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清同志二三事
劉重來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師，是我入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介紹人。我們是一個系的同事，還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館，這也許是他解放前做統戰工作，廣交朋友養成的一個習慣。在品茗中，他常常向我講起幾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對他更加敬重。
追求進步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出生於四川忠縣。他先後畢業於忠縣明新小學、忠縣縣立初中、萬縣師範、成都華西協和高級中學。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軍隊在日寇的侵略面前一敗塗地，北平、天津相繼失守。李正清聽說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北上抗日，又改編爲八路軍，正在淪陷區和日寇進行浴血戰鬥，並取得了節節勝利，還發表了《八一宣言》。他和很多進步青年一樣，感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堅持抗戰到底，才能挽救中華民族，個人也纔有前途。當時，到延安去、到革命的聖地去接受教育和鍛鍊，成了有志青年最嚮往的道路。於是，李正清和愛人陶順文商量，準備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禮。正在此時，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來約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當他們要上路時，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進了成都肖氏兄弟醫院。肖道履見他病情嚴重，臥牀不起，只好一個人先走了。李正清心裡更着急了，還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鄉秦德君，由他轉託郭春濤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信給周恩來，一封信給林伯渠。林伯渠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凡是要到延安的人，必須經西安辦事處辦手續。
約10月底，李正清和陶順文從成都出發，開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林老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很快辦完了手續。當時從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倆無錢坐汽車，全憑兩條腿，還要通過國民黨的層層關卡。但他們下了決心，再困難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們碰到了不少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一路風餐露宿，歷盡艱辛，終於到達了延安。
難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戰精神，團結民主的氣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這裡的一切像磁石般地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經過口試、筆試，李正清被錄取進了抗日軍政大學，成了第三期學員，陶順文被錄取進了陝北公學，兩校相距不遠。從此，他們開始了軍事化的學校生活。
當時抗大學員編爲三個大隊，一個是軍事大隊，一個是政治大隊，一個是女生隊。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隊，政治大隊的課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政治課程有馬列主義概論、政治經濟學、哲學、形勢教育、民衆運動等；軍事課程有戰略學問題、游擊戰術、軍隊政治工作等。教員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也有從大後方來的知識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講政治形勢，艾思奇講哲學，任白戈講政治經濟學，滕代遠講戰略學，羅瑞卿講軍隊政治工作。上課都是在露天，有時站着聽，有時席地而坐，用膝蓋當課桌記筆記。雖然已是天寒地凍，但大家的學習熱情很高。最難忘的是毛主席給他們作形勢報告。毛主席穿着樸素，修長的身材，濃黑的頭髮，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場的幾百名學員。他對抗戰形勢精闢的分析，生動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勢，震動着大家的心，學員們屏息聆聽，生怕漏掉一個字。全場鴉雀無聲，講到精彩處，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整個操場都沸騰了。一次，毛主席正給大家上大課，天空下起了毛毛細雨，氣溫驟降。毛主席停下來，環視了一下操場上的學員，大聲說：“同志們，怕不怕冷呀？”學員們齊聲回答：“不怕冷！”毛主席點頭微笑着說：“不怕就好，我們前面的路，還會遇到很多困難，只要我們不怕，下決心去克服，那麼，出現一個困難，我們就克服一個，出現多少，我們就克服多少，就沒有什麼困難能嚇倒我們。”聽了毛主席的報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覺得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強了必勝的信心。除了上課外，學校更多的是組織自學討論，大家各抒己見，熱烈爭論，收穫就更大了。
延安的物質生活極其艱苦，小米飯、熬白菜湯，是抗大天天、頓頓的伙食。大家東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裡吃飯。開始大家吃不慣小米，漸漸地也就習慣了。晚上睡覺，幾個、幾十個人擠在一個大土坑上，有時連翻個身都感到困難。而每月領到的1元津貼費，只夠理髮、買牙膏肥皂什麼的。條件雖然艱苦，但大家情緒高昂，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豐富。過去在國統區那種苦悶抑鬱、前途無望的情緒一掃而光。當時抗大的歌詠活動十分聞名，操場上、課堂裡，白天、晚上，都可以聽到學員唱歌。特別是在集會或上大課的休息時間，各個隊之間互相拉歌，歌聲此起彼伏，十分熱烈。大家經常唱的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游擊隊歌》《抗大校歌》等等。幾十年過去了，李正清還記得那首雄壯、充滿激情的校歌。
爲了做好上前線和打游擊戰的準備，抗大還經常組織學員進行軍事拉練，他們常以小隊爲單位，舉行爬延安寶塔山活動，並開展比賽，既鍛鍊了身體，又進行了軍事訓練。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學員們在緊張、歡快的氣氛中生活學習，在延安街頭
，他們經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抗大的學員，常常把毛主席圍着，和他隨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大家交談。
珍貴的題詞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轉眼間到了1938年夏天，這一期學員該畢業了。記得毛主席對第三期學員說：你們到抗大來學習，要上三課：從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這是第一課；在學校裡住窯洞，吃小米，出操上課，這是第二課；現在第二課上完了，但最重要的還是第三課，這就是要到實際鬥爭中去學習鍛鍊。同學們都爭先恐後報名上前線，投入抗日的戰火中去。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時胃病再次發作，吐血不止，身體十分虛弱，但他還是堅持要求到前線去。此事被抗大副校長兼教育長羅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談話，當羅瑞卿詢問了他的病情後，就親切耐心地勸導他說：“目前延安醫療條件太差，你的病這樣重，補血的針藥在前線都很缺少，這裡就更沒法找到。你還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當地組織聯繫，做一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不管在哪裡，都一樣是幹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應了。羅瑞卿親筆爲他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到重慶去找吳玉章。
臨行前，李正清多想毛主席給他題詞留念啊。可巧就在畢業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來到抗大給學員作報告，當報告結束時，李正清和其他幾個學員不約而同地把早已準備好的紀念冊、筆記本掏出來，請毛主席題詞。毛主席很高興，當即揮筆一一題詞。毛主席的題詞是：“團結幹部，連繫民衆，是一刻也不應該忘記的。如果這樣做，就有了工作勝利基礎。”抗大的校長林彪和抗大的老師羅瑞卿、許光達、滕代遠、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筆記本上題詞贈言。
苦讀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慶後，吳玉章熱情接待了他，對他說：“你現在身體還十分虛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先把身體養好，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嘛。再就是趁此機會多讀點馬列著作，以便更好地爲革命工作。”
當時的重慶，是國民黨的陪都，進步青年要想讀馬列的書，談何容易。不但難以尋覓到，而且還要冒很大的風險。到哪裡去讀馬列的書呢？他想到了鄒韜奮辦的生活書店。
鄒韜奮，是著名的愛國學者、進步的政論家和出版家，他創辦的生活書店，以出版和銷售馬列經典著作和各種進步書刊而聞名全國，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進步青年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個進步的文化堡壘，在它周圍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裡去讀馬列的書呢！
生活書店坐落在重慶武庫街（後改名民生路），店面並不大，但吸引着無數進步青年。每天清晨，當書店門一開，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擠進了書店。那時候，生活書店趁國共合作的機會，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書架上擺滿了各種馬列著作以及大量進步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書刊。特別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列、毛主席著作也擺上了書架。看到這麼多好書，李正清非常興奮。但當時他沒有職業，沒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無分文。吃飯尚且成問題，更何況買書了。他只能天天來書店站着看書。有時站得兩腿發麻，還捨不得放下書。時間長了，他的勤苦學習勁頭，引起了鄒韜奮的注意。
那是1939年初春的一個上午，李正清照例一早就來到生活書店。這些天，他正如飢似渴地閱讀剛出版的《資本論》，常常是書店要關門了，他才依依不捨放下書，怏怏離去。這一天，李正清正手捧《資本論》聚精會神地看着。突然，一個身穿西裝，戴眼鏡，面帶微笑的中年人向他走來，這就是鄒韜奮。鄒韜奮一連好多天都看到這位穿着單薄、清瘦的年輕人在專心致志閱讀《資本論》，覺得有些驚奇，產生了好感。他打量着李正清，和氣地對他說：“你天天都來這裡讀《資本論》，既然這麼喜歡它，何不買回去細細讀呢？”李正清臉紅了，只得抱歉地向鄒韜奮說明自己沒有職業，沒有錢買書，只能每天來書店看書。鄒韜奮同情地望着眼前這個勤奮好學的年輕人，從書架上取下一套三本精裝的《資本論》，送到李正清手裡說：“你喜歡讀《資本論》，這很好。你就把這一套拿回去看吧！你什麼時候有錢，就什麼時候把錢送來，實在沒錢，就送給你。”李正清手捧着三本沉甸甸的《資本論》，感動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後來，李正清感慨地說：“這件事對一貫熱愛青年、關懷青年成長的鄒韜奮先生來說，實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凝聚着鄒先生對青年的殷切期望。”幾十年來，這套《資本論》一直伴着他，不論是在顛沛流離的革命期間，還是在“**”的動亂年月，他都細心保存着。
加入民主黨派開展地下鬥爭
李正清回到重慶後，牢記羅瑞卿在延安臨別時對他的指示，在大後方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爲了得到組織上的幫助和支持，1945年，經周新民介紹，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又經郭仲衡介紹，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此時，抗戰已勝利，然而蔣介石又大搞專制獨裁，破壞國共合作，挑起內戰。李正清又投入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中去。
1947年6月，農工黨重慶市委成立，李正清與王善繼、郭仲衡、章培毅、王希哲等
8人被選爲市委委員，李正清還兼任宣傳委員。爲了革命活動需要，他到重慶輔仁中學任教員兼高中部主任，秘密聯繫附近的大中小學的進步教師和學生，進行鍼對國民黨的反獨裁、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
1947年，國民黨加緊了對民主黨派的迫害，不少民主黨派成員被捕，李正清沒有被嚇倒，還參加了營救入獄戰友的活動。1947年10月，農工黨中央機關遷至香港，11月，民盟總部被解散。爲了得到中央的指示，這年年底，他和章培毅（農工黨重慶市委負責人、章伯鈞之侄）一起去香港，向農工中央總部彙報工作。時任農工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彭澤民熱情接待了他們。彭澤民已年過古稀，他家門口掛着“國醫彭澤民”的牌子。原來彭老在香港以中醫職業爲掩護，主持農工黨中央工作。他醫術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譽，被稱爲“一代神醫”。李正清和章培毅當時都是三十歲出頭的青年人，但彭澤民在他們面前沒有一點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詳細詢問了農工黨在重慶的活動情況，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勵，並向他們分析了全國的革命形勢，認爲國民黨政權已到了窮途末日，作爲民主黨派，要和中共一起，爲新中國的建立而努力奮鬥。彭老鼓勵他們多學習革命理論，廣泛聯繫革命知識分子，發展農工黨組織，壯大進步力量。
1948年夏，李正清、章培毅回到了重慶。不久，章培毅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李正清擔任了農工黨重慶市委代理主任委員，他來到青木關中學任教務主任，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當時，國民黨末日臨近，更加緊了對革命人士的迫害，李正清在學校組織了抗議揭發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志士血腥鎮壓的罪惡行徑。他代表青木關中學，參加了重慶十院校罷課罷教委員會，組織領導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國民黨當局將李正清列入黑名單，要抓他。他在同志們的勸說下，安排好農工黨重慶組織的工作，傳達完中共關於“保護城市、保護工廠、保存物資，掀起護廠、護校運動，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後，化裝成工人，再次到香港農工黨中央總部請示和彙報工作。這時已是1949年底，離全國解放已不遠了。
重任在肩 不辭勞苦
李正清到了香港，才知彭澤民已應中共邀請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了。李正清在組織安排下，也乘船從香港來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參加了1949年11月召開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即全國代表大會）。
1950年1月初，李正清受中共中央統戰部、農工黨中央和民盟中央的重託，回重慶整頓農工黨組織，並協助楚圖南、蕭華清等同志整頓民盟組織。這一年是他一生最繁忙、最活躍的一年，不少活動，清楚地記載在有關的文件檔案之中。
1951年，肅反鎮反開始後，重慶農工黨組織有9名成員被捕（後多數已平反），李正清因爲曾舉薦過其中一些人而受到牽連。從此，李正清被排除出農工黨重慶市委領導層，但逆境並沒有使他消沉，從此他開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棄官從教 良師益友
李正清從青年時代起就對馬列主義理論有濃厚興趣。如今革命勝利了，對仕途並無興趣的他，深感對黨派工作力不從心。因此，他要求到學校工作，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傳馬列主義理論，一方面可以繼續馬列主義的理論研究。1950年，他被求精商學院、正陽法商學院聘爲教授，講授“政治學”和“社會發展史”。不久，又擔任正陽法學院院長兼教務長。爲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1952年又去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所深造。1988年11月11日，劉重來（右）與李正清（左）出席中國農工民主黨第10次代表大會時，在長城合影1952年調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直到他逝世。40多年裡，他默默無聞，勤勤懇懇於教學工作，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課程。他曾費數年時間，寫有一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書稿。
李正清曾先後被選爲農工黨中央諮監委員，農工黨四川省委、重慶市委和北碚區委顧問，政協重慶市委第一至第八屆委員和農工黨西南師範大學支部主委。但他淡泊名利，從不居功自傲，從不炫耀自己。他十分熱心黨派活動，嚴格要求自己，市裡通知他開會，不管颳風下雨，他都按時參加。他暈車，只能坐那種車窗都不全的破爛車子。學校的組織生活會，他也是堅持參加，從不遲到早退。對學生，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對青年教師，他熱情關心，從不擺架子。因此受到廣大師生的尊敬。他身體自小就羸弱多病，爲了強身，他幾十年如一日，每天用冷水洗澡擦身。
在公衆場合，他不善言辭，在民主黨派的會議上，他也極少發言，但發起言來，中心思想很明確，那就是時時刻刻要牢記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要旗幟鮮明，永不動搖。說心裡話，當年我之所以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也是因爲我第一個接觸的農工黨員就是李正清，他的高尚人品深深吸引了我。我是從他身上開始認識並自覺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的。
〔作者系農工黨中央委員、農工黨重慶市（直轄）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委、西南大學教授。本文成文於1999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