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飛
重慶解放戰役始於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劉鄧大軍開進重慶，前後僅一個月。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能粉碎國民黨軍隊幾十萬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慶的偉大勝利，出乎許多軍事家的意料。除了劉鄧指揮有方、解放軍戰士作戰英勇外，正如《劉伯承傳》所言，也是利用了蔣介石的“錯誤判斷”。這其中，潛伏在蔣介石軍事集團內的我軍內線、被劉伯承譽爲“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先父劉宗寬起了關鍵作用。
胸懷抱負投筆從戎
1905年7月，先父出生在陝西省蒲城縣東劉家莊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4年於陝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畢業後，父親投奔楊虎城麾下。劉宗寬陸軍大學畢業照1924年秋，經楊虎城將軍推薦，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1925年1月成爲黃埔三期正式學員。1934年，父親由楊虎城保送進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1937年9月畢業，由蔣介石親自主持頒發畢業證。父親因畢業考試成績第一，被大家稱作“武狀元”，推舉爲畢業生代表，上臺接受蔣介石頒發文憑。三天後父親便接到蔣介石的委任狀，被任命爲軍委會少將高參，派駐湯恩伯部聯絡官。父親拒絕了蔣介石的任命，仍回西北軍舊部。當時，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已被迫出國。經38軍軍長兼陝西省主席孫蔚如安排，父親先後任第38軍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陝西省軍管區司令部參謀長、中央軍校第7分隊總隊長等職。
1940年5月，父親出任陸軍暫編第15師師長，奉命帶領隊伍奔赴抗日前線。當隊伍開到黃河邊執行防務任務時，父親發現有些軍官在搞走私販毒，爲整肅軍紀，扣押了爲首的一個團長。因這個團長是胡宗南安插的人，1941年10月胡反誣父親“走私”，向蔣介石密告，將父親押至重慶關押。此案報到軍事委員會執法總監部，經過覈查，實屬“莫須有”。由於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處幾年徒刑結案。結案簽呈送到蔣介石那裡，因父親是西北軍楊虎城的部下，而且還是“楊虎城的外甥”，蔣爲誅除異己不由分說大筆一揮，當即批示“槍決”。多虧韓兆鄂（父親的老師，時任第4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韓練成（父親陸大時的同學）多方奔走，最後找到馮玉祥將軍，在馮玉祥面見蔣介石力保說情下，才得以死裡逃生，改判爲13年徒刑。
1943年12月，父親在知名人士郭寄嶠、鹿鍾麟鼎力擔保下，出獄就醫。1945年3月，經陸軍大學將官班主任章培出面，以調服勞役的名義安排到陸軍大學任兵學教官和將官班副主任，後經陸大報請免除餘刑，才得以恢復自由身。
出獄後，父親立即經由韓兆鄂、郭則沉介紹，秘密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當時的第三黨，即農工黨前身）。1945年初，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50號宴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章伯鈞、韓兆鄂、郭則沉等，父親也應邀參加。在宴會交談中，周恩來精闢的談話和他那崇高而親切的形象，給父親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談判期間，父親又在章伯鈞的安排下，會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軍人黨員楊子恆、李如蒼等宴請了葉劍英將軍。
肩負使命 虎穴臥底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在重慶成立了重慶行營（西南長官公署的前身），由張羣任主任。張委託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軍事的參謀處處長。徐培根和章培毅商量後，推薦父親前去。當時，父親已不願再爲蔣介石效力，正暗中策劃去延安。他既不願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又不願因立赴延安使擔保人受牽連。父親找到郭則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請他爲自己拿主意。郭則沉一聽，立刻意識到這事非同小可，他沒有馬上表態，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彙報。
幾天後，郭找到父親，要他利用這個機會接受任命。他對父親說：“還是去好。你不去，總有人要去，蔣介石仍然要打內戰，他們還是要請人做計劃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這個機會到行營內部做預伏工作，利用職務爲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區去的作用和意義要大得多……這是中共駐渝負責人吳玉章的意見。”父親遂決定放棄個人的一切打算，接受這項秘密使命，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1946年6月，父親出任重慶行營少將參謀處處長，1949年1月升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中將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
關於情報的傳遞，
最初父親是與郭則沉單線聯繫，由郭向黨彙報。1947年3月蔣介石電令重慶行營立即關閉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父親得知這一情報後馬上告知郭則沉，郭當晚即轉告吳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國民黨特務就把辦事處團團包圍起來，強迫送走全部人員，封閉了八路軍辦事處。由於情報及時，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應付準備，重要的機密文件連夜轉移，避免了損失和意外的發生。1947年7月的一天，父親偶然聽到徐遠舉談到要抓郭則沉，立即通知了郭，郭倉猝離渝，前往上海轉去香港。郭則沉臨走時，一再對父親說要堅守崗位，一旦時機到來，就會派人同父親聯繫。沒過幾天，徐遠舉大喊：“找不見郭則沉了！”
父親當時感到非常高興。
郭則沉離開重慶後，父親與黨組織的聯繫中斷。1948年夏，因郭走後一直沒有消息，父親心情沉重，很想離開重慶到解放區去。他找到農工黨老同志莊明遠，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思。莊對父親說：你是中共預先埋伏下的一顆棋子，要等最後發揮作用，此事事關大局，不可輕舉妄動，必須耐心堅守。於是父親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區的念頭。1949年初，戰局已發生根本變化，解放西南爲時不遠了，父親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聯繫。他再次找到莊明遠，請他去上海找郭則沉，希望中共方面儘快派人來和自己接頭。不久莊託人帶來好消息，說很快就會有人來跟父親聯繫，還告訴了接頭暗號、聯繫辦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父親下班回家，發現多年未見的同鄉好友房顯志坐在客廳裡。一對接頭暗號，果然是中共方面派來同自己接頭的情報員，同來的還有交通員黃克孝。父親像遇到了久別的親人，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御前會議”誘使蔣介石作出“錯誤判斷”
房顯志與父親接上頭後，父親隨即提供了國民黨在西南地區的部隊情況，包括戰鬥序列、人員配備、軍隊素質、訓練程度，以及指揮官的特徵和軍隊部署等詳細情報，並提出了進軍西南的具體建議。所有這些情報都由負責交通的黃克孝同志送出。同時，父親趁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報準國防部重新調整部署加強防禦的機會，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軍事大權親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東南角留出空隙，爲解放軍進軍西南留出一條通道。表面上看父親是在爲國民黨積極出謀劃策，實際上是誘使其在情況判斷和軍事部署上發生錯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1949年8月29日使蔣介石作出“錯誤判斷”的那次“御前會議”上，由父親親自策劃和擬定，並利用國民黨內部的各種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出面所作的“情況判斷”。根據這個“情況判斷”，蔣介石決定將防禦的重點由川東轉移到川西北，從而爲解放軍進軍西南敞開了大門。
1949年8月25日蔣介石由廣州飛抵重慶，在西南長官公署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研究四川形勢及對策。會議由張羣主持，先由徐遠舉作“敵情報告”，然後由沈策作“情況判斷”。當時父親是副參謀長代行參謀長，按照常規“情況判斷”照例應當由父親來報告，爲什麼一反常規由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來做呢？其實這是父親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有意而爲的。事前，父親把沈策請來將“情況判斷”向他作了詳細說明，並請他開會時出面作報告。由於這是一個在蔣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現自己的好機會，有獲得蔣介石賞識的好處，沈欣然接受。同時，這個判斷是把胡宗南擺在主要防禦方向上，由沈策出面報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同意，蔣介石也容易贊同。果然不出所料，沈策報告後，大家一致同意，沒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就匆匆結束了“御前會議”。
這份極其重要的絕密情報就是在這次“御前會議”後父親親手交給房顯志，由交通員黃克孝傳遞給四川省情報站站長李奮，再由李奮傳遞到中央軍委，然後下傳到各大野戰軍首長手中的。
最後的情報
最後一份情報的送出頗具戲劇性。
1949年11月中旬，蔣介石匆匆趕來重慶親自坐鎮，準備以大西南爲根據地，作垂死掙扎。這時，蔣介石才猛然發現一個天大的問題：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一帶，原來根本無兵防守。見情況不妙，趕緊調整防禦部署。爲了阻止解放軍乘隙而入，他急令駐紮在重慶附近的徐正綱師，火速開往酉陽、秀山，沿川湘邊界佈防。然而爲時已晚，徐正綱師由副師長陳國璋率領，尚未到達防地，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主力已入川境，該師在酉陽附近的行軍途中被包圍，全
軍覆沒，副師長陳國璋被俘。蔣介石不甘心他的失敗，下定決心要確保重慶，撐持危局，親自給第4補給區下令緊急抽調800輛汽車，將在川北地區設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隊第1軍星夜車運重慶，決定在重慶與解放軍來一次大決戰，以求扭轉戰局。
這是一個極爲機密的緊急命令，除蔣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長官公署內部僅有爲數不多的幾個高層人物知道。父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知這一情報的。在蔣介石下達命令的那天下午，父親與第4補給區司令邱淵偶然相遇，見邱淵急慌慌的樣子，父親隨口問了一句：“邱淵兄，看你這急匆匆的，好像火燒眉毛了？”“唉！”邱淵滿腹牢騷地說，“總裁真是瘋了！讓我在10小時內緊急調集800輛汽車，你說讓我一下子到哪兒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還有3天的期限嘛！何況我還沒有孔明那本事！”父親認爲必定有緊急軍情，便若無其事地問：“調那麼多車幹什麼？是不是準備撤離重慶？”邱淵低聲說：“總裁要把胡宗南的第1軍緊急車運重慶。”
父親立即將這一絕密情報告知房顯志，並建議解放軍前線部隊迅速向重慶挺進，以粉碎蔣介石擬在重慶進行決戰的企圖。房顯志也感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又非常緊急的情報。不巧的是，地下交通員黃克孝剛剛派去解放區傳送情報還未回來，而二野派出來渝建立電臺的鄒逢春還在趕往重慶的路上。父親急得在房間裡不停地走來走去。房顯志猛然間想到王崑山，和他曾在一起工作過，眼下正在重慶，是二野敵工部派來重慶警備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員。按照黨的地下工作紀律要求，房顯志和王崑山不屬一條垂直領導線，儘管兩人相識，也不能發生橫向聯繫。房顯志仔細斟酌了一下，心想這次情況特殊，只好破例違反紀律了。他馬上找到王崑山，王崑山也覺得這個軍事情報太重要了，應當立即送出。
爲了保證王崑山安全通過道道關卡，父親設法從總務處處長劉瑀璜手裡搞來一張空白護照，填上假姓名和軍職，讓王崑山化裝成一個上尉軍官，穿着國民黨軍服，佩戴西南長官公署的符號，拿着西南長官公署的護照出了重慶城。王順利越過封鎖線，到達解放軍前沿陣地，被解放軍前線戰士當俘虜抓了起來。經過再三解釋，將其押送到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第12軍軍部。軍長兼政委王近山聽了情況後，立即令電臺與第二野戰軍司令部聯繫，將這一重要軍事情報報告了劉伯承司令員。劉伯承司令員接到情報後，立即下令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主力部隊火速向重慶挺進。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銳部隊第1軍剛運到重慶外圍一部分，就被第3兵團主力部隊和暫歸第二野戰軍指揮的第47軍擊潰，蔣介石保衛重慶的幻想破滅了。29日，蔣介石率領國民政府由重慶逃往成都。30日，重慶解放。
完成使命迎來解放
由於父親最後一份情報送出後，劉伯承命令部隊日夜趕進，結果到重慶建立秘密電臺的鄒逢春與進軍重慶的解放軍先頭部隊同時進入重慶。鄒逢春進城後，來到原來約定的聯絡地點，很快便和房顯志取得了聯繫。12月2日晚，房顯志和鄒逢春一起，乘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的吉普車，到沙坪壩把父親接回市區，將我們一家安排在兩路口特園居住。據鄒逢春講，原來的進軍計劃是在春節前解放重慶，結果11月30日就解放了，比原來的進軍計劃提前了整整兩個月。
第二野戰軍司令部進駐重慶之後，情報處副處長魏錦國立即前來看望父親，隨後，情報處處長柴成文又專門拜會。幾天之後，第二野戰軍參謀長李達專門宴請父親。隨即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和李達參謀長等首長又接見了父親，稱讚他爲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12月，父親被聘任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司令部高級參議、西南人民檢察委員會委員、川東行署委員，並頒發進軍西南紀念章。這期間他對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肅匪反霸、整編國民黨起義部隊等，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底，應時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之邀，父親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工作，先後任軍事學術研究室、戰役戰術教授會、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的會議上，向各位高級將領介紹父親時說：“劉宗寬同志對解放戰爭是有重大貢獻的，特別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勝過十萬雄兵，堪稱第一功！”
（作者原系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重慶市總商會經濟部部長，已退休。本文成文於2009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