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倉上屯村在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解散了農業生產隊，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各家各戶，車馬牛驢、耠犁蓋耙等大農具也作價賣給個人，只有澆地的機井和打麥場、打麥機、蘋果樹園子還屬於集體所有。這種新的生產模式，使有勞動能力的家庭可以大顯身手，很快就發家致富了，同時也給勞動力少或勞動能力差的家庭，帶來了農業生產中的困難。
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兩家，在這種形勢下也出現了差距。原來尹克富家孩子多勞力少，掙的工分少，在生產隊裡屬於困難戶，尹克昌家兩口人都勞動，掙的工分多，屬於富裕戶。生產隊解散了，尹克昌夫婦都五十多歲了，除了耕種自己那二畝多地，沒有別的事，農閒時只能在家呆着，沒處去掙錢，吃穿不成問題，住房只能維持現狀，屬於溫飽型家庭。而尹克富家這時孩子已經大了，農閒時可以打漁摸蝦，掙了不少錢，拆了小房蓋大房，改善了居住條件，屬於發家致富型家庭。由於兩家經濟狀況的變化，打破了尹克昌過繼侄子尹春傳宗接代的夙願，割斷了兄弟兩家血濃於水的關係，也改變了姑父姑母與我們孟家侄子侄女的親戚關係。
過去，薊縣串親戚的傳統習慣是“小敬大”和“少敬老”，就是在過年（春節）過節（中秋節）時，平輩之間是處於弟弟、妹妹身份的主動去看望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處於少一輩的侄子、外甥、孫子等身份的人，要主動去看望長輩人。出嫁的姑娘，父母在世時住孃家的次數是比較多的，帶不帶禮品也無所謂。父母不在了，過年過節妹子也要給兄嫂送禮品，一般是春節送點心和酒，中秋節送月餅和酒，夏季入伏後送綠豆糕和西瓜“瞧熱”。當然，弟弟要主動到出嫁的姐姐姐夫家裡去送禮品。不過，年齡大的平輩人之間也可以不親自出馬，由子女代替自己去給舅舅妗子、姑父姑母送禮品。有父母在的，未成家的晚輩人可以不去給長輩親戚拜年和送禮。而結婚成家並單獨立戶的晚輩人，即便父母健在，也要去給姥爺姥姥、舅舅妗子、姑姑姑父拜年和送禮品。
以前，我們和姑姑的關係也是普通的親戚關係，我們孟家在縣城裡，姑姑住在鄉下，來城裡趕集或者晚上看戲，姑姑就到孃家來，每年要來五六次或七八次，而我們孟家人，只有過年和中秋節，纔派代表帶着點心、白酒等禮品到姑姑家去，再有就是農曆四月十五是城西五名山廟會，有時也把姑姑接到孃家來“過廟”。
1980年，農村的生產隊解散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自己耕種，倉上屯的土地是按照人口分的，每人一畝多土地。我姑父尹克昌家兩口人，分了九分（0.9畝）可以種麥子的優質地和一畝三分不能種麥子的劣質地。他弟弟尹克富家四口人，分的土地相當於哥哥家的二倍。
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還沒有實現農業機械化，割麥子、掰玉米、割穀子、割豆子全靠手工。耕地、種地需要用牲畜拉犁、拉耠子，大塊農田也有的用拖拉機耕地。往村裡運莊稼用獨輪手推車、雙輪小拉車，少數的用四輪拖拉機，只是打麥子已經使用脫粒機了。大秋收割種莊稼的時間比較長，可以不太着急，秋季氣候涼爽，土地裡的土地中水分蒸發較慢，適合種麥子的時間較長。而夏季就需要搶收搶種，因爲夏季氣候多變，風雨冰雹隨時可以降臨，所以麥子熟了，就需要抓緊時間收割小麥。麥子收割後，地裡一片空白，在烈日的暴曬下，土地很容易跑墒幹固，所以需要抓緊時間耕種夏播作物。
俗話說“麥熟一晌”，意思是地裡的小麥上午還不熟，經過一箇中午的日光暴曬，下午就全熟了。一個村的小麥，基本上是同時成熟的，所以，各家各戶都要抓緊收割自家的麥子。
這時姑父姑母已經五十多歲了，第一年有了自己的麥子，長勢很好，估產可收八九百斤，比從生產隊分的麥子要多好幾倍。因爲往年夏季只分三個月的口糧，兩口人才分二百多斤小麥。這次自己種地了，產這麼多麥子，全年光吃白麪也夠了。老兩口看着即將成熟的小麥非常高興。可是，麥收季節氣候多變，如果遇上一場冰雹，那損失就大了。到麥收時，老兩口就着急上火，恐怕收割慢了遭受損失。那時雖然有過繼侄子尹春的意圖，畢竟還沒有成爲現實。因爲尹克富家的麥地也需要抓緊收割，他怕兄嫂不安，就說：“嫂子你們彆着急，先慢慢割，等我們爺仨抽出空來，就幫你們割麥子來。”先收割自家的小麥，抽空幫助別人收割的做法，也是正常的，是無可非議的，姑父姑母也能理解。爲了儘快收割小麥，我姑母只好向孃家人求援了。
1980年薊縣城裡的四個村還有一些土地，可各村土地很少，夏收夏種任務不大。那時我們這輩弟兄中達到20歲以上，成家立戶的有五個，其中我堂弟孟繁榮、孟凡林是東北隅村的農民，有時間有能力去倉上屯姑姑家幫忙收割小麥，所以姑母就請孃家人幫忙。那時孟凡林有一輛四輪拖拉機，平時跑運輸掙運費。上午接到姑父的通知，就在下午開着四輪車拉着妻子、哥哥孟繁榮和嫂子，帶着鐮刀一起去倉屯幫助姑姑割麥子。那時孟繁榮三十歲出頭，孟凡林二十多歲，和他們的妻子都是生產隊的好勞力。他們四人再加上我姑父尹克昌，不到兩個小時就把那九分地的麥子割完了，我姑姑只是撿麥穗就行了。割完之後用四輪車運到生產隊的打麥場上，不一會兒就用機器打完了，又用四輪車把麥粒運回家裡晾曬。不到天黑大家就幹完活了，開車回到縣城裡各自回家，也不在姑姑家吃晚飯。這樣一來，沒人沒手的老絕戶，麥子收割的比別人家都快，我姑姑別提多高興了。
割完麥子還要種晚玉米，那就不太急了，老兩口可以自己種。鄰居李寶明家有一頭毛驢，可以拉車和拉耠子串地（類似犁地），我姑父姑母就和他家合作，由李寶明駕馭毛驢給姑父家串地種地，有一天也就結束了。然後姑父和姑姑再去幫着李寶明家幹活。
我和二堂妹孟凡珍都是雙職工家庭，家裡沒有土地，每月還有四天假，可以去倉上屯幫着姑姑幹活。那時，因爲薊縣的機關幹部單職工家庭較多，單位不休星期天，每月四天假可以靈活掌握，每到大秋麥秋農忙的日子，單職工都要休假回家幹農活。姑父姑母年紀大了，大秋掰玉米、種麥子也需要幫忙的，就由我和堂妹孟凡珍利用休假去幫忙。掰玉米由姑母和孟凡珍我們仨負責，姑父用拱車子往家裡運玉米棒，一天也就完活了。之後姑父用小鎬子刨玉米秸，有時我也跟着去幫忙，負責“抱鋪”。過幾天再去種麥子，種麥子時還是由李寶明駕馭毛驢拉耠子串地、耠溝，我在前邊拉墒，就是牽着毛驢的繮繩走。我姑父撒麥種，我姑姑撒化肥，孟凡珍在後邊平壟溝。之後我再牽着毛驢拉“劃拉”，把地裡的土坷垃劃碎。五個人幹一天，不到一畝的麥地也就種完了。我和孟凡珍每次去一天，起早去晚上回來，中午吃頓簡單的飯。
後來，孟繁榮和孟凡林也搞起了大棚培育蔬菜的產業，培植蒜黃和其他蔬菜，麥秋也沒有閒空了。就由我和孟凡珍去給姑姑割麥子，我倆起早去，和姑父、姑母我們四個人一起割，上午半天也割完了。傍晌午李寶明駕駛毛驢車，幫着我們把麥個子運到場裡去。中午吃點簡單的飯，下午先用鍘刀鍘麥個子，後打麥子，四個人一起忙乎，不到天黑也就完活了。
這樣一來，姑父姑母與我們孟家的聯繫就多了，而與我表叔尹克富家的聯繫相對減少了。1983年我姑父與尹克富因過繼侄子問題鬧僵了，兩家人見面不說話了，姑父姑母把養老送終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老孟家了，幫着姑父姑母收割種地，就成爲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了。
後來薊縣的機關單位也休星期天了，我姑父就把夏季收割小麥和秋季播種小麥的活安排在星期日進行。秋天種麥子早兩天晚兩天到無所謂，麥秋割麥子則不同，有時星期日收割還顯得早一些，麥穗還有點鮮，也只好提前收割了，因爲等到下一個星期日再割麥穗就徹底幹了，容易把麥粒掉在地上。所以，割麥子爲趕上星期日，都是寧早勿晚的。每年大秋麥秋，我和堂妹孟凡珍都要去倉上屯幫着幹活，除了麥秋割麥子、打麥子，大秋劈棒子（掰玉米）、種麥子之外，星期日去倉上屯，趕上別的農活也跟着一起幹，一連幹了二十多年。
1995年改爲雙休日後，我們就連去兩天，每天都是起早去，晚上回城裡。這樣，就由我們孟家的內戚解決了姑父姑母這絕戶老兩口農業生產中的困難。
2000年前後，麥秋時出現了小型小麥收割機，除了地頭地尾需要人用鐮刀收割外，大面積的都是機械收割了，有時趕上星期日我們就去地裡跟着忙乎，如果不是星期日也就不用我們去了。但是大秋的農活中，只有小型旋耕機可以代替牲畜拉犁耕地和拉耠子串地，還沒有出現玉米收割機和小麥播種機，掰玉米、割豆子、種麥子等農活還要靠人的手工勞動，我們還要去倉上屯跟着幹活。
到2001年10月，薊縣撤鄉並鎮，倉上屯所在的逯莊子鄉撤銷，併入城關鎮。這年姑父姑母都七十多歲了，幹起農活來都感覺吃力了。2004年春，在城關鎮長吳景利的建議下，我爲姑父姑母請申請了國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補助。當時城關鎮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1080元，扣除家庭實際收入，不足部分國家給予補助。從2004年秋後開始，姑父姑母享受國家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款，這纔不再耕種土地了，把地讓給別的家耕種，他們只要些秸稈當柴燒，糧食歸人家。這以後，我和堂妹纔不再去倉上屯幹農活了。
我和堂妹孟凡珍不僅每年大秋麥秋都去跟着幹活，平時也經常去倉上屯姑姑家，遇到有農活也要跟着幹。這樣，我們與姑姑的鄰居們也都熟悉了。他們有的對我們說：“看你們對你姑姑多好啊，就跟爹媽和閨女兒子似的。”孟凡珍回答說：“爹媽也沒用我這樣伺候過啊，結婚以後，我孃家和婆家都沒用我幹過活兒，就是過年過節買點東西去看看。反過來說，我爹我媽也沒象我姑姑這樣惦記着我呀，這叫兩好並一好唄。”
的確，我們城裡人吃糧食吃菜都靠買，堂妹的父母除了不用兒女們支付贍養費外，平日裡也沒有什麼產品可以送給分家單過的兒子和女兒們的。而姑父姑母爲了表示對侄子侄女們的感謝，給予我們的農產品也超過了親生父母。
姑父家的二畝多地，每年可產二千多斤各種糧食，當然有富餘，但是他們也不到市場上去賣高價，而是送給我們吃購糧證的家庭，以彌補國家供應量的不足。爲了表示對城裡內戚的感謝，我姑父經常不辭勞苦把自家麥子換的麪粉、黃豆、紅小豆等糧食等的土特產品送到城裡的哥哥、弟弟、內侄和內侄女家。
薊縣農村習俗是，正月十五元宵節前要“搖元宵”（湯圓），端午節前要“包糉子”，中秋節時要用扁豆角和豬肉餡做成的炸“瓤豆角”，春節前要用水磨磨粉餎餷，炸“餎餷盒”，蒸“豆餡包子”等。這些傳統的節日食品，城裡的年輕人一般嫌麻煩不願做或者不會做。那時改革開放不久，市場上賣這些傳統食品的也不多。我姑母就在各個節日前，特意多做一些節日食品，給城裡的哥哥嫂子、弟弟、侄子、侄女等每家送去一些。
1984年國家取消了布票、肉票和其它票證，開放了除糧食以外的其他生活物資市場。這時期的糧食及糧食製品實行了價格雙軌制，非農業人口定量供應平價糧，同時國家糧站還銷售不要糧票的議價糧，農貿市場上也可以隨便購買議價糧。因爲有了姑姑家給的麪粉、玉米渣、玉米麪等，使我們不必去市場上購買議價糧。1993年國家取消了非農業人口的購糧證和糧票，放開了糧食市場，我們吃的糧食也需要到市場去買了，有了姑姑家給我們的糧食，就可以少從市場上買一些糧食了。
農村的院子大，尤其是我姑父家整個院子有一畝地，過去院裡沒有水井，種的玉米多，蔬菜少。改革開放後，院裡挖了一眼土井，就在院子裡種了許多季節性的蔬菜，黃瓜、豆角、西紅柿、角瓜、大白菜、小白菜、大蔥、大蒜等都很多。這些多餘的蔬菜不是爲了賣，而是爲了給我和孟凡珍兩家送去，因爲我們兩家是雙職工家庭，需要買菜吃。蔬菜成熟必須採摘時不一定是星期天，如果是我們上班的日子，姑父就利用中午的時間，乘我們在家午休的時間來給我們送蔬菜。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中午不睡覺，頭頂炎炎烈日，騎着自行車往返二十公里，來給我們送來新鮮蔬菜，這個行動也使我們非常感動。見到常給我們送這送那的街坊鄰居也都說：“看姑姑姑父對你們多好啊，比爹媽還強呢。”
假如沒有農村的分田到戶，姑父姑母還在生產隊掙工分，也不會大老遠到城裡來向我們求助，當然也不會給予我們回贈那麼多的農產品。假如當年分田到戶時，就像現在這樣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小麥、玉米、豆類作物的播種和收割都靠機器，他們把多餘的糧食和蔬菜到市場上出售，滿可以花錢僱用農機具，也沒必要讓我們去幫他們幹農活。正是當時分田到戶的經濟體制和手工勞動的生產方法，造成了絕戶老人需要親戚幫助幹農活，才形成這種內侄內侄女不是兒女酷似兒女，姑父姑母不是父母勝似父母的特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