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兒，我的菜全上齊了。我咪着酒吃着菜，還不時地望望窗外。窗外公路對面一片冬日蒼茫的景色，讓我浮想聯翩。我想西籬村有不少老人，他們一輩子生活在這裡從不曾離開過。而他們的孩子與孫子，如今卻一個個遠走高飛。飛出去的是勤勞與見識，帶回來的是財富和力量。西籬村一共有600多戶人家，5297口人，其中有4126人出外打工。這個五年前還是清一色的茅草屋，近兩年已蓋了不少新樓和平房。李超的大伯李加強，也在村裡規劃的新住宅區借債蓋了兩間瓦房（平房）。
不知什麼時候，我的對面又來了一個男人。他的咀嚼聲很響，就像搓衣擦板的磨擦聲。“擦擦”的聲音，讓我擡起頭來朝他看看。他與我搭話，說：“我是隔壁理髮店的理髮師，你要燙頭、洗頭什麼的來我這裡吧！”他倒是很會招攬生意的。我說：“好吧，我要洗頭就來你這裡。”他聽我這麼說，就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一張名片給我。我記住了他的名字：範二鬼。
看得出翠花很喜歡與範二鬼打情罵梢。等我吃完飯起立的時候，翠花乾脆坐到了我的座位上。他們你來我往的，一句又一句，翠花開心得臉上的肉，笑成了一堆。那些帶着****的語言，讓我的臉羞紅起來。我趕緊提着包走出小酒館，我下午的工作是要去李加英家見李超的父親。這個三年沒有見到兒子的父親，由於姐夫的意外死亡回家來了。從杭州到西籬村不過700多公里路，來回100多塊錢的路費。但這100多塊錢對李超父親李加明來說，卻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我送李超姑夫的花圈，已被放在靈堂最醒目的位子。李加英見我又來了，拉着我的手，抹着眼淚說：“我們家的頂樑柱塌了，你叫我一個女人如何供兩個兒子讀完高中考大學啊！求求你把我們的困難寫進你的文章裡，登到你們的報上去。”我說：“好好，我一定會如實反映。”李加英聽到我這麼說，彷彿遇到了“救世主”，她馬上平靜了下來。只是我心裡感到忐忑不安，我的報導也許根本解決不了她的實際困難。
我在人羣中終於找到了李超的父親李加明。李加明不像哥哥李加強那麼土頭土腦。儘管他衣着樸素，但也許常年在城裡呆着，皮膚不是那麼黑，人也看上去機靈些。我說：“你見到兒子了吧？”他說：“聽說村裡來了女記者。大家很高興。李超還沒有放學，我還沒有見到他。”我說：“三年沒見了，你很想他吧？”他說：“除了想，更多的是擔心。”我說：“我看過你給李超的信，那是一種風箏與線輪的感覺。”說起信，李加明就從隨身的皮包裡拿出李超寫給他的信給我看。他說：“這是我們唯一的交流，要是沒有這些信，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活。”
我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看李超寫給他爸爸的90多封信。這90多封信，李加明就像寶貝似地走到哪裡帶到哪裡。我知道這是一種精神力量。李超的信顯然比父親的信，色彩斑斕多了。第一封信的開頭，他就用彩色的蠟筆畫着三顆用線條連在一起的紅心，裡面寫着：李超、媽媽、爸爸。圖案的下面歪歪紐紐寫着：爸爸，意思應該明白吧？
接着他寫道，“爸爸：您好！我這次寫信是告訴你一件學習方面的事情。我這一星期沒什麼長進。關見（鍵）是早上不知道讀什麼，我只把老師教我的課文背熟。請在信上告訴我，我就按您的要求去做。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放學回家把作業做完，就把您說的書看了一看。字帖每天都練，可是成績就是提不高。我每天都鍛鍊身體，這點您不用擔心。還有最後一方面，就是在家天天早晨洗臉、刷牙、吃早飯，每天中午吃滿滿一碗飯，不管什麼菜我都吃一點。生活還算好，最討厭的就是吃泡飯。已經很多天了，還吃泡飯。所以我罵了奶奶，奶奶就與我吵。我知道不對，可是她把我惹火了。您信上寫給奶奶一句，不要每天吃泡飯，讓我來讀給她聽。”從這信中，我看出了李超與奶奶的矛盾所在。
我接着讀第二封信：“爸爸您的信我還沒有收到，媽媽好嗎？您想我嗎？您是休息天嗎？您身體強壯嗎？媽媽請您放心地工作，我安心地上學，您不要左思右想。爸爸，我的數學課本有您不知道的十分之幾，百分之幾，我已經全都熟悉了。還有一件事，就是您給我那50元，我已經用了快剩下20塊了。因爲我買了一雙鞋，剩下35元，那我還要買日用品，剩下30元，交學費我還給了5元，請爸爸再寄2元錢來。”讀完李超的90多封信，我很感慨。他用手上的筆，寫着他的生活、學習以及對父母的思念，與奶奶的矛盾。小小心靈已承載了太多的負重，難怪他臉上總是沒有笑容了。
我把這厚厚的一疊信還給李加明時，李超遠遠地揹着書包放學回來了。他知道這兩天辦喪事，都將在姑姑家吃大鍋飯。李加明見到兒子回來，三腳兩步地張開雙臂趕上去喊：“李超，爸爸回來了。”然而李超並沒有撲到爸爸的懷胞裡，他有點陌生地看着爸爸，怯怯的樣子依然沒有笑容。李加明說：“這小鬼，不認識爸爸啦？我是你爸爸。”李超這才叫了一聲：“爸爸。”李加明放下展開的雙臂，頓時感到與兒子的距離與隔核。
這晚我就在李加英家吃“豆腐飯”。我坐在李加明左邊，李超坐在李加明右邊。李超遠沒有信上與父親說的話多。父親問一句，他答一句，有時乾脆不回答。照理三年沒見到父親了，該是多麼的親切和熱烈。然而李超不是，他依然沒有笑容，依然神情漠然。李加明與我說：“我與他媽出去打工，都是爲了這個家爲了李超。李超讓我太操心了。我也怕僅僅通信是不夠的。孩子不帶在身邊，怎麼着也會生份。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沒有能力帶李超到城裡讀書，只能這樣罷。”李加明說完嘆了一口氣。
吃完“豆腐飯”，李加明帶着李超執意要送我回新新小旅館。李加明說：“我在杭州做保安，安全是第一要緊的事情。”一路上，李加明一邊講他走南闖北的打工生涯，一邊又設想着將來在村裡新規劃的住宅區造一棟三層樓的樓房。最後他說：“最重要的還是希望李超能考上大學，真正成爲城裡人。”李加明說完，覺得自己有點誇口便哈哈地大笑起來。看得出，李加明沒有兒子李超活得沉重。儘管他有牽掛、有擔心、有責任，但他在城市中接受新事物，新觀念，他的心情還是輕鬆愉快的。他不像李超，肩上扛着他的希望，腳踏的是蒼涼的土地；身邊沒有母愛，祖孫代溝引起的矛盾衝突，一天天用無聲來抗拒着。
我沒聽見李超說什麼話。他一直一聲不吭。李加明說：“怎麼三年不見就成啞巴了呢？農村孩子缺少見識，等爸爸賺多了錢一定帶你到城市去住上一段時間。到那時啊，保你嘰嘰呱呱說個沒完。”李超說：“好吧，你說話要算話。到時一定要帶我去。”李加明見兒子開口喜出望外地說：“爸爸什麼時候騙過你了？”
新新小旅館到了。我邀請他們父子到我的房間去坐坐，他們就跟着我進新新小旅館來了。雖然是一個村子的鄉親，但李加明對孫裡和孫裡嫂並不熟。孫裡嫂見我帶了客人來，便說：“我給你開門，一會兒就給你打壺熱水來。”孫裡嫂的服務確實不錯，但生意終歸比不過另外幾家小旅館。我不明白如此好的服務，怎麼就沒人願意來？
孫裡嫂已把我的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痰盂也洗刷得乾乾淨淨。孫裡嫂拿上來熱水瓶後，我就給李加明父子泡了兩杯龍井茶。李加明說：“聽你的口音是杭州來的記者吧？”我說：“是啊，我是杭州某報的記者。”李加明從口袋裡掏出他的名片給我，他說上面有他的手機號，以後可要多聯繫。我說好吧，我回到杭州與你聯繫。你在家呆幾天？李加明抓抓頭皮說：“我只請了三天假。我們超過三天就要扣掉一月的獎金。”我明白了，也就是說，李加明父子呆在一起的時間最多隻兩個晚上。於是我說：“這時間對你們父子太珍貴了，我不能留你們，你們趕快回家去，總有事情要互相交代與傾訴吧！”但李加明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就坐一會兒。”
與李加明聊天，我會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漂泊的滄桑。但絕對沒有李超身上的單純、孤獨與壓抑。拿他自己的話說：“馬頭跑多了，人也活瀟灑了。除了兒子，沒有什麼拿得起放不下的。”李加明身上有一些見過世面的圓滑。我說：“李超媽怎麼沒有與你一起回來？”他說：“一個人回來就夠了，多一人回來就多浪費一份車費，少賺幾天的工資。一進一出相差很多。”我沒有吭聲。從我的旅行包裡，找出一支某次會議上發的圓珠筆送給李超。然後我把他們父子送到新新旅館的大門口，與他們揮手告別。寒風中，他們走得很快，咋眼就看不見背影了。
我回到樓上小房間，第一件事依然是打開電腦上網。一天不與外界聯繫，我就會感到憋悶得難受。想想李超和張靜，還有一輩子沒有走出過鄉村的那些老人，我的寫作激情就來了。我今天要採寫的就是一生沒有離開過西籬村，已經死亡了的李超姑夫的人生歷程。我刷刷地在電腦上寫着，不時聽見窗外呼呼的風聲。那風聲宛如冤鬼的悽唳聲，聽得直讓人毛骨悚然。我停下敲打的健盤，跳下牀，撩起窗簾看看窗外，然後又把窗簾遮得嚴嚴實實。當我重新敲打電腦時，那宛如冤鬼的悽唳聲似乎小了一些。
寫完稿，我將稿件發回報社，一天的工作纔算完成。這時我纔可以輕鬆地在網上遛達。當然我通常總是先看郵箱，我的親愛的丈夫他每天都會給我發信，自然我也少不了給他回信，向他彙報我在小山村的情況。做完了這些，已是子夜時分。我想在睡前洗把臉，據說上過電腦後不洗臉就睡，對皮膚不好。但問題是洗臉必須到樓下去，爲了我的臉部美容我披上大衣下樓去。樓道的路燈很暗，我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聽到那宛如冤鬼的悽唳聲，離我越來越近。我這才感到那並不是窗外風聲發出來的悽唳聲，而確確實實是人的悽唳聲。我一陣緊張和惶恐。但我壯着膽在二樓那一排關閉着的房門前，一間間地聽過去。終於，我搞清了那是204室發出來的聲音。我“咚咚”地敲門，裡面的聲音就沒有了。我停下，她就又響了起來。聽得出那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
我先下樓洗臉，樓下的旅客都入睡了。孫裡伏在櫃檯上也睡着了。我把他推醒說：“204室有老女人悽唳的哭聲。”他揉揉眼睛說：“你別瞎說了。你許是幻覺吧！”我說：“不可能。”他說：“深更半夜的，你還是去睡吧！”聽他這麼一說，我有點疑惑自己的聽覺，我想也許我真的是幻覺吧！上樓的時候，我的腳步邁得格外地重，我怕是遇上“鬼”了。想着第一夜入住的那個小旅館老闆的話：“你真要退？別後悔啊，我們這裡雖然吵鬧些，但人氣旺。你到那邊去，嘿，保你嚇得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