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過他娶我。”我脫口而出。
“我看你是很想的，你還不老實？”大小姐一邊說一邊一把搶過我手中的項鍊，然後把它扯斷了。珍珠一下七零八落滾到了地上。我趕緊蹲到地上去撿珍珠。我的心裡受到了很重的傷害，眼淚倏地落下來。大小姐卻得意地回自己房裡去了。
“神經病……
“惡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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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衝大小姐的背影輕輕罵。心裡很心疼這一地散落的珍珠。不錯，我是下人，可小少爺從沒有把我當下人。後來，我很有耐心地重新用一根細繩，穿好了珍珠項鍊。只是，再也恢復不到原來的精美樣子。
第二天中午，家裡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午休。我站在後門口，與隔壁範家的丫頭翠翠閒聊。突然來了幾個警察，還有一個日本鬼子，他們二話沒說，就把我和翠翠推到一邊，衝進了屋子。我是嚇壞了，抖抖索索的，但還是大聲嚷着：“鬼子來啦！”
“你嚷什麼嚷？”一個警察轉身對我說。
這是一個熟悉的聲音。我定睛一看，認出來了，他是大少爺劉易懷。他怎麼當警察了？我正在納悶，聽見老爺從屋裡傳出聲音來問：“誰來啦？”
“我，劉家大少爺回來啦！”大少爺大聲回答着。
“你給我出去。”老爺一邊從裡屋出來，一邊氣呼呼地說。
“我來了，就不走了。爲什麼我自己的家不能回？”大少爺一邊說，一邊吩咐其他幾個警察和日本鬼子在客廳的木椅上落座。
老爺走進客廳，一下傻了眼。本來他以爲大少爺最多是賭博、嫖女人、偷東西。他怎麼也沒想到大少爺居然去當警察，還與日本鬼子勾結在一起。
“你……你這個孽子，你是不是想氣死我？”老爺全身顫抖地說：“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大少爺站着沒動。日本鬼子突然嘰哩咕嚕地說起話來。老爺聽不懂，但他知道那肯定是侮辱他的話。老爺氣憤極了，他又一次全身顫抖地說：“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老爺有高血壓，他說完：“你們都給我滾出去。”這句話後，倏地癱倒了。我趕緊上去扶老爺，這時候大少爺不但不扶老爺，還衝着老爺罵：“你這個老不死的。”
太太和二姨太三姨太，都從自己的房間裡出來了。她們嘰嘰喳喳地指責大少爺。大少爺向那幾個警察和日本鬼子一揮手，揚長而去。
屋裡的女人哭成一團。幸好這時管家陳森採購東西回來了。於是他很快找來司機，把老爺送去醫院。老爺這次病得不輕，等老爺病好出院，我已決定離開思鑫堂回鄉下去完婚了。
我離開思鑫堂時，太太的病比從前好了許多。她說：“你要常回來看看。”
沒多久，抗戰勝利了。我在鄉下接到太太寫給我的信。她邀我回家去參加老爺辦的慶祝晚會。可是這時候，我早孕嘔吐的不良身體反應很嚴重，便婉言謝絕了太太的一番好心。
我再一次到思鑫堂去做女傭，已經是13年後了。這時候思鑫堂已今非昔比。太太已在五年前，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在解放初年，就改了嫁。二少爺去了新疆，四少爺去了貴州，五少爺去了雲南，只有大少爺和三少爺留在上海。大小姐嫁給了一個地主成份的中學教師。中學教師犯錯誤後，被送回他的老家餘杭鄉下勞動改造去了。大小姐因此也拖兒帶女的，跟着去了鄉下。我真沒想到大小姐會去鄉下，會落到這般境地，我心裡真的很同情她。
我是被小少爺叫回來做女傭的。小少爺年初從美國回來了。他帶回來一個妻子和一個兩歲的兒子。難得他還想着我，千方百計託人找到我居住的鄉村。我知道小少爺是不會忘記我的。他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是學建築的。這正是1957年的初春，在小少爺眼裡，上海的陽光與紐約一樣溫暖。然而上海畢竟不是紐約。上海雖然有國際飯店這樣的高層建築，也有租界這樣西洋化的建築。但在小少爺的構思裡，上海應該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有旋轉餐廳等等現代化的建築。我是一個鄉下女人，那些時髦的語言，全是從小少爺那裡聽來的。
小少爺帶回來的妻子，長得很像四姨太。我叫她沈醫師，沈醫師是一個很文靜溫和的女人。她的父親1949年從大陸去了臺灣，她沒有要求去臺灣定居，跟着小少爺回上海來了。
米夏是他們的兒子。帶領這個白白胖胖的兩歲小男孩，就是我的工作。應該說思鑫堂雖然沒有了從前的人鼎興旺，但有了孩子就有了人氣和熱鬧。現在思鑫堂住着三少爺一家四口，小少爺一家三口，以及老爺、管家陳森和我，正好十個人。
小少爺這時候在上海某個建築設計院工作。他的工作熱情很高。有時在自己書房裡畫圖紙，一畫就是一個通宵。小少爺說他有太多的蔚藍宏圖。他要把浦東那一塊，設計成像紐約一樣的現代化新城。其實那時候久住上海的人，到過浦東的怕也沒有三分之一，或者說是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即使到了春光明媚的日子，郊外踏青的日子，上海人寧願跑到老遠的龍華，或是西郊的徐匯鎮去溜達溜達，卻不願冒了些微的風浪，渡過黃浦，到浦東去觀光一下。也許就因爲這個緣故，浦東一直停留在18世紀古老的狀態中。
小少爺說，他的這一建設浦東的夢想，是從孫中山先生的計劃書裡看來的。孫中山先生把他的畢生精力，草擬了維新中國的“實業計劃”。在他這一部偉大的計劃中，滿載着發展東方大港，改造黃浦江的整個計劃。如果若干年後，真正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實現了東方大港的計劃，到那時浦東不是現在的浦東，上海亦不是現在的上海了。小少爺把這些話，常常掛在口中的。
中國“五七”***，那時候剛剛開始。“大鳴大放”是那時候，幾乎每個單位都提倡的一句口號。小少爺肚內有滿腹經論，自然要傾吐出來。於是他幹勁十足地寫批判“某某某”的大字報，把大字報貼到設計院的大門口。這在當時是震驚了整個設計院的。因爲那時候不是“文革”，還沒有人貼大字報。
小少爺後來打成“右派”，當然與貼大字報有關。我知道他們給他立了好幾條罪狀。但我只記得那張大字報的罪狀。
秋天是凋零的季節，滿地的枯葉在街道上飄來飄去。小少爺就在這年的深秋，被送去杭州勞改。當然這是我們的說法。其實到那裡，還要接受公安機關的預審。最後才能確定是否真正坐牢。去杭州完全還有家庭背景的照顧性質。不然就得去大西北。小少爺是由公安局，押送去杭州的。我與沈醫師還有小米夏，是拿着大包小包一起去杭州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小少爺被關押在哪一座*看守所。
老爺在我們動身前，替我們在離杭州火車站不遠的建國中路華藏裡，向一個糧食老闆轉手了一棟房子。這是一棟二層樓的房子，有前樓和附樓，還有一個大院子，裡面種着桂花樹、冬青樹、葡萄樹、桑樹等。儘管房子的條件不錯，但沒有了在上海時的良好感覺。尤其是沈醫師整個人，一下顯得憂鬱和憔悴。
我們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住一棟樓感到害怕，就把整個二樓租出去了。這樣我們既有了一些收入，也有了些人氣。這年我們初來乍到，沈醫師因爲是“右派”家屬，沒有機會進對口的醫院，而是進了一家棉毛針織廠做廠醫。真是大材小用了。
白天沈醫師去她的工廠做廠醫，我就在家裡管孩子、做飯。孩子午睡時，我就出門去打聽附近哪一座*看守所裡關押着小少爺。當然我的舉動都是徒勞的。但我不甘心，我一直跑到“小車橋”。“小車橋”就是某個“監獄”的地名。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裡做飯，沈醫師急匆匆趕回來說：“打聽到了，我知道易泉在哪裡了。”於是我們吃過午飯，就抱着小米夏去看他爸爸了。——在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巷盡頭，赫然寫着：某某*看守所的字樣。
小少爺。不，我後來改口叫他劉先生。劉先生被關在14號牢房，犯人代號是26710。我們到的時候，就有看守衝牢房喊：“26710出來。”
一個正常的男人，變成了一個代號。一個留學歸來的學者，變成了一個囚犯。
14號牢房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子。它陰森森的，有點兒鬼魅般的氣息。房頂有一盞獄燈，很昏黃的。我們從外面望進去，裡面有兩張單人牀。牀上鋪着草墊，是保暖用的。劉先生聽見看守叫他的代號，就從裡面快步走出來。
“爸爸。”小米夏認出爸爸了，他大聲喊着。孩子是壓抑空氣的調節劑，劉先生馬上樂嗬嗬地、興奮地應道：“爸爸來啦！”
劉先生這時候的模樣，再也不是剛從美國回來時西裝筆挺的紳士派頭了。他剃着平頂頭，留着鬍子，穿着囚服，活脫脫一個罪犯的樣子。沈醫師當然感到悲涼和憂愁。她從頭到腳地打量着劉先生，只見劉先生赤腳穿着一雙墨綠色的解放球鞋。
我與劉先生打過招呼後，就抱着小米夏站到一邊去。我想讓他們夫妻倆多說說話。可是他們四目相對，默默無言。從看守所出來，我們一路都走得很沉重。沈醫師在默默地流淚，小米夏卻很乖地在我懷裡睡覺。空氣中的冷風，讓我們感到一絲絲的寒意。當然更多的是心靈的寒意，冰涼的感覺。
劉先生在獄中的生活，我知道的並不多。但沈醫師每次去探監，回來總會告訴我一些什麼。於是我知道劉先生在牢房裡，要老老實實交代自己的罪行，還要接受大會小會的批判。不過他很快習慣了獄中的生活。那種最初在獄中精神上倍受煎熬的時期，已經過去。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坐監，除了睡覺、放風和開批判會，其餘時間他學會了盤腿打坐。
應該說監獄裡的犯人，每天無論上午還是下午，吃過飯便開始學習。內容通常是讀報。那時候的報紙，登的最多的就是反右鬥爭帶來全國政治、經濟新局面的文章。然而局面再好，成了罪犯的劉先生，以及罪犯家屬的沈醫師，也感受不到清新的空氣和燦爛的陽光。
劉先生在獄中，常常感到飢餓。他一頓只能得到一個饅頭、一碗稀飯、一碟鹹菜。我們沒法送東西進去，理由很簡單：爲了他更好地改造思想。因爲看守所的犯人都屬未決犯，由公安機關進行預審，預審之後移交檢察院，檢察院再審後向法院提起公訴，最後由法院對犯人的命運做最終的裁定，處以徒刑或者死刑。少數幸運的也會釋放，成爲摘帽“右派”。然後被分配去某個單位工作。所以看守所不是真正的監獄，它是犯人和犯人家屬眼中的監獄。當然一旦成了已決犯，犯人就不住這裡了。
未決犯與已決犯之間，就像凌空懸着一條鋼索。每一個犯人都提心吊膽，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因爲一步踏空便會墜入深淵，摔得粉身碎骨。預審這一過程，因人而異，有長有短。劉先生當然是想越快越好。他不願意自己的案子被長久地懸着。說實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案子？但他知道這一年，很多知識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
那時候看守所就像一個鐵打的營盤，而流水的囚犯一個個進來又一個個出去。他們因爲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聚到了一起，接受翻來覆去的審訊。犯人通常把這種審訊，戲稱爲：車戰。那些經歷“車戰”的犯人，沒有堅強的神經很難度過難關。所以沈醫師回來說，與劉先生同屋的那個“白面書生”，每次審訊回來都像死人一樣。不是倒地呼呼大睡，就是號啕大哭。他的哭聲像牛哞一樣，讓人聽了心裡發怵。
我雖然是個鄉下女傭，但我16歲那年就到劉家了。耳聞目睹，我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女傭。我喜歡打聽一些消息，也喜歡關心一些時事政治。尤其劉先生在獄中，不要說沈醫師那份壓力和牽掛，連我也是坐臥不安的。有一次沈醫師工作忙，我就替她去獄中探望劉先生。劉先生那天剛接受完審訊，一股魂飛魄散的樣子。我嚇了一跳，心裡特別想劉先生千萬不要被判死刑啊，他是好人，他沒有罪。
這一次我沒有看到“白面書生”。與劉先生同屋的，已是另一個蓄着鬍子的中年男人了。劉先生悄悄地告訴我：“白面書生”被轉獄了。大概他在看守所的預審，已經結束，案子轉到檢察院去了。“白面書生”就這麼走了。後來他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我還想問劉先生一些什麼時，他們已到了放風的時間。那個矮冬瓜看守很兇地對我說：“走，時間到了，你給我出去。”我乖乖地出去了。透過籬笆我看到所謂的放風，就是讓犯人像驢推磨似的，一個跟一個在院子裡轉圈。這時候監管人員就格外多，他們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但照樣有犯人利用放風時間，與另一個犯人低語交談、互通信息。這就是人的力量，任何險惡的環境都有空子可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