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文獻資料之八
附錄：文獻資料之八
有關前蘇聯大清洗的文獻摘編
前蘇聯的大清洗是在蘇共中央的領導下，由斯大林個人錯誤發動的一場大規模鎮壓反對派的運動。在大清洗中，有上百萬無辜者遭受*，它對蘇共和蘇聯各族人民乃至國際共產主義事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也是人類二十世紀曆史上的重大悲劇之一。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時許，斯大林主要助手之一，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在列寧格勒布爾什維克黨總部被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成員尼古拉耶夫開槍打死。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
1886年3月15日生於烏爾茹姆城，1904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他在託姆斯克和北高加索地區領導反沙皇專制的鬥爭，多次被逮捕。
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參加彼得格勒武裝起義。1921--1925年擔任列寧格勒第一書記。在三十年代初，他的威信達到了頂峰。
在蘇共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基洛夫被選進黨的最高領導機構，集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成員於一身，而以前只有斯大林一個人做到過。
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出自內心的激情，自發地向基洛夫發出經久不息的暴風雨般的掌聲。基洛夫的發言雖然被安排在最後，但當基洛夫發言時，代表們卻全體起立，站着向他鼓掌。基洛夫成了全黨的寵兒，成爲威望僅次於斯大林的領袖人物，人們甚至稱他是列寧唯一的忠實繼承者。
基洛夫被害後，蘇聯政府在12月22日發表偵察通報，認定兇手尼古拉耶夫是季諾維也夫政治反對派的地下政治恐怖組織“列寧格勒總部”成員，其最終目的是暗殺斯大林等高層領導人。
偵察通報公佈後不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0餘人被逮捕，並被判處5至10年徒刑，尼古拉耶夫於當年底被槍決。
1935年1月，斯大林發動了大清洗，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名義，在致全黨的秘密信件中要求各地動員所有的力量擊潰敵對分子，“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粗心大意”。（實際上大清洗這時候就開始了，因更大規模的大清洗從一九三七年開始，一九三八年結束，故歷史學家將大清洗的時間定位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
此後，在莫斯科舉行了三次引人注目的大審判：
第一次在1936年8月，被審判的是所謂的“列寧格勒總部”陰謀集團，季諾維也夫等16人被槍決。
第二次在1937年1月，被審判的是所謂的反革命組織“平行總部”，皮達可夫、拉狄克等17人被槍決。
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審判的是所謂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團”，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槍決。
另外，在1937年6月，還審判了一批著名的紅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烏博列維奇等8人），罪名是參加“反蘇托洛茨基軍事組織”和“德國間諜”。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早期領導人，曾長期在列寧的領導下工作，是列寧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列寧逝世後，他們與斯大林一起主持黨和國家的工作。不久，他們與斯大林爲首的黨內多數派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新經濟政策、無產階級國家的蛻化危險、中國革命等問題上產生重大分歧，成爲斯大林眼中的反對派。
皮達可夫，14歲投身革命，曾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後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基輔委員會主席。十月革命後任國家銀行總委員（董事長）。國內戰爭時期，他是傑出的紅軍組織者和指揮員。皮達可夫的傑出才能表現在經濟建設方面，曾出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席，是工業生產指揮的靈魂。列寧臨終前口述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僅提到6位黨內最著名的領導人，其中就有皮達可夫，當時他才32歲。他在二十年代中期曾積極參加反對斯大林冒進路線的活動。
布哈林，新經濟政策的理論闡述者和貫徹者之一，曾一度成爲斯大林的左右手。但是，自斯大林等人在1928年前後提出了關於國家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階級關係變動、階級鬥爭尖銳化等一系列新理論並採取一系列新政策以後，圍繞着如何實現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問題，展開了兩種不同意見的爭論。一種意見是以斯大林爲首，另一種意見以布哈林爲首。布哈林被槍決前是《消息報》的主編。
事實上，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根本目的是要消滅黨內的反對派和潛在對手，維護其政治統治地位，製造個人崇拜。
三十年代中期的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蘇聯。儘管基洛夫的威信已經使他的遇害能夠讓人羣頭腦升溫，但斯大林還是要親自審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並最後確定能否進行公開審判。
斯大林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爲負責刺殺基洛夫的具體組織者，列寧格勒內務分局副局長扎波羅熱次露了餡，他爲了讓兇手，一個普通的無業遊民尼古拉耶夫儘快作出有用的“坦白”，親自對其進行審理，沒想到穿上軍裝的他，卻被尼古拉耶夫一眼認出，正是面前的這個人，在行刺前兩個月，由他的朋友介紹與自己認識，而正是在這個“朋友”的慫恿下，自己才殺害了素不相識的基洛夫。
這一切怎能讓一代領袖斯大林放心呢？尼古拉耶夫畢竟是一介草民，在斯大林的直接過問下，他的工作很快做通了。
儘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非等閒之輩，但他們對生命的渴望，以及對斯大林抱有的幻想，當斯大林答應保留他們生命時，他們便開始誣衊自己了。然而，他們太天真了，此時的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勝利，使過去的對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徹底崩潰，他需要的是復仇，並且靜觀獵物在他復仇的火焰中掙扎，最終從肉體上將他們消滅。就這樣，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屢屢得手，出現了法學界從沒有過的被告和原告非常成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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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在臨終前對斯大林有過這樣的的評價：“他是一個粗暴的人。”
但是，列寧的威信使得在列寧時代的斯大林在個性方面十分的收斂，他的偏執、任性、獨斷和猜疑，列寧是無法預見的。
當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絕不僅僅止於過去的反對派或同反對派有牽連的人。那些對大清洗表示懷疑、不願積極跟着跑的許多幹部、敢於堅持原則、不願人云亦云的許多黨員也都遭了殃。而別有用心人的誹謗、胸懷野心人的泄私報復、剪除比自己強的競爭者，以及奸佞小人的陷害忠良、仗勢欺人等種種罪惡行徑，更是層出不窮。加之一人遭殃，禍及九族，這樣被*的人數自然越來越多。在斯大林執政期間，大約有1500萬人蒙受不白之冤。其結果是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列寧的戰友幾乎都被從肉體上消滅。
列寧參加的最後一次黨代會（蘇共十一大，1922年召開）選出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處決、暗殺和流放。
據統計，從1919年到1935年，聯共（布）中央先後選出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死於黨內鬥爭。被稱爲勝利者大會的蘇共第17次代表大會（1937年舉行）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83名被逮捕和槍斃，出席這次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許多人隨後被殺掉。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到槍決，1936至1938年，蘇共一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
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大清洗期間，蘇聯全國上下瀰漫着一片恐怖氣氛，黨內外人人自危。爲此，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等人鑑於此向斯大林提出停止清洗運動。
由於大清洗的目的已基本達到，斯大林於1938年7月下令撤銷內務人民委員會葉若夫的職務，由貝利亞接任以中止大清洗。
1940年4月1日愚人節這一天，葉若夫以“毫無根據地鎮壓蘇聯人民罪”被處決，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大清洗終於在處決替罪羊的槍聲中逐漸平息下來了。
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悲劇，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寧創建的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猶如一顆新星刺破蒼穹，劃出人類理想社會的軌跡。但是，當時的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仇視包圍下，猶如汪洋之中的孤島。
戰爭結束後，蘇聯長期遭遇到以資本主義國家爲主導的國際社會的封鎖、孤立和拒絕承認，面臨的外來入侵、顛覆、破壞的巨大威脅。
這個新生的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生存。
因爲它是一個工業基礎落後的國家，急於求成的衝動，使它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錯誤地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制度所公開宣稱的最根本優勢和特徵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犧牲。
這個時刻，面臨外來侵略、顛覆威脅的蘇聯，必須長期保持戰時的專政體制，在一種內外高壓的環境下，才能凝聚這個國家。
大清洗正是在那樣一個後人很難想象的艱難、險惡的生存環境下發生的。
大清洗髮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社會發展和實踐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後，斯大林爲維護“一言堂”，製造對自己的“個人迷信”，極端錯誤地將黨內和國內各種不同意見，上升爲威脅蘇維埃政權的敵我矛盾，予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任何一個政黨的領導者，一旦把正常的黨內意見和爭論視爲敵對，並且用對待敵人的辦法進行消滅，最後都會對國家，對民族，也對政黨自身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和不可饒恕的罪行。
斯大林時代大清洗的導火索似乎一切都始於基洛夫。
他的遇刺，迄今難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卻是大清洗的直接導火索。
基洛夫在擔任蘇共政治局委員（蘇共無政治局常委）、列寧格勒州委書記時，他在黨內資格不老，卻擁有極高聲望。他是當時蘇聯政治局委員中，惟一還敢走進工人、羣衆中發表演講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爾尼宮內近距離槍殺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後供稱，刺殺動機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糾葛。
基洛夫之死最廣泛的一種說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的。
因爲基洛夫迅速上升的聲望威脅到了斯大林的聲望。其實，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親密政治盟友，他擔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戰勝黨內對手季諾維也夫後，在對手勢力範圍內“摻沙子、甩石頭”的安排。
基洛夫並非手軟之輩，清洗季諾維也夫的勢力、消滅富農，他一點也不含糊。他用25萬勞改犯完成白海----波羅的海的運河工程，當時已經被稱爲白骨與鮮血的運河。
斯大林親自爲辦理基洛夫案的內務部負責人雅戈達指示方向：政治謀殺。
雅戈達在極短時間內，將數千人流放、判處徒刑，槍決了一些人。
斯大林的政敵、已經倒臺的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爲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
但是，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結果。
於是，全新的人馬重審基洛夫遇刺案。一年後，案件終於有了令斯大林滿意的結果。
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閤中心案”在莫斯科開庭。
審判公開進行，全蘇聯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羣衆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還想謀殺斯大林，甚至謀殺全體政治局委員。
人民羣衆不斷被組織參加各種聲勢浩大的政治*，或者憤怒的聲討犯罪分子，或者熱烈的慶祝又一個反黨集團被摧毀。
僅有*和表態是不夠的，人民羣衆必須知道，這將是一場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1937年2月，蘇共全會發布斯大林的號召：“拋棄舊方法，即辯論的方法，採用新方法，即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堅決鬥爭。”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獲基洛夫遇刺案的東風，及時爲運動指明繼續鬥爭的方向：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和“右傾派”，等等，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
於是，熱情高漲的人民羣衆進入相互檢舉揭發階段，蘇聯各地都遍佈着大大小小駭人聽聞的陰謀和犯罪。不過，對普通人來說，更多時候，是一輛黑色轎車停在樓下，他們戰戰兢兢等待那個恐怖的敲門聲，最後驚喜地發現，原來是鄰居一家從此消失。
官方歷史上，大清洗被稱爲“肅反”，當不得不面對驚人的濫殺濫捕無辜問題時，有一個含混、曖昧的詞被髮明出來：肅反擴大化。其意不難理解，肅反是對的，只是具體操作時，範圍上失控了。
斯大林對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剪除，其實並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至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就有25萬人被開除黨籍。
大清洗在蘇共塑造了一種恐怖文化，黨的高級幹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輛汽車，因爲容易被懷疑爲陰謀聚會，他們不敢也不會有真正的私人友誼。除了斯大林，他們不敢邀請同事到自己家吃飯，就是到斯大林家吃飯也令人膽戰心驚，雖然誰都渴望那個位置，正如布爾加寧所說：“你永遠不知道從那個座位離開後你會去哪裡，是回家還是監獄。”
大清洗完成了蘇共的政治大換血。列寧時代的蘇*員相當多數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雖然對管理一個國家並無經驗，但對建設一個理想社會卻充滿熱情，他們有着老布爾什維克樸素的正義感和對黨的忠誠。
到了1939年，蘇*員幹部中，80％是列寧死後才加入蘇共的，他們是通過吸收斯大林修改過的歷史和各種宣傳物品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他們的心目中，除了列寧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領袖幾乎全是叛徒。
換血前的蘇共，相信“黨的一切都是對的”，換血後的蘇共，相信“黨的領袖的一切都是對的”。蘇共換血後最可怕的質變是，黨的新成員們已經習慣於告密和揭發，習慣於看領導的眼色行事，習慣於通過出賣靈魂的方式，獲取物質和權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絕對正確歷史地位的塑造。
1938年，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謊言堂而皇之進入歷史，成爲影響數十個國家幾代人的歷史教材。
在大清洗期間，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157萬人被判刑，約69萬人被槍決，約7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
“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於1000萬人。這意味着，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1000萬人被送進了“古拉格”的監獄。
摧毀東正教曾是列寧遺願，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就完成了對東正教的系統摧毀破壞，但是，各地仍然有宗教勢力在暗中活動，大清洗期間，有16.5萬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萬人被槍決。
作爲一個階級，富農雖然在幾年前近乎內戰的集體化運動中被徹底消滅，但是，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發佈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兇”和其他反蘇聯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體上還活着的前富農及其家屬依然必須肅整。
爲應付將來戰爭中可能出現叛徒民族，必須提前對那些不可靠的民族進行重點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蘭人，其次是烏克蘭人，在集體化中瘋狂反抗的高加索諸民族和中亞各民族也許最危險。
爲了更高效率地“肅整階級敵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達指標任務。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3.5萬人，槍斃其中的5000人。
每個蘇聯人是生還是死，都取決於斯大林的一支筆。
前蘇聯歷史學家伏柯格諾夫發現，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單上的簽字記錄， 他全部簽署“同意死刑”意見的名單上的5000人，此時還竟然沒有被正式審判。
爲紀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爲紀念那些在蘇聯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索爾仁尼琴在其偉大著作《古拉格羣島》卷首，寫下這樣的獻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爲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道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蘇聯紅軍公認最天才的將領，也是紅軍真正的靈魂。他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經遠遠領先於西方的同行。
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是，1936年德國安全局領導人海因裡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有人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今天並無確切答案。
三十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大林對蘇聯軍隊中的幹部清洗更是驚人，幾乎清洗掉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據統計：
5個元帥中3個被殺， 4個一級集團軍司令員中3個被殺，12個二級集團軍司令員全部被殺，67個軍長中60個被殺，199個師長中154個被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被殺，16個一級和二級集團軍政治委員全部被殺，28個軍政委中25個被殺，64個師政委中58個被殺，中下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
這樣慘重的損失對軍隊造成的創傷是不言而喻的。這個苦果造成蘇軍二戰初期缺少足夠數量的有實戰經驗的傑出指揮員，面對德軍的突然進攻，羣龍無首，手足無措。
蘇軍將領格里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事件就發生在斯大林判斷戰爭即將臨近之時。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臉面。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
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是，開戰初期1年半的時間裡，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以外所有參戰大國的總和。
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土縱深，沒有高達4000萬可服役後備兵源保障，沒有盟國的巨大物質援助，很難想象蘇聯能拖垮納粹德國。
當然，也許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蘇維埃體制本身，只有這種體制，一個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資源投入到戰爭中，才能承受難以忍受的傷亡，才能承受難以想象的苦難。
蘇聯對德國的勝利，最簡單的證例就是婦女和兒童只有一個土豆果腹時，卻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中修築工事、建設工廠的體制，是對日耳曼婦女“專門在家生產教育優秀後代”體制的勝利。
大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
正視這段歷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曾作過嘗試，但是，他的秘密報告一經披露，就在整個世界引起空前的地震。
他後退了。
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志們只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當年蘇聯的一切都離不開斯大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都與斯大林無關了，只有罪惡才屬於斯大林。
至於爲大清洗受害者的*，還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爾巴喬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啓大清洗的重新調查。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
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贊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註定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制性政治氛圍，一種懷疑周圍充斥着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啓動就會自動運行。
斯大林不見得是大清洗真正的創造者，只是發揚光大者，大清洗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
在蘇聯，大清洗隨着這個國家的解體才真正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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