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之所以敢於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來十分“苛刻”的諸項要求，是因爲準確地把握了局勢。
儘管一戰結束後，英國作爲得勝國又獲得了大片委任統治地，帝國版圖得到進一步擴展。但是這只是表象：
由於在大戰中英國受到巨大損失，損毀船舶800萬噸，佔商船的70%以上，海軍的死亡人數達27215人。一戰後英國喪失了長期保持的海上霸權，經濟實力下降，對殖民地的統治力量削弱，維持龐大的殖民體系已力不從心。
同時，在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推動下，殖民地的民族皿煮意識進一步增強，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高|潮，英國殖民體系遭到極大衝擊。
如1921年英國被迫允許愛爾蘭南部26郡脫離統治享有自治權，英國國名也由“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改爲“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1922年“華夫脫”黨|領導埃及獲得初步的獨立。一些自治領，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由於在一戰期間參戰支持英國，給予英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這提高了自治領要求與英國平起平坐的籌碼。
有人評價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雖勝猶弱”，“贏得戰爭輸掉優勢”。大戰確實使英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戰爭期間，它損失了1／3的國民財富，失掉了50％的商船隊，變賣了1／4的海外資產。大戰使英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爲一個負債累累的債務國，債務從1914年的6．5億英鎊，增至1920年的78．28億英鎊。
債務的激增還使英國金融中心的地位動搖，使得原來在國際市場上起着共同貨幣作用的英鎊受到美元的衝擊，英國利用英鎊對世界進行財政剝削的支配地位削弱。
因此，戰爭使英國的經濟實力遭到嚴重削弱，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和帝國統一的根基開始動搖。儘管英國政|府採取保護關稅、失業保險和移民海外的政策，但經濟發展仍然困難重重。
這次大戰也改變了英國和日本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實力對比：英國力量逐漸衰落，而日本卻借“天佑之機”發展壯大了在遠東的力量，並取得獨佔|中國的優越地位。
由於英日因實力對比發生變化而帶來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戰爭結束後，它們重新確立了各自對遠東和中國的政策。
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民族解放運動日益高漲，猛烈衝擊着英日的在華殖民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從維護各自的殖民權益和鎮壓中國革命出發，英日在華展開了既合作又爭奪的拉鋸戰。
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後，它們開始調整在遠東的政策，英國對日本實施既遏制又安撫的政策，對中國繼續執行帝國主義政策，但是同時呈現外交撤退趨勢；而日本則展開了“協調外交”和對華“不干涉”外交，實質上呈現出外交進攻趨勢。
因此，面對漸漸強大的中華民國，作爲老牌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在處理涉及中國的東亞問題時漸漸力不從心，這從他們在“五卅”慘案的處理及善後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國也只能對日本在亞洲的蠶食中國東北無能爲力甚至默許。
在歐洲大陸玩“均勢外交”它在行，可是在東亞只有一個龐然大物的中國，它的這些招數就玩不轉了。以前軍閥混戰時還有支點，現在各路諸侯都歸於人民黨的領導之下，各個擊破的策略就不行了。
如果中國真的鋌而走險和它進行全方位的經濟對抗，它拿什麼來進行反制呢？
戰爭？國民已經厭戰了、財政已經破產了，關鍵美國能同意嗎？戰爭的進程能控制住嗎？上百萬的人民軍能夠戰而勝之嗎？
日本和英國共同製造了“五卅慘案”後，全中國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特別是反英運動。狡猾的日本政|府在起初也信誓旦旦地要協助英國共同反華，但是當英國疲態盡顯時，它也悄悄地轉了身----它在中國的損失不容得它繼續留在反對的陣營中。
如果說在以前，它完全可以無視中國的立場，因爲一個鬆散、弱小的民國政|府根本不敢阻擋它對中國經濟的掠奪。
但是在1916到1919年的四年間，日本對華出口增加159.6%，在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由1913年的23%上升到1918年的43.5%，對華投資額由戰前第四位躍升到與首位的英國不相上下，其商船總噸位達51.3萬號，攀升到世界第三。
一句話，現在的中國是它的恩主。
得益於中國物質極不豐富、而工業能力越來越規模化的現實，中國的市場完全可以用國貨來鋪墊，也完全可以忽視外來商品的影響，現在是日本需要中國而不是相反。如果沒有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日本的經濟會一落千丈，這是無疑的。
而人民軍龐大的家底也讓日本政|府望而卻步。沒有直接交過手，不知道底細。但是以它的組織能力和漸成體系的實力，即使激進的日本軍界也不敢打保票能戰而勝之，還必須是一戰而勝之。不然，光用拖字訣就可以讓日本陷入經濟的泥潭裡。
這也是日本只敢縮在英國後面作手腳的原因，形勢一不大，它立即溜之科也。通過實施雙重政策，它較早地從反帝運動中脫了身，並考慮如何進一步在華進行經濟侵略。
英國對日本的行爲極爲不滿，但是，陷於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開始考慮有限地調整對華政策。
隨着人民黨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國政權，人民軍在軍事上（從兵員及裝備上可以看出）以前所未有的強大，中華民國在經濟與工業上呈現了飛速發展的潛力，這一切都使張漢卿顯得異乎尋常的強硬，讓英國在此次談判中不佔有半分好處。
張漢卿對英國人的底細是非常清楚的。
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發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
英國貿易額仍一直佔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品出口佔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爲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
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
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爭經費爲由，對進口汽車、鐘錶、樂器和電影等徵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戰爭結束後第7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徵，而且範圍有所擴大。
英國工業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於有國際投資利潤迴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
隨着人民軍在軍事上力量的增加，單純從軍事上給予恐嚇已不能抑制民國政|府對英政|府的強硬。而在經濟上，民國主要依靠刺激內需（主要是國家壟斷的力量建交通、工業、農業等）而非貿易的擴大，使英國在財稅上的籌碼越來越微弱。
面對張漢卿的強硬，英租界當局不得已用了另一個絕招。
張漢卿進入上海未滿10天，一個嚴重危機----通貨膨脹便步步逼近了。這也是帝國主義導致的禍害。
本來中國是銀本位的國家，白銀在中國是貨幣；但是由於歐美等國早已實現了信用貨幣制度，白銀在他們爲資產。
當國際貿易平衡時，這種危害還不能顯現，但當外國有意顛覆中國的貨幣政策時，通過國際市場上的銀價漲跌，便極有利於達到對方的目的。
在中國政|府與英國通過經濟拉距戰達到政治目的的時候，英國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壟斷或主導地位，別出心裁地導演了一場金融戰。
6月2日，倫敦期貨市場上銀價暴跌，消息傳到上海，引起證券市場一片譁然。接着銀元價值被嚴重低評，引起物價飛漲。
初時張漢卿並不以爲意：銀元畢竟不是紙鈔，那是貨真價實的硬通貨。在中國對外依賴程度還不高的現在，只要中國不發生大的災荒，糧價穩定，金融基礎就是穩定的，這是常識。
可是從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積”熱。因爲中英之戰有越來越熱之勢，特別是黃浦江上的英國軍艦開始炮擊以後，以英資爲首的外國資本紛紛轉移資產，租界內外實業家們一方面亦將財產轉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應付可能的物資短缺。
謠言越來越烈，市民們加入搶購行列。繼爾滬上陷入了屯積糧食、藥品的經濟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隊購大米，而米庫一面宣稱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積居奇，以賺取更大利潤。
這樣一來，市面更見緊張，米、布、鞋、鹽、食用油價格均應聲而起，到最後連民用煤炭價格也飆升----雖然現時已處盛夏，基本上除了發電廠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