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是在這天晚上回到遠東飯店才收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電報，將整封信看完，他也是挺有點詫異的，作爲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總統之一，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這封虛心請教的電報還是很有意思的。
在遠東飯店元首套房的豪華書房裡，宋彪將翻譯成中文的這封電報信函仔細的研究了幾遍，這才決定給予一個正式而全面的回答。
雖然宋皇帝的政治資歷更深，畢竟這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還要年長五歲，又是美國總統的身份，宋彪也只能說是探討，而不是回答吧。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先談及他早年在華旅行時看到的中國，以及現在的中國，感嘆和祝賀中國光復革命的成功時，也講了一些自己的爲難之處，並且想和宋皇帝詢問答案。
他大致的提問方式就是“如果您是我，您將會如何抉擇才能保障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利益？”
這個提問方式很有意思，既是詢問，也是一種外交上的攤牌。
慎重思索之後，宋彪很謹慎的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問題都做了詳細的回答和探討。
在這些問題中有兩個問題是最主要的，一是美國經濟如何恢復爲世界第一；二是如何應對國際世界中複雜的蘇聯主義、法西斯軍國主義、獨裁主義等政治問題。
對於第一個問題，宋彪的答案是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世界第一要比經濟總量第一更重要。國家實力並不簡單的取決於經濟總量，人均價值更爲重要，中國有4.8億人口，約爲美國4倍，只要中國人有美國人一半富裕，國家經濟總產值就肯定是美國的兩倍。
在中國每年的大學教育培養的人數同美國相當，普及教育水平和國家科技、工業、農業水平基本相當的情況下，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比美國高是很正常的事情。
美國對此有兩個選擇，一是不接受，那不管採取什麼方法。最後都要集合全國的力量同中國開戰，用戰爭的方式遏制中國的發展，只要不接受，這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二是接受，如果美國承認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大趨勢，那就不如繼續保持中美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合作，利用和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過程之中必然也會有各種陣痛，但總好過直接開戰。
外交上。中美爲了國家利益的分分合合是再所難免，但是合作才能找到共贏之路。不應該讓任何一個國家單方面承受這種痛苦，雙方應該更多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問題，互相分擔一些痛苦，互相分享一些成果。
比如說，中國應該在世界經濟環境較好的情況下，適當的逐步提高中圓匯率，提高人均收入，雖然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因素，但也能夠有效的緩解美國經濟和其他歐洲工業國的壓力。使得世界經濟都能穩定和平的發展。
但是，這樣的環境需要整個世界爲之努力，國際環境應當穩定和平，世界經濟要向好的方向發展，中國的教育要繼續發展下去，社會福利體系應該逐步的建設起來。
這就是一個好的方向。
對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宋彪的答案只有一句話——積極引導正確的社會輿論。宣揚正面的世界觀，積極準備迎接最困難的局面和戰爭，絕對不向邪惡低頭，堅信世界的正義。
在這一句話之外。宋彪也說了一個農夫與蛇的寓言故事，建議中美都不要採取綏靖政策，不能向邪惡的思想和國家低頭，但同時要保持正常的交流，儘可能採取非戰爭的手段，更長久的維持國際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於中華帝國的一五、二五這樣的政府宏觀規劃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也很有興趣，對此，宋彪建議美國不要採取這樣的極端方式，中國之所以要這麼做，那是因爲國家基礎薄弱，如果沒有經濟危機，帝國這些年的宏觀調控應該是逐步減弱，更多的讓市場自由抉擇。
至於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宋彪也認爲運氣的成分佔大多數，帝國中央政府的財政盈餘和海內外投資資產的總量之所以多，也是歷史特定條件造成的，如果沒有一戰，那就沒有這種情況。
將這些問題都回答一番後，宋彪才讓內廷秘書局將信函翻譯成英文稿，重新以電報的形式發回白宮。
將這封信發出去之時，宋彪並不沒有意識他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之間的這一次通信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歷史，而他們的這兩封信將留名青史，成爲人類歷史上最爲著名的兩封私人信函。
……
如果中國海軍要以航母爲軍事中心，那必然就需要世界上第一流的艦載機計劃，在1928年之後，帝國對原有的飛機編號採用了新的系統編制，在過去，帝國軍用飛機的編號主要是來自於飛機制造公司的縮編，這樣的方式在當時是較爲通行的，蘇聯後來也一直如此。
1928年之後，帝國將海軍部、空軍不和陸軍部合併爲新的國防部，對三軍所使用的軍事飛機都採用了統一的新式編號系統，艦載殲擊機爲J系列，艦載魚雷轟炸機和陸基魚雷轟炸機、強擊機統一歸屬爲攻擊機，編號爲G系列，中大型轟炸機爲H系列，運輸機、巡邏機爲S系列，教練和輕型戰鬥機爲K系列，噴射式戰鬥機爲P系列。
帝國的艦載機研製計劃是和航母戰略同步推行，現階段新服役的艦載殲擊機是東北重工旗下瀋陽飛機公司生產的J-4，其原型機是柯蒂斯公司旗下的P-36戰鬥機。這款在美國生產和設計的戰鬥機因爲發動機技術的不成熟而並未得到美軍的親睞。
柯蒂斯公司在很長時期裡都是遠東財團在美國分公司獨立控股的子公司，在大蕭條期間，遠東財團將美國的子公司合併爲美國聯合技術工業公司，其中包含了柯蒂斯和普惠兩家航空業製造公司，並將東北瀋陽機械動力公司研製的18缸雙排氣冷發動機技術轉移到普惠公司，由普惠公司在此基礎上研製出新黃蜂系列發動機，該型發動機和P-36戰鬥機結合後就是新的P-40戰鬥機，雖然因爲美國內部的新排華風波的崛起，P-40戰鬥機並未能得到美國陸軍航空隊的親睞，但帝國空軍則以該型飛機爲基礎重新研製出J-4艦載殲擊機。
帝國在航空動力領域投入的技術研究和項目要更爲深入。比之美國存在較爲明顯的技術優勢，在發動機氣冷和渦輪增壓引擎技術領域都擁有較高的優勢，在P-40戰鬥機引入東北重工進行重新設計後，新型J-4戰鬥機擁有極高的機動、翻滾和俯衝性能，馬力強勁，即便是以東北重工一貫的飛機皮實的特點出現，但仍然擁有極強的靈敏性能，高強度的渦輪增壓技術也足以保證該機型在高空環境依然擁有極高的輸出功率。
在此之前，帝國的J系列艦載機一直是江南福道公司所壟斷。這是因爲早期研製航母階段，江南財團控股的福克公司同福州造船廠之間的保持着密切的配合關係。使得江南福道公司在前期的艦載機研製上牢牢佔據着優勢。
在J-4服役之時，帝國此前所採用的艦載機J-2\3都是江南福道公司所生產。
由於整個帝國都極其關注航空領域的研製和技術積累，帝國在國內擁有三十多家飛機制造公司，大體都集中在東北重工、江南福道、南洋重工、漢冶萍四家公司旗下，由四大財團相互競爭，江南福道側重於同美國合作，南洋重工側重於英法，漢冶萍雖然是一戰後纔開始涉及航空製造的後期之秀，因爲採取和德國合作的長期戰略。幾乎吸收了德國在一戰後最爲優秀的一批飛機設計師和工程技術人員，很快就在漢陽和萊蕪建立兩個飛機制造業基地，並且在大蕭條期間徹底兼併德國的合作公司，逐漸形成同前三大財團飛機工業相競爭的實力。
這種局面使得帝國在航空製造業領域擁有多種型號的飛機，在1928年之前，由各公司自行命名的軍用飛機即多達六十多種型號，而四大財團旗下也各有一家專注於航空發動機製造的企業。
由於南洋重工和東北重工同時涉及法國機械工業。雙方都在向法國輸出技術，這種跨國企業的存在使得中法美德四國的飛機制造技術都接近在同一水平線，而在渦噴領域，中德英則是分開進行。相互並不能明確知道對方的進展程度。
同樣的，蘇聯在同帝國的技術交易中也獲取了一部分關鍵技術，引入了單排18缸的氣冷星型發動機和鋁合金工藝，使得蘇聯在飛機制造領域也獲得了大幅度的進步。
比如說中華聯合工業控股總公司在世界範圍內控制着東北重工、美國聯合技術工業公司、法國雷諾公司、德國巴伐利亞飛機制造公司和巴伐利亞機械廠、意大利薩伏亞公司，這些相互交流各自的優勢技術，確保在世界範圍內的每一個區域市場都擁有全面的技術優勢，同蘇聯進行技術交流的主要企業也是中聯繫，也維持中聯繫在蘇聯機械、紡織等市場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從中牟取鉅額暴利。
這種局勢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一系列的波動影響，可以估計，一旦世界進入新的二次大戰，各國的航空工業幾乎都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而未來的空戰也必將更爲慘烈，中國則是既是技術上研發最快和最爲全面的國家，也是技術交流最頻繁的中心平臺，還是資金的主要來源。
所以說，資本永遠是這個世界墮落的原罪，但是宋彪並沒有排斥這種技術上的輸入和輸出，對於東北重工和漢冶萍兩個同德國工業原本就難以切割的財團。乘着一戰和大蕭條期間的德國經濟困難而大幅度的投資德國，廉價收購德國企業的商業投機行爲，他也從未有過任何的制止，實際上，宋彪在很多時候並不知道國內這些財團在幹什麼，哪怕是對於皇室直接控股的東北重工和持股較多的漢冶萍公司。
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兼併中，東北重工兼併了當時因爲生產摩托車而陷入困境的巴伐利亞機械廠，也就是通常所說的BMW公司，因爲這家公司不能生產原有的航空發動機，東北重工才兼併它。並將它和同一地區的巴伐利亞飛機制造廠的航空人才都抽調到瀋陽的德國新區。
同時，東北重工也將自己的汽車技術和車型授權給BMW公司，解決這家公司面臨的摩托車技術難題，投入資本維持這家公司的擴張和汽車業，因爲德國工業在一段時間很困難，東北重工就決定將這家公司的產品銷回國內，每年賣兩千輛維持它的生存。
這應該是BMW汽車第一次在國內銷售，但它的中文名稱是巴依爾。
爲什麼叫巴依爾，宋彪也不清楚。反正就是這麼一家公司。
帝國在德國的工業投資規模是很高的，宋彪也不能說德國要發生法西斯主義。你們不能去投資，而德國在馬克大貶值時期，幾萬中圓就能買下一家幾百人的機械製造廠，相當於過去幾百萬中圓才能獲得的資產，而帝國內部的德語人才很多，雙國籍的德籍人口也多，雙方技術合作和經濟交流歷史悠久，一戰之後，中德關係恢復的也極其迅速。加上德國工業在技術上在一戰後仍然大幅度領先國內，過去要花費幾百萬中圓才能從那些公司引入技術，一戰後的幾次特殊時期，只需要幾萬中圓就能將整家公司都買下來，那爲什麼不買？
一戰結束之後，帝國在德國投入了大量資金，德國拖欠帝國的戰爭賠償也在“債轉投”協議下。大幅度的編程帝國中央政府投資，這些鉅額的資金涌入德國，買下企業，同時也買回了大量技術和人才。爲帝國至少縮減了十年的技術努力。
此外，直接控股這些企業就可以讓這些企業的出口僅限於歐洲地區，在技術轉移之後，這些出口就成爲了帝國工業在世界範圍內的特權。
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的德國和美國人之所以反感、排斥中國人，認爲是白種人的威脅，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很有原因和道理的，只是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的中國和中國人，也不怕他們反感和排斥，而宋彪的環球訪問之所以要特殊關注德國和美國，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善意去化解這種排華風波，可惜效果不是特別的好。
帝國工業發展今天這種情況，航空工業的水平自然是高居世界前列，換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容易就能吸收到其他各國的零星的創新和改進技術，在本身技術研發規模就是最大的情況下，繼續吸收各國技術優勢，牢固的保持着帝國在航空工業領域的統治地位，比如說在大型客機和運輸機（35座以上）的生產上，雖然美國波音公司也能生產同等的客機，帝國的東北重工和江南福道纔是世界上的大型飛機霸主，佔據着產業的龍頭地位和最大的市場份額，甚至可以說是壟斷了世界市場，德法英美蘇都要從中國進口大型飛機。
黃禍論，中國威脅論……確實不是空穴來風。
人家恨你，恨不得你早點分裂、衰落、奔潰和人口滅絕……那總是有原因的。
就在宋皇帝將回信發往華盛頓特區時，納粹德國元首兼帝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信任的特使漢斯.馮.克塞特將軍，在納粹德國外交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和威廉皇儲的陪同下，三人一起抵達中國訪問。
納粹並不討厭中華帝國。
這是一個很顯然的情況，雖然德國國內存在着一定的排華風險，但是納粹更積極的反猶太和反蘇聯，並且將中國作爲一個正面的例子謳歌，這也很正常，因爲中國是在一戰後對德國幫助最大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最友好的國家。
此次前來的三人中，威廉皇儲和宋彪來往的比較多。宋彪兩次赴德國訪問時都住在霍亨索倫家族的領地中。
他們到帝國首都的中央特區時，宋彪還在東北視察航空、船舶、電氣、機械工業的一些新的進展，也視察了帝國在覈物理工業和電子計算機領域的一些新突破，在漢斯.馮.克塞特將軍、羅森堡外長和威廉皇儲陸續同中央內閣、中央軍部的重要官員、將領都舉行了會晤後，宋彪纔在10月3日乘坐專機返回首都接見他們。
中華帝國是一個很腹黑的國家，帝國的大國外交也可以說是世界政治腹黑學的典範，或者說中國人天生就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外交專家。
在蘇德英美之間，帝國即便和他們有着越來越激烈和尖銳的矛盾，也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合作關係，通過這種平衡外交迫使蘇德英美都無法對華採取遏制手段。不僅不能遏制，四國都要圍繞中國展開外交競爭，避免中國過多的支援他們的對手。
哪怕是對盟友法國，帝國也用德國這張牌很巧的妙腹黑着，雖然法國一直對帝國的外貿政策和中法貿易之間的不平衡感到不滿，面對納粹德國的壓力，法國也一直不敢直接將矛盾拿上臺面和中國討價還價，私下交涉的話，法國交涉一次。中國就表面上“積極維護中法永久的同盟友誼”的讓步一次，可不管怎麼盤算。最後還是法國吃虧佔大多數。
帝國很腹黑的。
帝國將此稱之爲“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們支持國際社會擴大交流與共存，促進友誼和平的公正公平的對等外交，不支持霸權、對立和戰爭”，實際下手是最陰狠的。
在蘇聯和德國之間，帝國也搞平衡外交，兩方面都有支援和扶持，兩方面都有交流和貿易，帝國向德國提供所需要的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用英法美的技術換取德國的技術，吸收德國的人才，輸出資金在德國投資賺錢，向蘇聯提供技術和工業產品、糧食，輸出技術和軍工產品、物資，平衡蘇德之間的軍事實力。
不僅與此，帝國還在蘇德之間大搞離間情報戰。支持蘇德對立，暗中支持德國反蘇，同時也暗中支持蘇聯反德，對帝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不能讓蘇德聯手，要讓蘇德長期處於劇烈的對抗中，制止蘇德簽署和平條約之類的外交約定。
在德國訪問團抵達中國之後，帝國也是非常熱情和親密的接待他們，邀請他們參觀中國多個城市，有意識的先安排他們在上海、天津訪問，隨後才抵達北京會見中央內閣、中央軍部，參觀中央直隸軍區、北方艦隊、中央帝國大學和中央軍事學院，最後才安排他們覲見皇帝陛下。
帝國是很擅長搞外交工作的，很有東方式的人情味，派遣接待德國外交官的都是資深的知德派，基本都是在德國留學過的高層將領、內閣官員、學者，搞的彷彿整個中國高層都是親德派一樣，很多都是德國人的老朋友，其實帝國對待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甚至是對日本，帝國也能派出一個知日派高層陣容負責訪日和接待日本使團。
總之，帝國一貫就是如此陰險。
回到首都特區，宋彪甚至未作任何的休息就在當天中午宴請以私人身份訪華的威廉皇儲，雖然已經不算是真正的皇儲，但畢竟還是前德國皇室繼承人，兩個家族之間依然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下午兩點整，宋彪繼續在宣政園的中央廳接見納粹德國元首特使漢斯.馮.克塞特將軍和德國外交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宋彪去年訪德的時候，也正是他們陪同宋彪參觀了德國國防部。
這兩位都是中國人的朋友，也都曾經在華工作過一段時間，宋彪以一種很親切的方式邀請他們坐下來，和他一起喝茶閒聊，彷彿是鄰居之間的日常來往。
在坐下來之前，元首特使漢斯.馮.克塞特將軍先向宋彪奉上元首的親筆信函，信函中附有中文翻譯的打印稿件，但也同樣有阿道夫.希特勒的親筆簽名。
宋彪就直接看這份翻譯稿件，大致看完以後還是很驚訝的。因爲阿道夫.希特勒元首閣下有點異想天開，試圖勸說中國和德國一起組建更爲強大的反蘇同盟，使用強硬的軍事手段消滅和征服蘇聯，並在東西方瓜分蘇聯。
按照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的計劃，中國將可以得到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包括整個哈薩克，如果中國願意出動全部實力，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甚至願意以伏爾加河劃界，將德國急於需求的高加索石油區也劃分給中國，但是要求中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應該保證對德國的石油和其他資源的供應。
真是很大膽的一個想象啊。
天才真是不同凡響，宋彪都從來沒有過這麼狂妄的奢想。
話說回來，中德聯手想要消滅此時的蘇聯還並不是很困難，問題是英美同意嗎？此外，德國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和蘇聯交戰呢？佔領波蘭？
所以，這份看似對華極其有利的提議之下掩藏的是德國想要吞併波蘭的野心。
宋彪將信看完之後並沒有做出任何回答，而是很簡單的向元首特使漢斯.馮.克塞特將軍致謝，並希望克塞特將軍將這樣的致謝轉達給德國元首閣下。
客套了兩句後，宋彪就將話題轉移到中德通商條約補訂協議的新一輪談判上。特別是關於中國在德國投資的問題。
對於中國在德國投資的總規模，宋彪也是在幾個月之前纔拿到一份全面的報告。應該說，中國在德國的投資規模有點過於龐大，宋彪希望是在不影響中德關係的基礎上，穩步開始撤資到瑞典，在訪問瑞典之時，他就有過這樣的考慮，但這些在德的中資企業投資並不是中央政府說了算的，更不是他說了算的，這就需要中德之間的政府合作。通過政策上的制定進行調整。
就這個問題做了一番交涉後，德國外交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就迫不及待的表態德國一定會保護好中國在德國的投資，絕對不會出現像美國那樣的排華風波。
等他說完，宋彪考慮了一番，道：“凡事總是事出有因，中國哲學中強調因果關係，凡事有結果必然有原因。有原因就必然又有結果，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和中德國家及人民之間的友誼相比，中國在德國的經濟利益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目前的一個考慮是希望在不影響德國經濟整體狀況的情況下。逐步將一部分資本撤離德國，轉移到亞洲的貧窮國地區投資，這對雙方都是一件好事。我個人建議德國可以採用國家收購的方式，或者是國家扶持回購的方式，對中國在德國的一部分投資收回，但是德國財政能否支撐得住，以及中資在主動撤出德國市場的過程中，是否會被有意識的其他國家誤解和錯誤的解讀，我覺得都是一件需要我們雙方考慮的事情。”
羅森堡外長解答道：“我國絕對沒有限制中資的用意，在這一點上，我必須要向華皇陛下做出保證和承諾，如果中國是爲了長遠的考慮，我國也願意配合貴國，不過就現階段的政府財政而言，我們確實存在着一些困難。”
宋彪也不否認，道：“是的，這個問題還是比較難解決的。”
頓了頓，他又提議道：“情況允許的話，我們會考慮將一部分資產出售給其他外國財團，大部分還是出售給德國自身，恢復德國工業的獨立性。我對世界經濟的一個觀點是工業需要競爭，中資企業目前的一些經營策略也是我所不太欣賞的，自由的競爭才能讓世界繁榮和進步，靠資本力量實施壟斷經營和技術封鎖並不有利於世界的長遠發展。”
羅森堡外長答道：“您說的非常對。”
這種問題對宋彪而言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他了解過，德國馬克崩潰時期，遠東財團在德國大約注資投入了四千萬中圓，由於馬克當時貶值幅度達到了三百多倍，加上當時德國企業界寧可被中美兼併，也絕不被英法兼併的作風，當時只用了七百萬中圓就將克虜伯鋼鐵收購下來。
兼併德國大企業的機會總是很少的，當時德國真正被兼併最多的還是中小企業，遠東財團後來將這些中小企業重組爲德國聯合工業公司，使得遠東財團在全球擁有CUI、AUI、GUI三家聯合工業集團，實際上，不管是德國聯合工業，還是美國聯合工業，總投資的規模都很小，即便是大蕭條的這幾年就已經將投資成本收回來。
和中國在美國的資產規模相比，在德國的中資不僅最初的投入資本低，即便現階段的總規模也不是很驚人，還沒有危急到美國那種程度。
正因爲沒有太多的壓力，宋彪和德國外長羅森堡洽談的也非常愉快，兩人侃侃而談，聊的都是中德經濟合作的問題，有一些比較難解決的地方，但也沒有原則上的致命衝突，至少不像當年的膠澳殖民地問題那麼難解決，帝國更不是德意志帝國那種死板國家，只要有利可圖，凡事都可以商量。
兩人談了很長時間，宋彪考慮也不能徹底就將希特勒的提議完全扔在一邊避而不談，就在經濟話題觸及到軍工業的技術和資本合作時，才轉回來同羅森堡外長、克塞特將軍主動提及道：“中德之間的軍事合作歷史悠久，而且還延續很久，這應該是我們雙方和兩國都願意繼續保持的良好情況。至於希特勒元首所提倡的建議，我們對蘇聯肯定持有比較強烈的排斥，但是中蘇距離太近，這使得我們在做出任何決策之前都需要謹慎的思考和衡量利弊得失。從原則上來說，我們也反對蘇聯政權，但就中蘇目前的關係而言，現階段還是良好的，我們在國際社會不止一次的腔調，中國是一個不怕任何戰爭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們確實清楚蘇聯對人類和中國可能造成的致命傷害，但在現階段，我們還是更願意通過交流來保證和平。對於希特勒元首的提議，我們現在還不能給予明確的答覆，要看局勢的發展，總體來說，我們現階段對蘇聯要做的工作不是經濟和技術上的封鎖，而是在政治和思想層面的鬥爭，在政治影響力和疆域的扼制。我們不能去遏制蘇聯的正常發展，那會讓矛盾激化，最終必將導致戰爭，但又必須遏制蘇聯的在思想主義和疆域上的擴張，簡而言之，中蘇現銜接的情況和政策就是政治對立，經貿穩定。”
德國顯然也清楚不可能一次說服中國支持德國的計劃，特別是其中面臨的波蘭問題是很尷尬的，中國和波蘭現階段的國家總統阿圖爾.馬爾託斯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而德國提出的這份計劃就是希望中國放棄對波蘭的淺層面的保護。
對於宋彪的這番表態，羅森堡外長、克塞特將軍都不停的點頭稱是，並沒有提出過多的異議。
宋彪的時間還是比較緊張的，也沒有必要親自過問各種問題，關於中德經貿和進一步穩定合作的協約談判，這些工作就要交給外務部和中央軍部逐一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