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說到王國慶通過深入研究陳良宇的兩個13年，並從中得出了不少經驗教訓。巧的是，他的愛婿吳天然目前也在研究總結兩個13年。一個13年是他自己的，他參加工作已經13年了。另一個13年是李瑞環同志在中央工作的13年。
自己的13年，吳天然感到還是比較幸運的。他從一個普通的教師一步步成長爲正廳級幹部，其中雖然有不少酸甜苦辣，但也有奮鬥的喜悅、成功的歡樂。這當中，自身的努力雖然佔有一定的因素，但他更感謝組織的培養，感謝周圍同志們的幫助。而李瑞環同志的工作經歷和人格修養則讓吳天然真切感受到了什麼樣的領導，纔是一位稱職的、受人愛戴的領導。李瑞環同志的一些文章，讓吳天然很感動，有時候竟然會在不知不覺間淚水朦朦。當然，在閱讀的時候，也會有會心的微笑和醍醐灌頂般的開悟。
比如李瑞環同志在2002年11月從中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時的一次發言，就讓王國慶感動不已，一讀再讀。
這是一篇講話稿，題目叫《讓時光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活躍有序。與會同志認真學習領會中共十六大文件精神，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葉選平副主席就九屆政協工作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報告。會議期間，一些同志不時地通過各種形式詢問我的工作情況，不少同志希望見個面、談一談。因爲約的人多，時間有限，見誰不見誰也不好定，所以一律沒見。很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利用這點時間，集中談一談我的事，我不知道我所談的到底是不是你們想知道的。
中央決定我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我欣然接受，我認爲這是中央對我的關懷。
我出生在農村，小時候在老家拉過犁，種過地，趕過車，織過布，許多農活都幹過。我大概14歲開始織布。我記得那時我的個兒小，織布的坐機板高，腳夠不着，家裡還專門爲我做了一個凳子。17歲時，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給木工班掃刨花，當時有個木工工長，名叫王錫田，他說我很靈巧，讓我學木匠。我就這樣從一個普通的木匠開始，一步步成長爲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我當工人15年，包括做班組長、施工隊長、突擊隊長，都是不脫產的。在基層企業做領導8年，包括做支部書記、總支書記、黨委書記，等等。在局級崗位幹了8年，包括任副局長、局長、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揮部總指揮、市總工會副主席、團中央書記。在部一級即天津直轄市幹了8年，大概是100個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來，我總共從事各級領導工作37年。
我這樣一個農民的孩子，一個普通的木匠，能在領導崗位工作這麼長時間，能被提拔到這麼高的職位，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有人說這是空前的，即使不會絕後，起碼也是少有的。我常想，過去在像我這樣職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屆的政治局常委，兩屆政協主席。政協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總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鄧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許多革命前輩出生入死、戰功顯赫，建國以後或默默無聞，或職位不高，當將軍、當部長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每當想到這些，我總感到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唯恐因爲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給黨和國家的工作、給老一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事業帶來不利的影響。
我沒讀過幾天書。大家看我的簡歷，沒有專門上學的經歷，不像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哪年中學，哪年大學，哪個國家留學。說我是上了6年小學，實際上由於家境貧寒、要幹很多農活，那6年學也是斷斷續續。我們老家過去吃糧分五等：一等是白麪，二等是亞麥，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爲好、紅高粱次之），五等是糧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麩皮或糠。我們家經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個二大娘，老兩口沒有孩子，日子過得比我們家強一點，她時不時給我些玉米餅子或高粱餅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對她非常感激，參加工作後，每年都要給她一些錢，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歡書，到處找書看，親戚、鄰居的書，我總能想方設法借來看。記得有一年春節，我才十幾歲，母親叫我擔兩捆楂子去城裡賣，然後買幾根油條回家包餃子過年。我在街上看到一個老頭兒在賣一套書，書的名字叫《巧合奇緣》。我一問價錢不貴，就用賣楂子的錢買了這套書，很高興地回家了。到家之後，母親問我油條在哪裡，我說錢買書了，母親非常生氣，說過年沒有油條，怎麼包餃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腳往外跑。臘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個當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給我暖腳。夜裡，母親還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淚說，媽媽知道你喜歡書，喜歡書是好事，可是咱們家哪有錢給你買書呀？
50多年的工作過程中，我沒有趕上真正脫產學習的機會。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我在中央黨校呆過半年。那時中央黨校剛剛恢復，校舍破爛不堪。時任副校長的胡耀邦同志與我比較熟，就經常讓馮文彬同志找我去黨校幹這弄那。我當時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揮部總指揮，顧不過來。耀邦同志就通過中央組織部下令，讓我上黨校學習。我對耀邦同志說，你在中科院挨批時有一個“五子登科”，其中兩個“子”（房子和爐子）與我有關。這次我什麼都給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給你捎上。我當時是局級幹部，由中央下令上黨校學習算是個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測，我那時的領導趙鵬飛同志還以爲我要高升了，其實他不知道這又是一次半工半讀。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學的課程，我的文化知識、建築專業知識和社會科學理論知識，幾乎都是利用業餘時間自學的。由於學習底子太差，我幾十年來一直在補課，有時簡直是“惡補”。我一生爲學習所付出的艱辛，在學習中所碰到的困難，是許多人難以想象的。我很早就當了勞模。勞模是什麼概念？那時候的勞模簡單說就是：幹得多、幹得快、幹得好，吃苦多、吃虧多、奉獻多。多幹、吃虧幾乎成了勞模的縮影。我至今還記得張百發同志當時作報告講的一句話，叫“學吃虧，會吃虧，經常吃虧不皺眉”。我是一個勞模，還是一個突擊隊長，不脫產，還得多幹活，學習的時間只能從比別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擠。那時的工棚是通鋪，你要在工棚裡點燈看書，別人就沒法睡覺。夏天比較好辦，冬天只好穿上棉襖、大頭鞋，戴上口罩，到路燈底下去學習。算計時間，節省時間，合理利用時間，成了我一生的習慣。對我來說，從來沒有無用的時間，包括零碎時間。每次睡覺以前，我總是要想一個題目，總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難的問題，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牀上想。我的若干篇講話、文章的提綱，幾乎都是躺在牀上想出來的。我這一生爲學習吃的苦實在太多，我確實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輕輕鬆鬆地讀一點自己想讀的書。這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實講，我一直不太願意到上邊來。以前中央曾有兩次要調我進京，我都想方設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說過，我這個人不適宜在上層工作，喜歡在下邊跑跑、在人羣裡跑跑，願意幹點看得見、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風波過後，中央通知我到北京來，我對李鵬同志、楊尚昆同志說，我還是願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強調，動亂之後不準再討價還價，我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後，前3年分工宣傳思想工作，後10年分工統戰政協工作。兩段工作，我都是邊幹邊學。幹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會各界去評論。我自己只能說盡了心，盡了力，沒有懈怠，沒有大意。對選平同志在這次會上的總結報告，大家反映很好，認爲九屆政協工作很有成績，也有不足。要我說，成績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關。
13年工作當中，我發表了一些講話、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樣，對我的這些講話、文章，看法也不會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認識的載體。客觀事物在不斷變化，人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認識總有一定的侷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這些文章、講話，不管好壞對錯，都留在那裡，都留給歷史，表揚也好，批評也罷，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點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講話、文章，都是從工作出發的，都是經過自己認真思考的，都是本人親自動手的。
10年統戰政協工作，我同各方面領導相處是好的，關係是正常的。我與全國政協八、九兩屆各位副主席之間，與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以及有關人民團體領導人之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關係融洽。我沒有和哪個人特別的近，也沒有和哪個人特別的遠；沒有和哪個人特別的親，也沒有和哪個人特別的疏。我是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我是個直率人，講話直來直去，不習慣當面說人的好話，也不喜歡背後說人的壞話，有什麼說什麼，怎麼想就怎麼說。這可以說是個優點，也可以說是個毛病。直來直去，不分場合，特別是對領導幹部，有時候讓人家難以接受，下不了臺。今天，我借這個機會鄭重表示，向所有由於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語不當而帶來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請求你們給予諒解！10年來，各級政協組織、廣大政協委員、所有政協機關的同志，對我的工作提供了許許多多的支持和幫助，我也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座各位和我相處有5年的，有10年的，也有13年以至更長時間的。相處是緣分，是福分。相處是短暫的，友誼是長存的。希望這段時光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統一戰線是一*寶，政協工作大有可爲。我相信統一戰線、人民政協事業一定會越來越好！
注：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閉幕之後，李瑞環同志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11月18日至22日，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第十九次會議，學習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這是他在閉幕會上的講話。本文也是是他後來《務實求理》一書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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