史上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印緬遠征軍等少數部隊除外）的戰鬥能力低下，從軍事角度而論，除了武器系統性、標準性差之外，關鍵在於組織領導者腐朽昏聵，武器操縱者素質低下。
國民黨軍提升軍官主要靠私人關係而不重軍事知識，徵兵又主要靠強抓壯丁，川、黔、滇軍部隊還多是大煙槍不離手的“雙槍兵”，其精神面貌和軍事素質之糟不問可知。
中國人口衆多而財政困窘的特色，又使當權者有珍惜所購武器而輕視人命的傳統心理，加上士兵經常開小差，便捨不得消耗彈藥對其進行訓練。
當時外國來華人員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國軍”士兵手中能有先進的德、美槍支，卻赤腳穿草鞋，連一雙極便宜的防護腳的膠鞋都不發。士兵如此不受珍愛、缺乏訓練又文盲充斥的部隊，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會高。
相比之下，當年的日軍除軍官作戰組織能力較強，士兵又受到“武士道”薰陶和嚴酷訓練，步兵出征前至少還要在各種條件下打靶耗彈數百發。據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鬼子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人形目標，對技術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於國民黨軍。
雖然當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爺爺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日軍高明的戰術還是很值得學習的。戰略上蔑視、戰術上要重視，絕對有利無害。
張漢卿通過全面客觀地分析回顧抗戰期間中日雙方的武器對比，強烈感到：武器落後並不一定要捱打，落後加腐敗卻註定要捱打！
通過持續對士兵的思想教育及提高士兵的識字率，老人民軍的士兵素質普遍高於老奉系。國防大學及一系列軍事院校的成立，使入主中央組建後的人民軍師級及以上高級軍官有了一個提高的舞臺。
國防大學的前身，就是張漢卿在湖北創建的武漢軍校，這是比照國民黨孫逸仙創辦的黃埔軍校而來的。
正史上的黃埔軍校，神秘而神聖，那是中國人的心目中的西點軍校，熱播中的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更是把“黃埔崇拜”推上了頂峰。但歷史就是歷史，史實不能演繹，在張漢卿看來，黃埔軍官訓練還不如穿越前20世紀的士兵”，主要基於三方面的對比：
一是訓練內容對比。軍事訓練隨着國家軍事戰略的調整而調整，建國後這種調整已發生了7次，每一次都帶來作戰指導思想、條令條例、訓練大綱、訓練教材、考覈標準的一系列變革，構成更爲先進和嚴整的軍事訓練體系，這種訓練體系在軍閥混戰的黃埔初期是不具備的。
蔣介石時代一邊辦學一邊還要應對戰事，軍校當時所用教材、教具乃至教官，皆是零星移植而來，東拼西湊，不成體系，且與部隊編制、裝備嚴重不符。學員接受更多的似乎是精神培養和勵志教育，而在軍事訓練上則不足以令人恭維。
將黃埔軍校步兵教程與後世我軍第4代陸軍訓練大綱之步兵分冊相比較，前者內容不及後者三分之一。即便是軍官教導團，其訓練廣度與深度也遠不及現在一個步兵預提班長教導隊。
二是訓練時間對比。我軍訓練是以年度爲週期的，一個步兵入伍後，從共同科目、專業基礎科目，到合成應用訓練，需要一年的時間，翌年再度深化。入伍第一年的新兵會緊張地透不過氣來。
相比之下，黃埔軍校“最出人才”的前5期，學員在校時間（含假期）平均才9個月，訓練課程僅有《步兵操典》、《戰術學》和《地形學》等，具有濃重的“短訓”和“速成”的色彩。
9個月能幹些什麼？按現在的陸軍訓練大綱，9個月內，步兵剛剛打完3個練習的射擊，學了隊列、投彈、爆破、土工作業、單兵戰術動作等基礎科目，還沒參加過戰術應用訓練呢，尚屬“新兵蛋子”。而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已經卷起鋪蓋到部隊當連長排長去了。
三是訓練效果對比。後世的中國，僅就士兵的個人戰鬥素質來講，絕對是世界一流的。80年代我國第一次參加世界軍事五項賽，因爲沒有專業隊伍，就臨時從基層連隊抽了些官兵組團參賽，竟也一舉奪得團體冠軍。那時有一個步兵連長，連隊去了3個兵，拿了個人亞軍、季軍，回來以後繼續當兵，大家也沒覺得他們就比其它士兵強多少。
張漢卿後世曾經翻閱了舊中國幾所軍校大量的訓練資料和照片，感覺是，對當時軍校學生的訓練素質不可估計過高，尤其是與鄰國日本的軍校在訓練上相距甚遠。當時日本軍校的訓練，系統到把剖腹自殺也列爲訓練內容！
筆者還記得其教材上對自殺動作要領的規述：“面向天皇方向跪地，刀身斜立於腹前。左手握刀上部，右手裹絹握刀中部，用力刺入下腹，遂轉刀刃向右橫拉，以切斷腹腔主動脈……”
應當說，正史上抗戰初期中國軍隊的退敗與兩軍訓練上的差距是成因果關係的。不過無論如何，黃埔軍校都是中國軍人心中的一塊豐碑，一首昂首闊步的軍事史詩。抗戰時期，從黃埔軍校走出的4萬1千餘將士中，抗戰陣亡達2萬餘人之多！
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所軍事院校都不曾有過的犧牲！
張漢卿以無與倫比的熱情對組建國防大學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他之所以調遠在武漢的楊傑入北京、作爲新籌建的國防大學未來的校長，就是看中了他在軍事戰略上的遠見和軍事學說上的造詣。
與此同時，在難得的和平時期裡，張漢卿把軍隊裡一大批能打仗有想法的高級將領們分批次作爲教員兼學員以充實教師隊伍。
他在近期的目標是少將級以上高級軍官都要進入中國最高的軍事學校----國防大學系統學習至少6個月的軍事戰略和6個月的合成指揮訓練；
團級軍官都必須在各軍校學習至少6個月，並在未來嚴格限制非軍校生進入這一職位，以使指揮系統的能力跟得上世界軍事發展的脈絡；
下級軍官要逐漸達成文盲率在10%以下的目標。
這樣，通過軍官的素質提高，從而提升部隊的戰鬥力。
不過在現代戰爭中使用武器對抗，除了單項性能對比外，還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戰要求力爭達成最優化。
日本作爲一個以組織力精強稱雄世界的工業國，在正史上侵華戰爭前已跟蹤國際上現代戰爭發展的要求，對軍隊裝備進行配置，具體表現爲陸海軍之間、航空兵（當時日本航空兵分隸陸海軍而沒有獨立的空軍）與地面部隊及艦艇之間、陸軍和步、炮、騎、裝甲兵之間，武器使用能達成有機結合，戰時有較好的火力協同。
中國近代軍閥部隊的結構落後，重要表現又在於內部多是單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組建規劃性差，且缺少協同作戰意識和訓練。這樣多而雜亂的部隊往往會敗於少而精強有序之敵，這也是目前人民軍的軟肋。
要整合全部資源需要時間，問題是日本人會給中國充分的時間來完成這個任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