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張春橋提出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口號，知識分子被臭罵爲“臭老九”。鄧小平剛一恢復工作，馬上提出應該尊重知識分子，重視知識分子的巨大作用。
鄧小平還強調了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作用。鄧小平說：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要承認落後，承認落後就有希望了。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
也正因爲鄧小平重視知識，重視人才，重視科學技術，重視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復出之後，主動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鄧小平後來在1977年8月8日這麼談及：
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着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着手。
鄧小平畢竟擁有極爲豐富的政治經驗，所以他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談話中，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見解。
《人民日報》的內部材料驚動了華國鋒
1977年5月的變化是巨大的：
3日，中央轉發了鄧小平的兩封信；
6日，鄧小平“出來”；
24日，鄧小平尖銳地批判了“兩個凡是”。
也就在1977年5月，一樁發生在幕後的事，使華國鋒極爲不快：人民日報社有人整理了一份材料，使華國鋒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生動搖……
在1977年5月1日，華國鋒發表了長篇重要理論文章《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華國鋒的這一文章，是以“學習《選集》第五卷”的名義發表的。
《選集》第五卷，是在1977年4月15日起在全國發行的，首批便發行了2800萬冊！
《選集》第五卷，其實收入了許多反映晚年“左”的錯誤的文章。華國鋒卻號召掀起學習《選集》第五卷的，實際上是通過這一學習，把晚年的許多“左”的思想作爲思想灌輸到千千萬萬中國人的頭腦之中。
在編輯《選集》第五卷時，編輯們很注意刪除有礙“兩個凡是”的字句。例如，《選集》第五卷中，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原本有一句：
列寧說，世界上沒有人不犯錯誤。我也犯過錯誤，而且從錯誤中得到好處。
這句話，顯然與“兩個凡是”格格不入。因爲“也犯過錯誤”，那就是說，的話未必“句句是真理”，內中也有錯話。於是，的這句話，在公開出版的《選集》第五卷中，再也找不到了！
中央在1977年4月7日發出了關於組織學習《選集》第五卷的決定。華國鋒在5月1日發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一文，實際上也就是點明《選集》第五卷的“主題”——學習《選集》第五卷主要學什麼。
華國鋒強調指出：
貫穿在《選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原理，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時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下去。
華國鋒這樣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
經過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實踐，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武裝了我們的黨，武裝了廣大羣衆。由於有了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黨在廣大羣衆的積極擁護下，及時地粉碎了“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悲劇沒有能在我國重演。我們黨粉碎“四人幫”，是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的又一偉大勝利。
爲我們黨制定了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把社會主義革命繼續進行到底的路線。
這樣，華國鋒就把“兩個凡是”加以闡發，把“照過去方針辦”加以闡發：“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
華國鋒最要“維護”的是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照的“過去方針辦”，內中最主要是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辦。所以，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成了華國鋒的理論支柱。
就在華國鋒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一文發表不久，《人民日報》卻在該社內部刊物《情況彙編》上刊登《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調查，宣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並不是的原話。
《人民日報》的《情況彙報》，是印發高層參考的。這下子，在高層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這份來自《人民日報》的材料，着眼於揭批“四人幫”，據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不是提出的，卻是康生、陳伯達、“四人幫”所“僞造”的！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不是的理論，那就意味着華國鋒的理論支柱要倒塌！因爲“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身是否正確倒是次要的，對於華國鋒來說，這一理論是不是的理論卻是至關重要的。按照“兩個凡是”，只有對的理論，才“堅決維護”。倘若不是的理論，華國鋒就不能“堅決維護”並用作理論支柱了。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怎麼會是康生、陳伯達、“四人幫”一夥所“僞造”的呢？
據查，在所有的講話、所有的文章以及批示中，從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樣的提法。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提法，最早出現在1967年11月6日中央兩報一刊爲紀念蘇聯十月革命50週年所發表的社論《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之中。社論結合當時蘇聯的情況，指責赫魯曉夫背叛了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指出：
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了政權。逐步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給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歷史教訓：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除了防禦國內外敵人用武力顛覆政權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從內部來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走上
“和平演變”的道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事業的背叛，充當了國際無產階級最大的反面教員。從這個意義上說，給赫魯曉夫一個一噸重的“勳章”，他是當之無愧的。
社論接着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同志對國際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系統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不但總結了正面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反面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同志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
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社論分6方面論述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自從這篇社論問世以來，中國的報刊就不時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且都把這一理論說成是提出的。這一社論是根據康生的點子，由陳伯達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提法，是起草者提出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6個要點，也是起草者用在各種場合下講的話，串在一起編成的。最令人驚訝的是，下面的這段話，並非的原話，在社論中卻用黑體字排印：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按“文革”慣例，只有的“最高指示”，才用黑體字排印。此後，這段話被作爲“語錄”廣泛引用。
由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全面專政論”正符合了晚年的“左”的思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所以在社論寫好後，送審閱時，同意發表。
這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革”中後來被寫入黨章，甚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很符合華國鋒的“左”的思想，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爲最重要的理論加以繼承。
在批判“四人幫”之際，《人民日報》理論部知道內情的人，便把那篇社論起草的內幕捅了出去。很快地，《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接到一位高層人士的電話，批評他們不應該把這樣重大的事情捅出去。因爲這件事直接關係到華國鋒的威信，關係到華國鋒的“理論基礎”……
那位高層人士說，雖然那些話是陳伯達加的，但是是同意的，還說“加得好”。所以，不能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是的理論……
但是，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人們開始對華國鋒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議論紛紛——儘管當時許多人的認識還只是從“兩個凡是”出發，停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不是提出來、要不要執行這一點上，尚未去思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身的是非……
鄧小平成爲“第三號人物”
鄧小平只是出來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學和教育工作，但是他還沒有正式恢復職務，也沒有在公衆場合亮相。
兩個月後——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
葉劍英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說過一段對華國鋒寄予厚望的話：“領導要穩定。這對我們黨的事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宣傳華主席，擁護華主席的領袖地位，這是革命賦予我們的責任。”
鄧小平出現在十屆三中全會會場。
後來，在1982年9月18日，鄧小平曾這樣回憶說：
我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九個月，即1977年7月纔出來工作的，到那時我才能參加中央會議。
這次中央全會作出了四項重要決定：
第一項，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中央委員主席、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定》。
第二項，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定》，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第三項，通過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第四項，同意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贊同中央政治局爲這次代表大會所做的各項準備工作。
在這四項決定中，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是早已所料之中的，唯有第二項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引起的震動最大。
這時，中央主席爲華國鋒。
中央副主席的變化較多：
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副主席原本爲5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1975年1月，李德生辭去中央副主席職務，中央副主席減爲4人；
1975年1月，增選鄧小平爲中央副主席，中央副主席仍爲5人；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中央副主席減爲4人；
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中央副主席減爲3人；
1976年4月，撤銷鄧小平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中央副主席減爲2人；
1976年4月，增選華國鋒爲中央副主席，中央副主席增至3人；
1976年10月，由於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也就不擔任副主席了，使中央副主席減爲2人；
1976年10月，由於王洪文被捕，使中央副主席實際上只剩葉劍英1人（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職務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才被正式撤銷）；
1977年7月，在十屆三中全會上，由於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央副主席職務，使中央副主席增至2人，即葉劍英、鄧小平。
這樣，鄧小平一下子成了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的“第三號人物”——實際上，由於葉劍英年事已高，鄧小平很快就成了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
這樣，在十屆三中全會之後，形成了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三駕馬車”式的新的領導核心。這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13人（按姓氏筆畫爲序）：
鄧小平.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德生。
在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中，地位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是汪東興。
鄧小平從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蹟般第三次復出，一時間成了世界上的“熱門話題”。
不過，這時鄧小平只是剛剛恢復職務，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仍佔統治地位。
在華國鋒的主持下，這次會議認爲“華主席、黨中央提出的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的勝利成果，達到天下大治的戰略決策”，以及爲實現這個“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確的。
這次會議還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貫徹執行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這實際上是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把“**”中的“左”傾錯誤理論和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下來。
會議雖然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但是仍然認定“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甚至還認爲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決定的，因而是必要的——雖說隨着鄧小平的恢復職務而從此不再繼續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會議還認爲“四人幫”是一夥“極右派”，推行的是一條“極右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也就號召全黨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幫”實際上是一夥極左派，並非“極右派”。十屆三中全會是爲召開十一大作準備。在會上，印發了華國鋒將在
十一大作的政治報告。華國鋒政治報告的基調，便是“兩個凡是”。
有一個省“革命委員會”的主任，看了華國鋒政治報告稿，吹捧道：“華主席的政治報告，字字句句閃金光！”這話上了會議的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