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同舟52年
彭伯通
在那國難深重的年代裡，我與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受愛國心的驅使，尋找救國之道，走上革命之路。我從小愛好文藝，嚮往五四運動，由於有了尋找救國之道的思想基礎，逐漸轉向讀社會科學書籍。我讀了幾年私塾才進小學，在小學兩年半，讀了大量新文藝書刊；在初中三年中，深痛國土一年年淪喪，受《生活週刊》的吸引，讀了大量有關國內外時事的文章；在高中兩年中，抗日戰爭開始，救亡運動不斷高漲，而重慶聯中是個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師生政治態度堅定，周恩來、鄒韜奮、柳是等都曾到學校講演，在讀革命書籍的空氣薰陶下，我又讀了大量革命理論的小冊子，那種中華民族怒吼了的情景永久難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考進中央大學。我一進去就有聯中同學來找我，因過去有所知，在政治上對我很放心。前來的同學越來越多，已不限聯中同學了，到了沙坪壩後，更不限中央大學，也包括重慶大學和省教育學院學生。中央大學是國家最高學府，國民黨控制很嚴，但進步勢力也很強大。我同大家一道擴大團結面，並不斷讀革命書籍，在過去讀小冊子的基礎上讀經典著作。
後來才知道，我們這個聯絡網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組直接領導，爲了安全沒有命名，稱爲據點。皖南事變發生後，不少同學離開學校，沒有離開的仍在我這裡聚會，我這裡消息靈通，隨時瞭解大局，對周圍同學多瞭解，不露聲色，區別對待，人所不注意，所以比較安全。就是在所聯繫同學中，講話也含蓄，心照不宣，彼此理解，習以爲常。
在中央大學4年，共產黨直接對我教育培養，我學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東西。我認識到：革命必然勝利，但還需要長期的鬥爭，保存、積累並不斷擴大革命力量爲勝利所必需，一切作長期打算，個人命運寄寓其中。
離開中央大學前夕，借做“滿月酒”的名義在我冷水鄉的家聚會了一次，互相鼓勵在新的環境裡鬥爭下去。離開以後，我時常回學校聯繫，也直接到南方局青年組，過去聯繫的同學也經常到我家集中，但我們陸陸續續獨立作戰了，我雖能適應新的環境，但在財政部工作，那裡情況與學校很不相同，不進入上層，感到使不上勁。後來找到同事秦敬先，覺得可以深入一步交往合作，但青年組的周力行說：“不要把關係都拉通了。”我只好作罷。抗日戰爭勝利了，我離開了財政部。在親戚黃朋豪家，談到時局，他對我的話很感興趣，邀我參加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我對民主黨
派陌生，便到青年組詢問，朱語今、周力行大力贊成我參加，我正苦於使不上勁，就參加了。
參加民主黨派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大擴展了我的活動領域。我對統一戰線工作雖陌生，但青年工作本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總不外團結中間力量隨時代共同前進。我同時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我感到自己畢竟長期受過共產黨的教育培養，在民主黨派大有發揮作用的餘地，提高我活動的主動性。此外，兩個組織的同志對我也有所認識，謝小奇、周競波特別是章培毅到處介紹，我參加兩個組織不久，由他們推薦，就當選爲陪都青年聯誼會理事。民盟重慶支部成立，我擔任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調與湯遜安同編《民主報》副刊《民主青年》。解放行動委員會四川省黨部成立，我爲委員。在早聽說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沙磁區聯繫了一批人，我曾打算把中央大學聯繫網拉在一起以加強民主黨派，已約好在蜀都中學碰面，屆時吳佩綸、黃可告訴我解放行動委員會聯繫的人較爲複雜，碰面遂未實現。
解放行動委員會爲了建立經濟基礎，發展了一些與工商界有聯繫的黨員，組織通惠輪船公司，要我也參加其中，當作職業。但不久發現這些人乃慕民主黨派之名而來，資金單薄，對經營工商也不在行，在工商界立不穩足跟。我不願就此下去，決定另找工作。我想找個發表文章的可靠陣地，我又是經濟學系畢業的，決定設法進商務日報社。此報本是重慶市商會機關報，曾經反共反蘇，高允斌接辦後，由於沒有銷路，不得不改弦更張，經過地下黨員徐淡廬，還有徐亦安、楊培新的努力，轉變爲暗中接受共產黨領導，以工商界代言人姿態出現的進步報紙。經過周折，我進了這個報社。
報社環境複雜，高允斌有兩面性，但一切都是爲了報紙的生存。進步力量雖然控制了版面，有的特務仍留下來等待時機。我進報社，首先要摸別人的底，別人也要摸我的底。進步力量各方面是通的，很快摸到我的底；特務摸我的底卻不太容易，我進報社是國民黨要員、前中央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吳幹介紹的。我也從劉國志烈士那裡瞭解到報社每一個人。我因而能在報社應付自如，擴大接觸面，避開一些人。
我在採訪部跑消息，趕市場，只“在商言商”、不談政治爲掩護，在經濟上加以揭露，抨擊政經政策和官僚資本，不斷寫消息報道和專欄文章。在報社內，同採訪部主任、共產黨員沈伯謀心照不宣，編輯部是可靠的；在報社外與《新華日報》《大公報》《新民報》《國民公報》的記者一起商討形勢，交換消息
。1947年“六一”大逮捕後，報社人事變動，採訪部搞亂了，我就少去了，全力與彭友今輪流寫社論，每週各三至四篇。我經常去的是彭友今家，瞭解研究報社情況，努力把報紙的面貌維持下來，不出現誣衊共產黨的內容和詞句，繼續在經濟範圍內予以揭露。由於報社太窮，後來我進民生公司工作，仍如期寫社論，直到重慶解放，《商務日報》停刊。在此期間，我在《茶座》上寫了不少雜文，蔣閬仙去《新民報》編《西方夜談》，我又寫了許多，直到解放前夕。
當時的民主黨派比較鬆散，成分也比較複雜，對革命的認識和態度參差不齊。我從作用效果權衡輕重，在地方領導層中穩住跟着共產黨走的主流，與黃朋豪周圍的人聯繫。我的活動根據自己條件進行，主要在青年組聯繫的基礎上加上參加民主黨派以及報社工作建立的關係展開活動，因爲這些關係與共產黨聯繫更爲直接，革命原則容易掌握，不致冒失行動。我的家遷回重慶市中區後，仍然是過去青年組聯繫的同學聚集的地方，陳俊逸、陳學志先後長住我家，範碩默從華鎣山下來也在我家落腳。
1947年，中共駐渝人員以及四川省委被國民黨當局強制撤離，《新華日報》被查封后，我們並沒有倉皇失措，在白色恐怖中活動仍然堅持下去，經常互通消息，互相勉勵，不能被黎明前的黑暗吞蝕掉。有人以參加民盟的身份向當局自首，又來拉傅濬下水，傅來找我，我要他頂過去。1949年初，我邀集一些人成立學習性質的星期五晚會，學習共產黨地下組織翻印的最新文件，瞭解革命形勢和政策，迎接解放。
踏上革命道路，我走得很順利，主要原因是我追求、相信真理，自覺走這條路，因而在中央大學四年中對共產黨的教育培養心領神會，終身受用無窮。我的路走得順利，走得穩當，我的家成了比較安全的地方，在國統區的白色恐怖中爲周圍一道戰鬥的朋友提供方便，經受考驗，堅持到底。我經常爲大家對我高度政治信任而受到鼓舞，更堅定了我的信仰。革命信仰是科學信仰，不是宗教狂熱，一個真正有革命信仰的知識分子，總是要革命到底的。
從我進中央大學算起，到現在已52年了。這52年的經歷說明：一個人不斷追求真理是與共產黨風雨同舟的基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當做科學纔有真正的革命信仰，無論遇到悽風苦雨或是急風暴雨，都毫不動搖一心一意遙指彼岸。
（作者原系農工黨重慶市委常委、宣傳處處長、重慶市文史館副館長，已離休。本文成文於1991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