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8日，我母親突然病逝。我的兩個兒子一個四周半歲，一個兩週半歲，本來是在家中由我母親看護的。那時薊縣的機關單位還沒有實行星期天休假的制度，可是幼兒園休星期天。把孩子送幼兒園，雖然不用自己花管理費（雙職工的雙方單位各報銷百分之五十），可是星期日一天孩子沒人管。母親去世後孩子怎麼辦，當時我們夫妻很爲難。我母親的葬禮結束後，姑母主動把我們的兩個孩子帶到她家去看護，一直到六週半歲後上小學纔回到城裡的家中來。
那時，薊縣城裡的農婦爲雙職工家看嬰兒，早晨送到保姆家，晚上接回自己家，每月給保姆工資10元錢。因爲把孩子送到保姆家，隻影響保姆掙工分，不影響保姆洗衣做飯等家務活。像這種在保姆家吃住的每月應該給十三四元，一人看兩個小孩的約給25元保姆費。
姑母給我家看孩子，就不能去生產隊掙工分了，必然會減少家庭收入。當我們提出要給姑母保姆費時，姑母說：“我倆現在不缺錢，你們家現在住房狹窄，需要擴建，你們先用着。等我們老了，掙不了工分時，你們的孩子也大了，也有富裕錢了，那時你再給我們點零花錢就行了。”
那時，姑母是要過繼二侄子尹春一起在農村生活的，他們老了要由尹春當家，手裡就沒錢了。我們供他們老兩口零花錢，也顯得孃家人對姑母的重視，證明他們給我們看孩子沒有白看，提高他們在尹春夫婦眼中的地位。明白了姑母的這個長遠意圖，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當時也就沒有給姑母保姆費，也是爲了使她心裡踏實，將來老了花零錢有保證。
我的大兒子1979年8月上學，在他姑奶奶家呆了28個月，二兒子1981年8月上學，在他姑奶奶家呆了52個月。兩個孩子共在倉上屯呆了80個月，應支付保姆費1000多元。這些錢現在看來不算什麼，可那時我的工資每月才四五十元，農村用二三千元錢，就可以蓋一層四破五的磚瓦房了。
因爲姑姑不要保姆費了，我家花錢就顯得寬鬆一些了，也就把姑父姑母當成自家人一樣。爲讓他們吃好喝好，家庭過日子缺什麼少什麼的，只要我們能夠辦到的，儘量給買來送去。如生活中需要的火柴、鹼面、面起兒（發酵粉）、各種調料、炒菜搭配的杏仁、馬蹄（荸薺）、金針、小香菇等罐頭，蘑菇、木耳、黃花、腐竹（豆皮）、海帶、紫菜、蝦皮、蝦醬、油絲粉等等，都是我們買了送去。
1984年以前，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糧食、食用油、豬肉、棉布等都是以人定量的，憑票證供應的。
那時天津市供應非農業人口每人每月半斤食用油，我們每月都把一斤油買了送到姑母家裡去。糧本上供應的糧食是百分之五十的白麪和百分之五十的粗糧。粗糧主要是玉米麪、也有些機米（南方晚季水稻，米質粗糙，屬粗糧）。我們給兩個孩子送去的都是白麪，把供應的粗糧都留在家裡。不過我們夫妻倆在家裡也沒吃那麼多粗糧，因爲城裡的飯店可以用粗糧票買饅頭、大餅和油餅。同時，還可以通過關係，從鄉下水稻產區的農村裡，用粗糧票購買一些好大米。那時，農村幹部到縣裡開會、辦事吃飯，要花粗糧票，都是由集體支出的。按照正常渠道，應由村裡到國家糧站賣糧食換糧票。那些有水稻的村就碾一些大米，依照國家定價，收取糧票和現金，賣給上級的機關幹部，既搞好了上下級關係，集體也無損失。當然，我家買來好大米也要給姑姑家送些去。1980年，倉上屯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麥收後，姑姑家糧食多了，就不讓我再從城裡給我二兒子去送口糧了，同時還用小麥換麪粉，送給我們家。
那時城裡的非農業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可以隨時到蔬菜門市部去買，要想買好肉，買肥肉也需早去排隊。那時人們肚子裡油水少，買肉都願意要肥的。排骨、豬頭、豬蹄和上下水（豬內臟），不要肉票，可也不在門市部公開賣，需要到殺豬的地方去走後門購買。農村人口不發肉票，一個公社（鄉）每天殺一口豬，家裡有事的需要起大早排隊去買肉，或者是托熟人走後門去買肉，賣完爲止。那時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大部分都是買來送到倉上屯去，讓兩個孩子和姑爺姑奶奶一起吃。因此，我每隔十天八天，就要騎自行車到姑姑家去一次，給他們送去幾斤豬肉，順便帶回來一些姑姑院子里長的蔬菜。因爲只是中午飯才吃肉，送去一次肉，大約可以吃兩三天，每月大約有四分之一的午飯裡都有肉吃，這是一般的農民家庭所辦不到的，用我姑姑的話說“是沾了孩子的光，比村裡人多吃了不少肉”。因爲我妻子在城關供銷處上班，除了國家發的肉票外，還可以從溵溜、官莊、逯莊子供銷社託人買點豬肉吃。因爲農村不發肉票，每個鄉供銷社一天殺一兩頭豬，大家隨便買，賣完爲止。農民家買肉一般需要起大早去排隊買肉，恐怕去晚了買不到。但也有時買肉的農民少，剩下的肉就給城裡的熟人捎回來。
每年春節前，我妻子還要託人從城關、逯莊子、官莊、溵溜的供銷社買些肉或豬頭、豬蹄、上下水（豬內臟），這些也要送到倉上屯去，讓我姑姑收拾乾淨煮熟了，我們兩家吃。
1978年春天，姑姑家要翻蓋房，妻子就休幾天假，把孩子接回家。那時沒有包工隊，不需要花工錢僱人工。誰家蓋房要生產隊長批准，由隊長派人來幫工，所謂幫工，就是隻管飯不給工錢，生產隊也不給記工分。但是需要大家輪流去幫工，不能總派一個人去幫工，耽誤掙工分的日子多了，誰也不願意。一個生產隊不能有幾家同時蓋房，那會影響集體生產的，而是要前後錯開安排，每次只能安排一家動工。
請人幫工蓋房管飯是需要吃大米白麪和豬肉的，米麪姑姑家裡早就準備好了，豬肉需要現買。爲了不因排隊買肉耽誤工，姑母就讓我負責給買肉。那時還是計劃供應，城裡的非農業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那時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爲幫我姑姑家蓋房管飯，我又和同事串換十幾斤肉票，每天上午請半天假，從城裡買來六七斤豬肉，騎自行車送到倉上屯。那時薊縣的機關上班不休星期日，個人有事隨時請假，好在過去蓋房簡單，速度快，四五天就蓋完了。由於我每天上午去送肉，姑姑家蓋房的伙食得到了幫工社員的讚揚。
那時有些廉價的輕工業品供應數量小，如五六十元一塊的衛星牌手錶，比公開銷售的上海牌手錶（17鑽，全鋼120元，半鋼100元）、天津東風牌手錶（19鑽，125元）便宜一半，二角錢一尺的棉布，比公開賣的三角多錢一尺的也便宜的多，可這些便宜貨往往都被商業職工內銷了，櫃檯上公開買不到。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洗衣機等許多商品，雖然公開擺着，卻都是要憑票證供應的。而且這些奢侈品的票證發放都是暗箱操作，也不知道是按照什麼標準發放的，主管商業部門的領導手裡都有“票”。我妻子是商業職工，可以和領導找“票”，爲親友買一點緊俏商品。那時就給我姑父買了一塊衛星牌手錶，給我姑姑家買些低價棉布和不收布票的人造棉、柞絲綢等做衣服的面料，還通過其他關係給姑姑家買些市場上沒有的便宜東西。如買日本進口的尼龍化肥袋子、代替棉花做棉衣的蓬膠棉下腳料等。
日本產尼龍化肥袋子是白色的，面料很柔軟，適合做單衣，也可以做被褥裡子。生產公司把化肥改裝紙袋零售，把尼龍袋子在內部銷售，價格便宜，但是需要找熟人“走後門”才能買到。尼龍袋子上面有黑色的漢字商標，很難徹底洗掉，做成衣服後，還能隱隱約約看出字跡來。當時有句描寫穿這樣衣服的順口溜：縣裡大幹部，穿上抖落褲，前面“大日本”，後面是“尿素”。這也說明能夠穿上尼龍化肥袋子改作衣服的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蓬膠棉下腳料是服裝廠內部出售的便宜貨，因爲買棉花也要布票，而這些下腳料既可以代替棉花做衣服和被褥，價格也要便宜的多，只是一般老百姓買不到。
我們給姑姑家送去這些只有機關幹部才能買到的內銷低價商品，姑姑也感到很自豪。
姑父家翻蓋房以後，還剩了些錢，就讓我妻子找一張自行車票，花170元買了一輛飛鴿自行車。那時，農村老百姓多數都是買二手自行車騎，因爲他們沒處去找自行車票。那時，自由市場上八成新的飛鴿自行車就可以賣一百七八十元，有的高達二百元。能買到新飛鴿自行車的人，自己騎二年再賣了也不賠錢。我姑父能夠騎上新飛鴿車子，也是令村裡人羨慕讚歎的，他也感到很自豪。
姑母給我家看孩子不要保姆費，使我家有了積蓄，可以改善居住條件。自1960年以來，我家只有半層四破五舊瓦房，一直與原來的房主老錢家共用一個堂屋，兩家一起住了二十多年的對面屋。因爲將來孩子大了要分屋，1979年春天，我又花400多元在後院擴建了20平米的一間大屋。
1979年8月，大兒子回到家裡上學，二兒子繼續留在倉上屯姑奶奶家，我送去的糧食少了一份，豬肉等副食品還是經常送去。
後來我家對門屋老錢家在別的院裡蓋了新房，要出售那半層舊房。1981年5月，我從信用社貸款1000元，花1700元把老錢家的半層房買了過來，使整個院子都姓孟了。
我去倉上屯時，把買了對面屋半層房的消息告訴姑母時，她很高興，說好不容易纔成獨門獨院了。當她聽我說借了一千元貸款，每月支付6元6角的利息時，就從牆櫃底下掏出600元現金來，讓我拿去先償還貸款，以便少花點利息。我說那半層房租出去的房租是每月7元5角，比利息還多，推辭不要。我說：“我們每兩個月還一百元貸款，有二年就還清了。我不願欠個人的帳，連我岳父家有錢都未去借。”
因爲那年代欠個人的帳，你就必須省吃儉用盡快還清，如果買點肉和水果吃，別人都會譏笑你。而欠銀行的帳，沒人催要，每月少還一點錢，多支付些利息就行，吃好的穿好的也沒人譏笑你，所以我說不用姑姑家的錢。姑母知道我的顧慮，她說：“這錢你就拿去吧，不是借給你的，也不用你還。家裡過日子的東西你們都給買來了，別人買不到的東西，我家也有了，我們就知足了。我留這些錢也沒用，就算給你報銷買東西的錢了，等你們有富裕錢了，多給我們買點東西就行了。”
話說到這份上，我再不要這筆錢，姑母就會傷心了。我知道姑母是一個爭強好勝的脾氣，處處都要表現的比別人強。給我看孩子這幾年，別看她沒有親生兒女，生活上比那些有兒有女的也不差。可是再過幾個月，我的二兒子也要回城裡上小學了。兩個孩子都不在她家了，按常禮除了過年過節外，我也就不再去她家了。她怕那樣太冷清，也怕人家說：“不給人家看孩子了，沒人經常給你送肉了吧。指望別人還是不行。”她把錢交給我，一是爲讓我少支付貸款利息，另外也是暗示我以後還要和孩子在那兒時一樣，經常帶着東西來看她。姑母暗地裡給我錢爲的是面子上好看，讓左鄰右舍都看到孃家的侄子對她多麼關心，給我們看孩子沒有白看。她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是絕戶老人的情感投資，也是放出的人情債，需要我以後慢慢償還的。如果我拒不接受，她就會認爲我以後不願意和他們多交往了。
爲了慰藉絕戶老人的心，我就接受了這600元錢，用這筆錢提前償還了信用社的貸款。
那時姑母採取的是兩條腿走路方針，一方面要過繼侄子尹春，把家產交給他，和他一起生活，由他養老送終。同時也暗中資助孃家的人，讓我們爲償還人情債經常來看她，明着給她買東西，在鄉親們面前給她臉上增光。尤其是以後要和侄子尹春和侄媳婦一起生活，更需要孃家人爲她撐腰，免得因爲是絕戶被人看不起。
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農村發家致富的還不多。在我們孟家幾個侄子中，我家是非農業，雙職工。按照當時的政策，即便我的兩個兒子考不上大學中專，國家也給安排工作，而且兩個孩子從感情上和她的親孫子一樣，把錢放在我家她也放心。她也相信我不會昧着良心黑了她的錢，一定會把錢花在她們身上的。這樣讓晚輩人轉着彎的給她花錢買東西，要比她自己直接去買還好看。不僅在村裡提高了她的威信，同時也顯得我們慷慨和大方，提高了我們孟家子弟的名聲。這個一舉兩得的事，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於是我們就按照姑母的意願，繼續交往下去。
1981年8月，我二兒子回城裡上學以後，每過一兩個星期，就在星期六下午，買二斤豬肉和香腸等食品，把小哥倆送到汽車站，讓他們坐班車去倉上屯姑奶奶家過星期，在那裡住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來。有時姑父騎自行車來城裡給我們送蔬菜，順便把兩個孩子載到倉上屯去。有時買的肉多，星期日中午吃不了，還用飯盒把頓好的肉或是炸好的瓤豆角，讓兩個孩子捎回來。家庭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我們還是從城裡買來送到姑姑家去，和孩子在倉上屯時一樣惦記着老兩口，這就使他們感到很幸福。
1983年以後，姑父姑母與弟弟尹克富家鬧矛盾了，也不再過繼侄子尹春了，就一門心思放在我們孟家人身上了，尤其是對待我的兩個孩子，就像親孫子一樣關心。我們孟家的弟兄姐妹們也把照顧姑父姑母，當成了自己的責任。
我們爲安慰他們老兩口那孤獨的心，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樣對待他們。尤其是我的兩個兒子，在姑奶奶家生活了幾年，對姑爺、姑奶奶的感情超過了自家的爺爺與後續的奶奶，我們家和姑姑家的經濟交往也超過了自家的老人。從小學到高中的九年中，有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寒假和暑假，他倆都要去倉上屯姑奶奶家，家裡、地裡的農活也幫着幹，每當他們幹活鬧累時，姑爺和姑奶奶就說：“好好學習吧，考上大學後就不受這苦大累了。”兩個孩子從小就在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從小學生時撿麥穗、撿穀穗、撿豆粒，到中學生時跟着割麥子、掰玉米，抱麥個子搬玉米秸，莊稼地裡的體力勞動也對孩子的學習起到了鞭策作用。他倆均已優異成績考入重點初中和重點高中——薊縣一中，1991年和1993年，先後考取上海復旦大學和電子科技大學（成都）。讀大學後，他倆只能在寒假暑假，再去姑奶奶家住些天，遇到農活還要幫着幹。從小學到大學，每年春節，他倆還要輪流去倉上屯姑奶奶家裡過年，爲的是避免兩位老人孤單。一直到哥倆陸續結婚後，纔不去倉上屯過年了。
我的兩個兒子上中學後，學校課程緊了，星期日有時也上學，就由我騎自行車去倉上屯。因爲那時薊縣的機關單位也休星期天了，家裡沒事我就去看望姑父和姑姑，每月至少去兩次，有時家裡有了新鮮東西，則要去三四次。後來我的兩個兒子陸續去外地上大學，我還是每月至少去兩次。1995年我有了摩托車，同年的星期天改成雙休日了，更有空閒時間了，我每個星期都要到姑姑家去一次。2003年底，我買了夏利車後，還是每個星期去一次，而且不僅自己開車去，有時我妻子和小孫子也跟着去。在我們小孫子的印象中，姑太爺和姑太太是比家裡的單獨過日子的“老太爺”（曾祖父）和“老太太”（曾祖母）還親的。
這麼多年來，我每次去姑父家，都要買些豬肉和熟食，或是豬肉和點心、水果等。除了吃的以外，我們還給姑父姑母買一些其他生活用品，如遇到物美價廉的衣服、小石英掛鐘、手錶、電風扇、小煤氣竈等。
1984年之前，生活必需品還是計劃供應，工資低物價也不高，兩個孩子去倉上屯一次，買二三斤豬肉和一些其他食品，有四五元錢就夠了，一個月去兩三次，一年下來大約花一百多元錢。1981年姑姑讓我償還貸款那六百元錢，可以給他們花五年。
1985年國家進行工資改革，我們的工資成倍增加，除糧食外其他票證都取消了，魚肉等副食品價格也成倍增加，這時期再去一次姑姑家就需要花十來元錢了，全年大約需要二百多元了。1987年我家拆了舊房蓋新房，這年秋後，姑父又送來一千元，讓我家在新房裡添置傢俱，我家用這筆錢買了一臺洗衣機和一臺電冰箱。1988年全國興起搶購風，物價進一步上漲，在那時的工資和物價狀況下，每年爲姑姑家買東西要花三百元了，這一千元又可以爲姑姑家花三四年。那時姑父在村林業隊上班，每年秋後結算分紅時，姑父都給我家送來五百元錢，先後送來三次共一千五百元。
1994年國家再次工資改革，工資和物價又成倍增長。1995年後我每星期去一次倉上屯，每次要花十多元，一個月至少去四次，要花五六十元，全年要花六七百元了。1995年，姑父在道班做小工掙點錢，年底給我家送來一千元。1996年底，姑父又把平時做小工掙的錢送來一千元。用我姑父的話來說：“現在我還能掙點錢，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你們惦記着我們，把平時吃的用的都給我們送去了，我們就知足了，用不着花你們的錢。”我姑姑也說：“現在我們能夠自食其力，就不用你們資助，幫我們把東西買來就行了，不能讓你們搭錢。”他們的這種不想佔別人的便宜，維護自己的尊嚴的想法，我們也能理解，所以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總的看這十五六年中，姑姑家共給我們五千一百元，到2000年也就全給他們買東西花了。但是，姑姑爲我們看孩子沒收保姆費的人情債，我們牢記在心，繼續履行着保證他們老了有零錢花的承諾。到2000年時，工資和物價還是逐步增長，每星期去一次姑姑家，買豬肉、香腸、點心水果等需要十六七元，或者二十多元了，每月大約要花一百元了。這時姑父姑母已經七十多歲，沒處去掙錢了，我們就要兌現保證他們老了有零花錢的承諾，每個星期去一次，給他們送去豬肉和水果。
這時姑父姑母已經七十多歲，沒處去掙錢了，我們就要兌現保證他們老了有零花錢的承諾，每個星期去一次，給他們送去豬肉和水果。
由於我們每到雙休日都要去姑父家，都要從他們家附近的肉鋪和副食超市買東西，和白莊子賣肉的馬師傅及超市老闆夫婦都熟悉了。他們說：“你們一個星期來一趟，花二三十塊錢買肉買水果，一年下來得多少錢啊，親生的閨女兒子也辦不到啊。”我說：“我們是雙職工，兩個人掙工資，每月有工資十分之一的錢就把老兩口哄得歡歡喜喜的。”的確，到2003年時，我的工資也逐漸增加到二千多元了，加上妻子退休金，全年約有三萬元的收入，每月花百八十元，一年花一千多元給姑姑家買東西，也的確算不了什麼。
除了我們每星期一次買些東西去姑姑家之外，我的兩個兒子參加工作後，更捨得給姑爺姑奶奶花錢買東西。他們回薊縣探家時，都要帶着媳婦孩子去倉上屯看望姑爺姑奶奶，除了帶食品之外，有時給二百元，有時給三百元錢。另外還給姑奶奶買了電飯鍋、電冰箱、輪椅、單衣服、羊毛衫、保暖服、羽絨服等生活用品。
那時，我們都以爲姑父年紀大了，沒處掙錢去了，不會再給我家錢了。沒想到2006年，倉上屯賣給當地駐軍一部分土地，每人分了一萬元錢。姑父到城裡給每個侄媳婦和侄女伍佰元，我妻子當時未收。因給部隊騰地，有幾戶農家拆遷，要到村東重新建房。正好把我姑姑家那塊不能種麥子的二等地劃爲新的房基地了。過了兩個月，村裡又給我姑姑家青苗補助款一萬三千八百元。這筆錢原來沒想到，也可以算一筆意外之財，姑姑又給我了。並且說：“這筆錢就不告訴大夥兒（指孟家的人）了，你拿去吧。這幾年給我家買東西花了不少錢，以後還得繼續爲我們花呢。這錢也不是白給你的，是存在你們那兒，零碎給我們花的。”以每年一千多元估算，這筆錢可以從2001年花到2012年。俗活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那時他們都八十四五歲了，也到“坎兒”了。
姑母是個性格要強的人，一旦自己有能力養活自己，就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憫和資助。這幾年我們給他們花錢買東西，一來是要償還保姆費，滴水之恩涌泉相報。二來是看他們無兒無女，命運可憐而行善做好事。但是，她寧願別人欠她的情，也不願她欠別人情。他們要活的體面，活的理直氣壯，不願意接受“嚼來之食”。所以，一旦有錢了，就要給我報銷已經爲他們開支的費用。由於這筆意外之財，使得我前五年爲姑母家買東西花出去的錢得到了補償，也爲後來繼續爲他們家買東西作了預付。直到2011年9月這段時間裡，除了我自己開支的汽車費用之外，每年爲姑母家買東西，花的基本還是姑母給的錢，我還是欠着“保姆費”這筆人情債。
總之，姑姑並沒有白要我們買去的東西，除了多次給我家錢，報銷了給他們買東西的開支。同時，還供着我家食用的大部分蔬菜。姑父家的宅院很大，種了好幾種時令蔬菜，春季的菠菜、韭菜、小蔥，夏季的黃瓜、豆角、圓白菜，秋天的大白菜等。每次我或者兩個孩子去倉上屯時，都要用豬肉換些蔬菜回來。1988年至1994年期間，我家也在前院東面開闢了十多個菜畦，也種了幾種時令蔬菜，這幾年基本上是吃自己家的蔬菜。1994年我在前院蓋起五間東廂房，就沒有種菜的地方了，吃的菜大部分是姑父家的。
另外，從我母親去世後，我們一家人的棉衣服都是姑姑給拆洗重做的。在1995年以前，市場上沒有出現保暖內衣，那時人們在冬天都要穿手工縫製的棉襖棉褲。那時的棉襖棉褲都是棉花絮的，棉絮不能用水洗，必須拆開棉衣單洗布料，然後再添加一些棉絮，重新縫好。翻棉被、翻棉襖和絮棉花都是家庭婦女的技術活，許多年輕婦女都不會做。我妻子也做不好棉衣和棉被，所以，每年春天脫了棉衣，把全家大人孩子的棉衣拆洗完畢後，再把衣料、棉花套子和需要增添的新棉花送到姑姑家，由姑姑抽空重新做好。過去的棉被沒有被罩，只是繃被口，拆洗被口，棉被也需幾年拆洗重做一次，這些活也是姑姑幫我家做的。後來有了整個被罩，纔不用拆洗棉被了。1995年後，市場上出現了可以水洗的蓬膠棉的棉衣和保暖內衣、羽絨服等，我們也不穿過去的棉襖棉褲了，這纔不用姑姑給做棉衣了。
俗話說：“捨得捨得，有舍纔有得”，古人云“預想取之必先予之”，姑母雖然沒有文化，她卻明白這個辯證關係和處世之道，這就爲她晚年的生活依靠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