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力
1988年，我與胡康民（時任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見義勇爲，制止了一起公交車上的偶發事情，由此相識並多次交往。我向他談了當年農工黨史資料的情況，他對周恩來與第三黨（農工黨前身）在重慶交往的資料極爲重視，他說這是周恩來研究的一個空白，他鼓勵我深入地做這個專題資料的收集研究工作。那時我剛調入農工黨重慶市委機關不久，接手農工黨史工作，着手進行一些研究，與原農工黨中央主席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有過信函來往；在農工黨中央副主席方榮欣、原中央黨史辦主任肖翰香等老前輩來渝期間，曾詳細地就有關問題向他們請教；我曾陪同肖翰香參觀大足石刻，他給我談了許多農工黨史方面的情況；我有幸結識了農工黨重慶市委的一批資深老前輩，如劉宗寬、李正清、彭伯通、周競波等，我對他們作過多次深入的訪談，收集了他們掌握的書面材料；我還系統地查閱了農工黨中央刊物《前進》和中共西南局黨史書刊，對當時收集的所有檔案資料進行檢閱。在此基礎上，我進行了分類整理研究，撰寫了《爭取中間勢力——記抗戰時期周恩來與第三黨的交往》這篇專稿。1989年，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創辦了月刊《紅巖春秋》，全國政協前主席鄧穎超爲創刊號題寫刊名。當時胡康民擔任《紅巖春秋》雜誌社主編，在他的安排下，這篇文章在創刊號上公開發表。此後經過多次修改完善，在《前進論壇》《周恩來與四川》《重慶文史資料》《重慶政協報》等10多種中央或地方各級報紙雜誌上發表或轉載。這些成爲我從事農工黨史和政協文史研究的起點，是我的有影響的代表作之一。
中國共產黨在對待中間勢力的問題上是有過沉痛教訓的。早在1930年，鄧演達從蘇聯回國建黨的時候，曾派人找共產黨談判，但未被接受。當時中共的“左”傾領導人拒絕與中間黨派合作，“對其他黨派的政策，沒有加以區別，把他們一律看成敵人”，因而對第三黨採取了否定的態度，致使兩黨之間形成了嚴重的隔閡，給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最典型的莫過於1933年，在醞釀建立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時，第三黨作爲主要的策動者和參與者之一，首先提出“聯共”的主張，並派人跟中共領導人聯繫，要求採取聯合行動。但王明“左”傾路線領導人拒絕與在福建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沒有給予應有的援助，其結果是蔣介石集團在擊敗這個孤立無援的革命政權後，又回過頭來加緊“圍剿”中央蘇區的工農紅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周恩來牢記這一沉痛教訓，在抗日戰爭時期把爭取中間勢力作爲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加強了與第三黨等中間黨派的合作。
自1937年底開始，周恩來在同國民黨進行頻繁談判的同時，也與各中間黨派初步建立了聯繫。在武漢，第三黨的章伯鈞、彭澤湘與中共的王明、周恩來代表兩黨舉行會議，雙方回顧了過去兩黨的關係，一致表示今後應密切合作，共同戰鬥，這就爲發展兩黨的關係邁出了第一步。但在武漢時期，由於王明的影響，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事實上還停留在國共兩黨的範圍，而忽視、冷落了中間黨派，這對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利的。
1938年9月，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彭澤湘和一批幹部先後到達重慶，中央機關也由武漢遷來重慶，在重慶半山新村3號（今渝中區李子壩盤山公路旁）設立中央機關聯絡點。
1939年初，中國的政治中心由武漢轉移到重慶之後，以周恩來爲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建立，逐漸開創了與中間黨派合作的新局面。周恩來當時很注重同第三黨、救國會、青年黨、國社黨、職教社、鄉建派等黨派團體建立聯繫，經常與中間黨派領導人交往。儘管他們各有不同的經歷，所代表的組織有各自的政治傾向，但周恩來總是平等相待，不斷就國內外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以及國共兩黨關係等重大問題，同他們交換意見，增進相互瞭解和友誼，逐漸消除隔閡，進而使中間黨派和中共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可以協調行動，互相呼應。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以周恩來爲書記的南方局加強了團結中間勢力的工作，以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擴大統一戰線，堅決與反共頑固派作鬥爭。在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由主張抗日的各黨派提出了七個有關憲政的提案。中共參政員同中間黨派及無黨派參政員共同發出了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民主憲政的正義呼聲。在共產黨和中間黨派的推動下，在大後方和抗日民主根據地掀起了第一次全國性憲政運動的**。這次會議後，由章伯鈞、丘哲會同一部分國民參政員和個別非參政員社會活動家，醞釀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爲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是南方局成立後，對中間黨派加強統戰工作取得的一個重要進展。
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反共摩擦，中共領導人與中間黨派人士經常聚會，瞭解時局變化情況，研究國內團結問題。12月25日，周恩來、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在章伯鈞家會商時局及解決危機的辦法。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國的抗戰形勢進一步惡化，愛國民主人士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內戰分裂政策十分失望，深感進一步團結起來，反對內戰獨裁爭取民主自由之必要，認識到原統一建國同志會那一類鬆散組織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唯有形成一個比較強大的第三者政治集團，纔能有力地調停國共矛盾，
堅持團結抗日。因此，章伯鈞、丘哲向各方建議組織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同盟，一些中間黨派的領導人紛紛同周恩來等“聚談”或“正式談判”，表達他們組織起來的迫切願望及同中共合作的誠意。
1月中旬，章伯鈞、丘哲代表第三黨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在曾家巖50號周公館舉行正式會談，再一次向中共表示合作誠意，要求中共對第三黨的綱領、組織和宣傳以及經濟給予切實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完全贊同，答應給予種種支援。從此，第三黨進一步靠攏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得到共產黨的幫助和啓迪，認定“共產黨是抗戰與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
1月25日，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彙報皖南事變後各民主黨派的動態：“皖南慘案發生後，他們對國民黨大爲失望，痛感有加強團結的必要。由章伯鈞、左舜生等擬發起的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國民黨左派，與我黨合作共同進行民主與反內戰運動，他們已與我們交換意見，我等深表贊同。第三黨近因當局壓迫，日漸左傾，現正整頓其組織，提出聯蘇、聯共，主張與我黨更親密合作，還派出章伯鈞、丘哲同我們談判，表示合作誠意，盼我們給予切實援助，我們已表示贊同。”
在時局逆轉之時，周恩來竭力扶持中間黨派進一步組織起來，促進其發展壯大。在周恩來的直接支持和幫助下，原統一建國同志會的第三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救國會、職教社、鄉村建設派等三黨三派於1941年3月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第三黨作爲發起者之一，在建立這個組織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的鬥爭中，第三黨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對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情報中指出：“救國會及第三黨，是與我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們的。”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剛剛建立，內部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矛盾非常激烈。青年黨是同盟內的右翼，蔣介石企圖通過青年黨鉗制、利用民主政團同盟。青年黨則仗着黨員多、力量強，由左舜生以同盟秘書長的身份把持中央盟務。這個新的政治聯合團體面臨破裂的危險。章伯鈞在這段時間，天天與左舜生談判，回來又向周恩來談當天的情況。周恩來說：“只要有一點點進展，也應該跟左舜生談，儘量爭取他。”章伯鈞每天兩頭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餓了隨便在重慶的小飯店吃了一頓飯，不久，就得了痢疾，大便出現膿血，發燒很厲害，昏迷不醒，生命很危險，要用盤尼西林（青黴素）搶救。那時，盤尼西林很貴，而且只有從美國軍隊那裡才能買到。周恩來及時趕到醫院看望章伯鈞，並說：“一定要治好伯鈞，買盤尼西林的錢由我們出，再貴也要買，救人要緊！”在打了幾針之後，章伯鈞終於得救。出院之後，周恩來還再三叮囑他：“今後千萬要注意，別在小飯館吃飯，那兒不衛生。”章伯鈞病癒後，繼續爲維護民盟的團結而奔波。雖然青年黨、國社黨在蔣介石的拉攏下，後來還是相繼從民盟分化出去，但是，對他們的爭取，在當時是必需的，起到了穩定局勢的積極作用。而第三黨、救國會等進步黨派，則始終堅持民盟宗旨，成爲民盟的中堅力量。
民盟與共產黨領導人在重慶經常就抗日、民主、團結等問題進行密切協商，加強協調行動。例如，民盟和共產黨密切配合，開展了對西南地方實力派劉文輝、龍雲等人的工作。他們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員，通過民盟的聯繫，加強了地方實力派同共產黨之間的合作。1942年2月，周恩來、章伯鈞、羅隆基與劉文輝在機房街吳晉航宅進行秘密會商，討論團結西南實力派聯合抗日的問題。5月6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他曾通過楊傑和章伯鈞的介紹，與左舜生、羅隆基同西南地方勢力劉文輝、潘文華面談兩次。1943年9月17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提議通過章伯鈞聯絡龍雲，在龍雲的行營中建立電臺。1944年5月23日，民盟左舜生、章伯鈞、張君勱、沈鈞儒在章伯鈞家宴請中共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及翦伯贊，就當時戰局及國共兩黨談判等問題進行交談。
1941年10月29日晚，在第三黨創始人鄧演達逝世10週年之際，章伯鈞委託方榮欣在重慶朝天門味渝飯店舉行紀念活動，由章伯鈞宴請中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王若飛、王明、徐特立、徐冰，國民黨左派于右任，民主黨派沈鈞儒、曾琦、左舜生、梁漱溟、餘心清等。周恩來即席發言說：“鄧演達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很有才幹，但是過於自信。他做過黃埔軍校教育長，有許多學生做官帶兵，比如陳誠等，於是他就認爲他出面一說，這些人就可追隨他革命。其實不是那麼簡單。正是這一點，導致他放鬆了警惕，被殺害了。”各黨派人士暢所欲言，紀念活動氣氛熱烈。
抗戰時期，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欣欣向榮，與國統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爲了更多地瞭解解放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周恩來的聯繫下，1942年5月，第三黨中執委張雲川代表民主政團同盟和第三黨由重慶前往蘇北解放區考察訪問，歷時1年多。張雲川訪問了新四軍軍部和第2師、第4師所在地，受到陳毅、羅炳輝、譚震林等新四軍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並進行了多次交談。張雲川離開新四軍軍部後，代理軍長陳毅給他寫了親筆信表示感謝。張雲川還深入地方政府、連隊、人民羣衆中進行了廣泛的調查。7月中旬，周恩來向章伯鈞表示，歡迎民主黨派人士到蘇北解放區參加政權，並探討了合作形式。
1943年6月，張雲川返回重慶，向董必武敘談解放區之行的情況。爲了使大後方人民及國際輿論界瞭解解放區的真實情況，經陳家康、王炳南的
介紹，張雲川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記者的採訪。同時以“剛文”的筆名，在新華社的《羣衆》雙週刊上發表《蘇北見聞》。後又赴昆明、桂林向當地知識界廣爲宣傳。
周恩來在重慶還多次與第三黨領導人單獨會談。1943年6月某日晚9時，第三黨在半山新村3號該黨中央機關聯絡點約請周恩來會談。半山新村爲戰時新建的小樓，馬路通至山腰還要爬幾十個石階，再穿小徑才能到達。爲求地方僻靜，選定了這個地點。會晤前，由第三黨成員楊逸棠前往曾家巖周公館迎接，周恩來乘坐他常用的汽車到達半山新村。會談地點在2號樓，參加會談的有章伯鈞、丘哲、張雲川、王一帆、莊明遠、楊逸棠等。
在會談中，周恩來指出：“目前在中國的兩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仍處在從屬地位。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是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的。堅持抗戰，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主要任務，爲着抗戰取得最後勝利，必須有廣泛的團結，對國內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哪一階級都要採取聯合和協商教育的方針，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內頑固派進行反共，甚至製造皖南事變。我們經過有理有節的鬥爭，擊退了狂妄的反共**，並由此暴露出國民黨真實面目，降低了他們的政治影響。相反，共產黨爲民族生存，團結抗戰，影響深入人心。目前危機仍然潛伏，日本準備對華大舉進攻，國民黨反共仍未休止。爭取民主，團結抗戰，是當前主要工作，要從各方面廣泛地爭取大量人民參加，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憲政，說明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政權是維持不了當前危局的。民主政團同盟在當前可起推動抗日民主運動的作用，而且要在全國展開，在各省區組織起來，這樣做不單是當前抗戰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也可起醒覺和變革作用。民主運動當然需要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要有共同的目標，這就是團結抗戰。在民族危險關頭，非抗戰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團結不能抗戰，非民主不能團結，爭取民主，團結抗戰是大家的共同事業。”
聽了周恩來的精闢見解，在座諸君無不興奮。當時張雲川剛從華北、蘇北回來，對於所見所聞，也簡要地作了介紹，中間提到在蘇北新四軍和當地豪紳地主有矛盾，一些豪紳地主與新四軍對立，暗地裡與僞軍勾結。據聞蘇北有些地方執行政策有偏差。他在蘇北時已將情形面告陳毅軍長，陳軍長表示有偏差必糾正，一切待遇皆有政策可據，對於豪紳地主，中共的政策以不做漢奸、安分守己則一視同仁，儘量使他們站過來。周恩來聽說後指出：“我們黨對於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一般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區別的，對於豪紳、地主和一般的開明紳士、地主也是有區別的。爲了進行抗戰，是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以鬥爭求團結，團結比較可靠。這裡有條界線，死心塌地的漢奸，製造摩擦、反共的專家、頑固派，絕不是團結的對象，而對中間派還是爭取的對象。”會談結束時，章伯鈞代表第三黨表示贊同周恩來的意見並說道：“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難免會有錯誤、缺點，希望今後能隨時得到貴黨的提醒和幫助。當前民族危機日深，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團結抗戰。”周恩來的指示是對第三黨在政治方向上的啓示，使第三黨“從崎嶇小路走上康莊大道”，更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第三黨決定增派成員到廣東、江西、香港等地工作，擴大抗日民主運動。7月，第三黨中執委李伯球應邀到重慶時，周恩來、葉劍英面示李伯球返兩廣建立民盟組織，開展民主運動。
周恩來與第三黨等中間黨派友好相處，以坦蕩無私的胸懷和親切、誠摯、謙虛的態度，教育和感動了許多中間黨派人士，留下了許多非常感人的往事。1945年1月一個細雨濛濛的下午，周恩來在曾家巖50號周公館宴請第三黨的章伯鈞、郭則沉、韓兆鶚、劉宗寬等人。在宴會中，周恩來分析了抗戰勝利在望的形勢，要求大家走團結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敗日本侵略者。他非常坦率地檢討了中共過去所犯的關門主義錯誤：“當時‘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我黨中央，對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而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錯誤地認爲是所謂‘最危險的敵人’，認爲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第三黨比國民黨還要壞，採取了關門主義，拒絕與之合作。這樣把一切願意革命和可以爭取的朋友，一概拒之於革命大門之外，孤立了自己，幫助了敵人。在福建事變時，如果我們當時善於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和發展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民主運動，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並且可迫使蔣介石首尾不能相顧，趁此機會就可以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可是由於‘左’傾主義者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竟然錯失良機，使敵人從容調兵東下，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從容掉轉頭來，全力重新對我中央蘇區大舉‘圍剿’，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損失，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周恩來又表示，抗戰已7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當前要加強團結，積極開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工作，配合同盟國，迎接新形勢的到來。接着，周恩來十分親切地說：“鄧擇生（演達）先生和我們是老朋友，今後我們希望同第三黨的朋友加強聯繫，緊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周恩來誠摯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出席宴會的第三黨人士，至此，進一步消除了歷史隔閡，增強了真誠的友誼，兩黨成爲相互可以更加信賴的友黨。
（作者曾任農工黨重慶市委研究室主任、參政議政處處長、宣傳處處長，現任重慶市政協學習及文史委員會專職副主任。本文成文於1989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