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敬的學者，應該首先是一個忠實於真相，然後才忠實於感情的人，這就是學術良知。如果首先被感情牽着鼻子，那麼對於真相的追求就會被感情所左右，最後是爲了感情的需要而歪曲事實，偏離真像。這纔是對真相負責，對歷史負責，對歷史人物負責，對後人負責。不過小諸葛張南江可不是個學者，甚至不是一個可敬的人，不過倒是一個非常稱職的政客。
其實喬夫確實一度曾經準備把滿洲租讓給日本，不過和滿清的割讓臺灣並非一個意思。大體上是希望引入日本，在攫取東北利益的同時幫忙抵抗沙俄，順帶剿滅滿清殘餘，在幫革命黨賺救命錢的同時還能讓日本把一個蠻荒之地開發成一塊成熟的工業區域，到時候按照租期收房子白得一塊東方魯爾。不過日本可不是個草根租客，而喬夫想當個包租公也不容易，這肉包子分量再大也不能用來打狗啊。讓吳宸軒來總結一下就是“小鬼子很黃很暴力，喬先生很傻很天真吶。”
熟知這段公案的革命黨議會領袖廖立中是個謙謙君子，他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讓國人多少有點難堪的歷史真相，就是當時的革命黨是基於這樣一種態度：爲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喬夫鞠躬盡瘁的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爲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
所以問題的全部複雜性也在這裡。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喬夫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樣也不應該爲了維護這種地位而諱言有關事實。但是，對於喬夫的賣國未遂行爲，仍然有大量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說，正因爲他的行爲是高尚的、動機是積極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爲即便是賣國，也是高是尚的。這就是很令人費解的話，爲了個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進行以國家利益爲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當然地是賣國行爲，如果不在道德上遭到譴責，至少也不應該被稱讚爲高尚吧。如果喬夫這樣的行爲都被稱讚，那麼，是不是袁世凱（當然這個世道讓他也沒撈着當賣國賊的機會）、李鴻章簽訂實實在在的賣國條約而變成民族英雄？這套道德相對論，缺點、污點都成了優點，說來說去，不就是“成王敗寇”、“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翻版麼？哪裡是什麼道德評價。不過這種道德相對論有種致命的弊端，就是經不起暴曬，如果攤到桌面上來給大傢伙細細端詳的話，就啥也不用說了，賣國就是賣國，再賣的理直氣壯大義凜然也還是逃不掉芸芸衆生的唾棄。
退一步講，按孔子的說法“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喬夫錯就錯在“大德有虧”。其實，人是複雜的，有其多面性，尤其是那些在歷史潮流之中搏擊的歷史人物更是如此，這就需要多角度多層面來評判。我們完全可以
把喬夫的“大德有虧”及“小節出入”當成解讀喬夫的一個角度和一個層面，沒有必要僅僅爲了忠實於感情而偏離真相。這樣講並非要抹黑喬夫，醜化喬夫，喬夫的功績也不是他的污點所能遮蓋的，平心而論，在困難多變的局勢下，換其他人到那個位置上去，未必比喬夫做得更好。要想在世界上找一個全無私心、不會犯錯的人也很難，這也是我們不必苛責前人的原因，纔會多用同情的理和理解的同情去看歷史人物。不過現在的張南江他們可不是給喬夫寫傳記，這會兒髒水都潑出去了，大戲也該開鑼了。
“湖南常德一鄉鎮，一名革命黨議員老爺因涉嫌殘忍殺害婢女而被捕。經偵緝發現，該議員有虐待之惡習，經常收買貧苦逃荒人家的幼年女孩，收爲婢女，伺機殘害，現已在其家祠堂後院發現骸骨十七具之多，並有協助其殘害少女之惡僕出首，供述起罪行，實是令人毛骨悚然。該議員在省諮議局會上疾呼反對帝制，解放生民，博得衆人喝彩，卻不知背後殘害少女，禽獸不如。”
“四川綿陽某地共和黨籍縣長，巧立名目，攤派強收，中飽私囊之餘仍不甘心。居然私設貨棧，數度夜間指揮僕役盜取公私財物，侵佔他人財產並冒稱被盜搶騙取保險金，經抄檢其家財過百萬之巨，足足抵得其四百年之俸祿。據悉當年該位共和黨先生號召鄉里，共襄義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言共和乃是萬世太平之基業。有記者訪問鄉老，得一諧語“大清萬歲、共和萬*稅。”，鄉民至今仍相信共和就是收稅，說共和雖然不用給官老爺磕頭了，不過這稅也荏多，倒不如恢復磕頭，或者能少交一點銅子。”
“山西議會發生武鬥，會場上兩派議員因觀點各異，言語不合，繼而推搡，乃至拳腳相加，最後椅子文件水瓶漫天飛舞，形如鬥雞，若非會議桌爲花梨木製，重逾千斤，必然也被掀翻。前來維持秩序之警員亦有被毆傷者送醫。據悉此次鬥毆已經是山西議會本年第三次發生，有議員竟然帶着國防軍之鋼盔參加議會，殊爲可笑，復爲嘆息。”
“廣東議會選舉，舞弊賄選成風。據我報記者暗訪，香山、東莞、佛山等地公開收買選票，均價一元兩角，當街收買，銀貨兩訖。見記者有意搭訕，收購者詢問可有票源，並言汕頭汕尾收購僅需要一元，韶關梅嶺清遠等地或者八角即可。因爲急需，如果記者有選票，十張以上還可以加付給5角。記者後在投票站見監場警察、議會代表均在百米外飲酒作樂，當地會黨人物坐鎮，選票由學生仔統一畫勾填寫，投入票箱，路人皆習以爲常。問之則曰，選舉不就是出錢捐班嘛，不撒幾萬文怎麼好當議員老爺呢？撒給大衆比交給官府好得多啦。”
“安徽亳州議會一名議員借議員豁免權，經常當街鬥毆，毆傷人命四條，傷者無算，人稱議會武舉
人，有不忿着皆被當地警局以蔑視議員罪名收押，當地黔首幹不僅不敢言，甚或不敢怒，已經到了不笑不敢上街的地步，乍入此地見百姓喜笑顏開，還以爲清平世界哉，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啊。”
“雲南楚雄一縣長…..”
“共和已歷十五載，優於帝制乃是有目共睹。但今日觀中國之共和民主，似有重大之缺憾，名爲共和，實則分裂，一鄉一縣，皆爲獨立王國，鄉民只知有扒皮之縣令，不知有共和之縣長。部分議員立身不謹，行爲不端，依仗豁免，惡行昭彰。省市兩級議會終日裡你爭我奪，如同雞舍，動輒拳腳相加，另外賄選成風，當選之議員不識選區，選區之民衆不知所推舉之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並非奇譚。更有甚者，刺殺議員、恐嚇代表、收買票權，強行通過其議案，何曾有半點民主作法？如此共和民主，筆者竊以爲或與滿清帝制之黑暗相去不遠。部分地區民衆生活之困苦，百姓求存之艱難，與光緒宣統年間幾無差距。”
新華黨和周邊的小黨派在張南江、鄒容等人調遣下也對議會民主等觀念大抹其黑，其實也不要可以抹黑，現在的共和民主制度放在百姓圈子裡就比津巴布韋大使白不了多少。陳天華等人趁機發動新華黨黨員小組廣泛開展民意調查，對是否需要設立一個超然機構監管政府和議會的所作所爲進行民調。結果絕大多數的市民和鄉民都認爲該有個機構管管這些個嘴上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官吏和議員們。可是現在的司法體系雖然能監管貪官污吏，能對刑事犯罪有偵破的只能，不過這些機關畢竟也是由公務員組成的，他們的信度如何保障？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官僚階層的自我約束。那麼剩下來的只好是新設一個機構來監督監察這些政府和議會機關了。有人提出了元老院作爲最高監察指導機關，不過很快就發現不過是一個參議會的常務委員會而已。如果沒有代表性，就不能服衆，如果代表性能被接受的話，那麼就是個縮小版的議院，最多文明點不至於動椅子互拍而已。
就在這種時候，新華黨的新文膽，纔不到而立之年的鄧先賢橫空出世，發表了《論共和與民主的辯證關係》、《立憲民主與共和民主》、《鞋子論》等文章，一時間在大江南北，廣爲流傳。鄧先賢在《鞋子論》中提出的一句著名論斷，“鞋子合不合腳，不是看這雙鞋子是從哪家店裡買的，而是自己的雙腳認不認它。同理，共和國體是民主制度，君主立憲也是民主制度，既然共和國體未必適合我們國家，那麼君主立憲就真的是洪水猛獸，連嘗試的機會都是觸犯天條的嗎？這共和店裡賣的鞋子就一定是合腳的，若是不合腳那便是腳的問題。君主立憲店裡賣的鞋子則都是桎梏，連看一眼也都是罪過，寧可削足適履也不能嘗試別家，這是哪家的道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