姍姍有了孩子後，覺得自己越來越變得婆婆媽媽。那些從前父母嘴裡的上海故事，成了她給兒子講的故事了。紅房子西餐館、西點店、霞飛路上的皮鞋店、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舞曲，以及衡山路兩邊高大的法國梧桐，都讓她感到親切。她喜歡抱着兒子走在陝西路和長樂路上，這都是上百年曆史的老馬路。街邊的老房子，一種是融合了巴羅克風格的石庫門，另一種就是磚木結構的洋房。這種房子乍看和歐洲的老房子一樣，但仔細看就能看出中國工匠留下的影子。
姍姍抱着兒子在這兩條路上走。在這兩條路上，她會遇見熟人和過去的同學。但姍姍主要是想遇見何家奇的情婦趙飛花。她知道這兩條路，是趙飛花從家裡到單位的必經之路。她想在路上逮住她，警告她不要再勾搭她老公比到她單位和家裡都給她面子得多。但幾個月下來，姍姍一次也沒有遇見趙飛花。姍姍很沮喪。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擺脫這種痛苦的糾纏。快兩年了，這種痛苦的糾纏常常折磨着她，讓她神不守舍。她不知道爲什麼生活竟成了這個樣子。這個樣子的生活從來不是她要的。她常告誡自己要強悍起來，抵禦八面來風。然而她是脆弱的、敏感的、哀怨的。她只好一天天燃燒自己、殺死自己、埋葬自己。
與何家奇週期性的吵架，已經讓姍姍覺得生活平庸到了極點。但她沒有離婚的決心。她想總有一天何家奇會回心轉意。姍姍總是往好處想，卻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苦很累。自己帶孩子、做家務、上班，直到孩子進了幼兒園全託，她才舒一口氣。而這時候，我的姑母忽然得了一種內分泌失調的怪病。她的能量消耗很大，因此需要經常打一種進口的據說是美國總統夫人才用的營養針劑。這使家裡的經濟十分拮据。姍姍想着去賺錢，儘管姍姍與母親比較疏遠，但事關責任和人命，她無法甩手不管。
姍姍在那些日子裡，很快找到了第二職業。那是應聘了一家公司的業務員，業務員的工作就是聯繫客戶，把產品推銷出去。所以姍姍有時一天要訪問四五家客戶，從浦東跑到浦西，從虹橋跑到吳凇。她在上海的版圖上縱橫馳騁，爲的是賺更多的錢。所以東奔西忙一天以後，她回到家裡已疲憊不堪。這時候，她格外渴望何家奇能給她溫暖。可是何家奇要麼不在家，要麼不思上進地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姍姍失望極了。姍姍已經懶得與他說什麼了。姍姍覺得什麼也不說，比說很多有力量。姍姍已經不想吵架了，她覺得吵架傷元氣。畢竟一切都是自己選擇的。
姍姍後來除了週末去幼兒園接兒子，平時也很晚回家。沒有了愛情的婚姻，家就像沒有了靈魂，就像墳墓一樣。姍姍每到黃昏和晚上，就顯得分外寂寞。她有時會獨自逛逛商場，累了就在商場的咖啡吧裡喝茶或者咖啡，但那天她去了一家異國情調濃郁的小酒吧。她獨自坐在小酒吧裡並不想認識人，也不想遇見熟人。她嫺靜地喝着咖啡，想着心事。忽然身邊來了一個年過六十的老男人。他身材挺拔，衣着講究。他一坐下來就對姍姍說：“你是姍姍吧！我是楊叔叔啊！你不認識我啦！”
姍姍想起來了，他是她父親的朋友，與她只見過一面。那時候他是政府官員，後來下海經商賺了很多錢。姍姍一想到這裡，便對他的熱情有了相應的回報。姍姍說：“楊叔叔你怎麼也來這裡？”
“我爲什麼不可以來這裡？”楊叔叔幽默、溫雅，說話的聲音是輕輕的，但很有力度。姍姍這晚與楊叔叔聊得很開心。真的，姍姍還從沒有與一個異性男人聊得這麼開心過。這晚姍姍也與楊叔叔談到了母親的病，談到了昂貴的美國營養針劑。楊叔叔慷慨地說：“沒問題，我與你父親是多年的老朋友，明天你再來這裡，我給你一張支票。”
姍姍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姍姍從來沒有拿過除父親之外的男人的錢，包括何家奇的錢。何家奇註定要吃女人飯的男人，這使她從當初對他的癡情，漸漸產生了對他的鄙視。於是她半信半疑地答應了楊叔叔明天再來。她想這都是爲了母親的病，只要母親的病好，她什麼都願意去做。姍姍想原來自己也並不那麼死心眼，自己的觀念也會悄悄地改變。
第二天晚上，姍姍早早地來到了小酒吧。她還是坐在原來的位置上。楊叔叔遲遲沒來，姍姍便想不能輕易相信人，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假的。姍姍想着想着自卑起來，她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好，卻又總是想幹些事情。她回味着自己一路走過來的日子，像咀嚼青橄欖那樣，心裡有點苦澀。她想爲什麼自己樣樣不如表妹呢？
姍姍說的表妹就是我。我那時光已經正式分配到醫院做腦外科醫生，並且已與同醫院的外科醫生許傑結婚。我舉辦婚禮的時候，場面很大。我和許傑穿着婚紗與禮服，還很洋氣地走了長長的紅地毯。在教堂神父面前，我們交換了新婚戒指。那天我們邀請了姍姍、何家奇與他們的兒子濤濤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婚禮。我們的婚禮讓我幸福得不得了。我完全忘了我這樣的婚禮就是姍姍夢寐以求的。
姍姍那天在我的婚禮上，抱着兒子沉浸在自己結婚時的回味中。那苦澀的微笑，讓她看不見她的妹夫，看不見她的舅舅、舅媽，看不見我們明快、舒適的新家。此時此刻彷彿她身在異處，與誰在一起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內心苦澀的回憶。
那天晚上鬧過新房之後，姍姍一家到她的舅舅、舅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家過夜。我母親後來與我說，姍姍與何家奇當夜根本沒睡，一直在吵架。隔着客廳，我母親都能聽見姍姍的哭聲。第二天姍姍沒有與我告別，一家人就匆匆回了上海。我怕許傑嫌我的這位表姐不辭而別，特意向他解釋了一番，並說表姐如何如何吃苦耐勞，比我優秀。許傑聽得很羨慕我有這樣一個表姐。
現在姍姍坐在小酒吧裡等楊叔叔。她正等得不耐煩時，楊叔叔來了。楊叔叔要了兩份咖啡和西點。然後從他的公文包裡取出支票，遞給姍姍說：“這伍萬元給你媽媽買營養針劑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伍萬元錢不是一個小數目。姍姍一陣驚訝，又一陣感動。姍姍說：“這，這怎麼可以白拿你的錢？”楊叔叔說：“我有點事想讓你幫忙，不知你每個星期天下午有沒有空？”
“應該有空的。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姍姍點點頭。她穿着灰色的外套，裡面是一件黑色的薄絨羊毛衣。她把支票就藏在灰色外套的右邊口袋裡。她不時地摸一下支票，生怕像小時候祖母讓她買黃酒時把錢弄丟了。
“我想寫一部自傳，但沒那個水平。知道你是中文系出身，又在出版社工作，我想由我口述，你執筆來完成這部書。書成後我會付你報酬。至於出版就靠你幫忙張羅，公費自費都沒有關係。你願意接受這個工作嗎？”
“好吧！我願意。不過你不用再給我報酬了。這支票已經夠多的。”姍姍微微一笑，她忽然覺得自己有了自信。
“按勞付酬，這是我的慣例。那支票是我作爲你爸爸的朋友，送給你媽媽的。”楊叔叔語氣堅硬，似乎姍姍再對支票的提醒與暗示，都是對他的輕侮。姍姍不再作聲。她默認了楊叔叔的意思。楊叔叔說：“這樣吧，這個星期天下午就開始，你到我家來，這是我家的地址。”楊叔叔的字寫得很漂亮，剛勁有力。姍姍看到地址就明白，這是上海西區新建的高級住宅區。姍姍心裡忽然有點釋然，伍萬元對他這樣的有錢人，也許實在算不得什麼。
星期天下午，姍姍把兒子濤濤放到了母親家，便到楊叔叔家去工作了。楊叔叔家有一間六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兩堵牆是書櫥，擺着很多精裝的書籍和畫冊。姍姍不懷好意地想，這準是裝裝門面的吧！楊叔叔真會看那些書？工作室的中間放着兩張長沙發，一張辦公桌。那辦公桌大得像總統桌。靠門邊豎着一隻大花瓶，有一人那麼高，插着孔雀羽毛。整個房間看上去井井有條，簡潔優雅。家裡有個上了年紀的女傭，走起路來輕手輕腳的，且動作利索敏捷，只是一晃便不見了人影。原來楊叔叔要自己招待姍姍，要親自爲姍姍沏茶、煮咖啡，表示着一種親切。
姍姍後來辭去了公司兼職，爲楊叔叔寫自傳。她覺得這比東奔西跑的業務員工作強百倍，且又可以得到一大堆素材，訓練自己的寫作能力。只是楊叔叔的敘述語無倫次，需要她做筆記後加以整理。工作量雖然大一些，但姍姍一想到那伍萬元錢的支票，便心生感激。
楊叔叔每次回憶往事前，總會與姍姍聊聊天。有時也會關心地問姍姍一些家事，也會講講自己的家事。楊叔叔講家事時，比講她在政界和生意場上沮喪得多。他說自從下海經商賺了很多錢後，他的老婆兒子反而與他疏遠了。他說他成了一個孤家寡人，有誰能撫慰他大半輩子走過來的心酸路呢？
姍姍很同情楊叔叔的遭遇。姍姍想這麼好的男人卻身邊沒有一個溫柔的妻子，而何家奇不思上進卻有她日日爲他操勞。這世界真是不公平呵！於是姍姍每個星期天的下午，都會在楊叔叔家一直呆到晚上。這期間大部分時光，姍姍都在聽楊叔叔傾訴往事。楊叔叔說，我出生於1936年，1950年高中畢業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我在戰場上榮立一等功。回國後，我進了上海一家重型機械廠擔任團委書記。從這以後，我的官運極好。我歷任廠黨總支書記、黨委書記、局黨委委員、局黨委書記。然而正當我躊躇滿志時，卻遭到了小人的暗算，被人污告爲“受賄”罪，撤職查辦。於是我從一個紅得發紫的局級幹部，一下成了令人不恥的階下囚。而真正“受賄”的貪官污吏卻消遙法外。後來案子查清，我雖然得到平反昭雪，但一氣之下，憤而辭職，與朋友南下海口創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炒地皮、做股票，爲了一筆生意，心狠手辣的事也做過不少。後來回到上海，繼續做房地產生意。在浦東一塊地皮轉手倒賣，就賺了陸千萬元。錢真是來得快，可我老婆卻說我昧着良心做黑事。我老婆是個非常仁慈的女人。她並不要我賺這麼多錢，只要我天天守着她。可我一個男人哪裡能這樣呢？我做不到，我們就分居了。
原來是這樣。姍姍說：“那你可以少做些生意，少賺些錢，天倫之樂纔是重要的。”楊叔叔說：“你不懂。真正的生意人，倒後來也不僅僅爲了賺錢。只是自己已變成了一架開足馬力的機器，停不下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