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其快捷的傳播速度，在電視還很不普遍的年月，顯得非常重要。《人民日報》則是中央機關報，是中國輿論界的“帶頭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當時，不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是《人民日報》，都在“輿論總管”姚文元的嚴密管轄之下。在這些重要的新聞傳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儘管姚文元已經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幫”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獲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廣播，只消幾分鐘，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
須知，當時僅僅拘捕了“四人幫”以及毛遠新，“四人幫”還有衆多的幫派骨幹在各地，還在各個部門。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裡的“四人幫”幫派骨幹，正在摩拳擦掌、調兵遣將，要求“同志擔任中國主席”……
葉劍英最初的打算是嚴密封鎖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先保密兩個月，不讓外界知道。“先保密兩個月”，顯然是爲了爭取時間，逐步解決各地、各部門的“四人幫”幫派骨幹。
葉劍英說，這是按照“跑時的辦法辦”。所謂“跑時”是指1971年9月13日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當時封鎖了消息，實行嚴格保密。葉劍英這時打算採用當年的辦法。
葉劍英選擇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去完成這兩項重大使命──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耿飈這人，在《選集》第四卷《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一文中，這麼提到他：
我華北楊羅耿兵團以九個師包圍三十五軍三個師，是絕對優勢。
所說的“楊羅耿兵團”，也就是楊得志、羅瑞卿、耿飈所領導的兵團。這個兵團是1947年7月在晉察冀新組建的野戰軍，司令員爲楊得志，政治委員是羅瑞卿，而耿飈爲參謀長。
楊得志曾這樣談及他的“老搭檔”耿飈：
我和耿飈同志相識多年了，我倆都是湖南醴陵人。長征到達哈達鋪，紅一團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一大隊，我任大隊長，他任參謀長。從此以後，在晉察冀野戰軍、在華北野戰軍二兵團、十九兵團，參加平津戰役、打太原、攻蘭州，進軍大西北到寧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前期，我們一直在同一個單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員，他任參謀長。耿飈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參謀長，他那過人的記憶力和大戰之中清醒的頭腦，是許多老同志所稱讚的。
耿飈在1925年加入中國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
此後他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師幹部教導隊隊長，第一軍團團參謀長、團長、師參謀長。在兩萬五千里長徵時，耿飈是前衛部隊紅四團團長。在抗日戰爭中，他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和參謀長。1944年後，擔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
耿飈和葉劍英結下深厚友誼，是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1946年1月，葉劍英作爲“軍調處執行部”的代表前往北平，耿飈擔任方面交通處處長、副參謀長，與葉劍英共事。所以，耿飈成了葉劍英的老部下。那時，耿飈隨代表團住在北京飯店，而葉劍英則住在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精明的耿飈居然在葉劍英住處發現了國民黨特務埋在地毯下的竊聽器。葉劍英把國民黨代表約到翠明莊來，耿飈當場掀開地毯，挖出竊聽器，使國民黨代表十分尷尬……
在國共和談破裂之後，耿飈出任第19兵團副司令兼參謀長，作爲“楊羅耿兵團”的三巨頭之一，轉戰華北、西北。耿飈是正兒八經的將軍，可是，後來耿飈卻奉命“改行”，去當外交官了。他先後擔任了中國駐瑞典、巴基斯坦、緬甸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在“文革”中，耿飈被打入“牛棚”。
當九大即將召開時，外交部的黨員們選耿飈爲九大代表，可是外交部卻有人藉口耿飈尚在“牛棚”，還在接受“審查”，把耿飈的名字從代表名單中劃掉。此事被周恩來獲知，報告，同意把耿飈列入九大代表名單。這下，耿飈也就結束了“牛棚”生活。
於是，在1969年5月，耿飈被任命爲駐阿爾巴尼亞大使。
1971年1月，耿飈因病回國休養。病癒後，經周恩來提議，任命耿飈爲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耿飈爲人正直，上任不久，便得罪了。
本來，跟中央對外聯絡部沒有什麼工作聯繫。一樁小事，使她領教了耿飈的脾氣：此人，頗愛攝影，又愛出風頭。她想在《人民畫報》上開一個她的攝影專欄，不斷髮表“峻嶺同志”的攝影作品。“峻嶺”，也就是的筆名。
《人民畫報》是以多種文字向世界發行的雜誌，屬於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又屬外文局領導，而外文局則歸中央對外聯絡部管轄。由於的地位特殊，《人民畫報》打了報告向外文出版社請示，外文出版社把報告轉到外文局，外文局上報中央對外聯絡部，也就到了耿飈手中。耿飈認爲，《人民畫報》無此先例，企圖憑藉她特殊的政治地位破例，不行！
消息飛快地傳進的耳朵。爲此大大地生了耿飈的氣，以致有一回在春節團拜會上，逐一與參加團拜的領導人握手，等見到耿飈時卻一扭頭！站在耿飈旁邊的發覺了這一“細節”，問起耿飈來，方知爲了《人民畫報》的事，對耿飈竟一直耿耿於懷……
當然，《人民畫報》的事，只是小事一樁罷了。在看來，耿飈和外交界的姬鵬飛、黃鎮一樣，都是“周恩來的人馬”。所以，對他們很惱恨。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葉劍英急調耿飈這位有着多年“文官”經歷的武將。
耿飈後來在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中這麼寫及：
（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來鍾，我家中的紅機子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志正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
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徵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後，已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同志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
“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鄧崗同志：爲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飈、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10月6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廣播事業局的警備一師的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前，華國鋒同志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了。
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
我帶着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着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唸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的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給華國鋒同志打電話報告：“已經控制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裡，你放心。”
據邱巍高同志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佈置：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
和驗證；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鬆，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廣大幹部和羣衆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後來有的文章說耿飈帶了多少軍隊去佔領電臺，其實這是誤傳。14日，黨中央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隨後撤離了中央廣播大樓。
1984年6月，耿飈在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同志的採訪時，也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夜晚的不平常經歷，其中有的細節是《耿飈回憶錄》中所沒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9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裡。我問：“解決了嗎？”葉帥點點頭：“已經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鬥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於是，他就讓我去佔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葉帥伸手指着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問：“人呢？我帶誰去呀？”華國鋒說：“我這裡沒人，等一會兒衛戍區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麼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爲了加強廣播電臺的領導，現派耿飈同志前來負責電臺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後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麼幾句話。向我交代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巍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臺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後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兩支手槍回來。
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他說：“衛戍區在電臺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於哪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
跟我們一塊行動。”於是，邱巍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着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10點鐘，我們趕到了電臺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營的營、連、排幹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夥特務要破壞電臺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從現在起，沒有我簽發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臺大樓。大夥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20名戰士，10名由邱巍高帶着控制直播室，我帶着另外10名戰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
“**”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1974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後，由周總理提名他纔出任廣播事業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着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似乎仍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我就說：“派我來這裡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裡打。”
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麼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
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臺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後，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麼，只宣佈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
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3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5天。
到第6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裡發生的事，你出去以後一個字也不準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麼後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從10月6日晚上開始，我和電臺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華國鋒和葉劍英是在和耿飈談話之後，這才乘上紅旗牌大轎車從中南海懷仁堂駛往玉泉山的。
耿飈只過了十幾天“鞋襪不脫”的生活，而葉劍英原定是“保密兩個月”。內中的原因便是本書一開頭就寫及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在1976年10月12日捅破了那層窗戶紙，於是全世界都知道“毛的遺孀被捕”，葉劍英再也無法保密了……
遲浩田奉命進駐《人民日報》
在耿飈奉命進駐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同時，葉劍英和華國鋒選派遲浩田將軍緊急接管《人民日報》社。
遲浩田是北京軍區副政委。當時他正在唐山指揮抗震救災，突然接到葉劍英的電話，說是派出專機接他立即回北京。
《人民日報》是中國第一大報，是中央的喉舌。
衆所周知，中國的“反右派運動”，是從1957年6月8日開始的。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的社論《這是爲什麼？》，打響了“反右派運動”的第一炮。
據吳冷西回憶，就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社論的前一天——1957年6月7日——通過秘書胡喬木約他談話：
（在談了一通別的事情之後）話題一轉，直截了當地對我說，今天找你來，主要不是談這些，而是中央想調你去《人民日報》主持編輯工作，看你是不是願意去。
話題這麼一轉，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喬木通知我去主席處談話時也沒有透露半點消息。所以我當時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我毫無思想準備。”
遵照的指示，吳冷西取代鄧拓，主持《人民日報》筆政──因爲早已不滿於鄧拓，批評他是“死人辦報”。
對於《人民日報》來說，1966年6月1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表明正式號召開展“**”──雖說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發出了關於“**”的《通知》，但是正式見諸《人民日報》，則是從1966年6月1日這篇社論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