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封建社會中，農村是小農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兒子兒媳需要依賴家庭的土地和房屋來維持生活。從家庭勞動分工來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也確實應該由兒媳來服侍，因爲兒子要以耕種土地爲主，兒媳以家務勞動爲主。這種生產資料代代相傳的生產方式，形成了農民們“養兒防老”“多子多孫多福氣”的傳統觀念。
當社會進入現代化以後，許多農民離開土地進城務工，父母有自己的工資收入，兒子兒媳也有自己的工資收入。這時的家庭只是生活單位而不再是生產單位了。因爲兒子兒媳可以不依賴公婆的家產而獨立生活了，所以，兒媳伺候公婆的做法就難以保障了。因爲兒子兒媳都在外面上班，就沒空來伺候公婆。公婆生活不能自理的，只能在家裡僱傭保姆或者送到社會養老機構——老年公寓。因此，社會養老機構也就應運而生了，公辦的、民辦的敬老院和老年公寓都出現了。不論哪個國家，只要實現了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就必然要用社會養老方式代替家庭養老方式，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有些發達國家的法律，就不再把子女贍養父母作爲法定責任和義務了。
由社會養老取代了家庭養老之後，生兒育女失去了爲自己養老的作用，有些夫婦也就不願再生兒育女了。尤其是一些腦力勞動做不好，體力勞動不願做的“啃老族”的出現，更使一些人把養育子女當成了家庭負擔，他們說：“多子多女多冤家，無子無女活菩薩”，因此結婚後不要孩子了。這就造成許多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使這些國家或地區採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出現的新情況。
中國傳統的治家之道是以孝爲本的，只要父母在世，幾個兒子是不能分家的，要由老人掌管家業。辛亥革命以後，批判了孔孟之道，沒人再講孝道了。兒子們翅膀硬了，比父母勞動能力強了，就不願意再聽從父母的指揮了。於是，娶妻生子的弟兄們就要分家單過了。
1956年農業合作化以後，薊縣農村有兩個以上兒子的家庭中，兒子們結婚成家後，弟兄之間都是要分家單過的。老年父母有的和老兒子一起過，有的自己單過。許多家庭的兒子媳婦與公公婆婆分家單過的原因是“一山不容二虎”，當兩代人都有勞動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時候，就會爭奪家庭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兩代人誰也不甘心伺候誰，誰也擺佈不了誰，都想自己當家作主。而且年輕人與老年人的生活習慣、業餘愛好也不同，兩代人一起生活，一鍋吃飯，婆媳之間很容易產生矛盾。有的兒媳婦不願意伺候公公婆婆，願意自己當家作主，希望分家單過。也有的老人看不慣年輕人的習性，或者不願意給晚輩當保姆，喜歡老兩口過清閒日子，也願意分開生活。所以，多數人家都是小兩口、老兩口分家單過。
不過，父子分家單過與弟兄分家單過有本質的區別。父子兩代人分家後，雖然也是分鍋吃飯，各過各的日子。可兒子對父母應該盡的贍養義務還是要履行的，如爲父母耕種土地，或者給糧食給錢等。
等到父母衰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們也就“認頭”了，也願意接受兒女的安排了。或是繼續分家單過，由兒女輪流去給他們做家務，或是輪流到兒女家裡去，和晚輩人一起生活。不過這段被人伺候的生活不會太久，他們也就走完人生的旅途了。
在薊縣的農村，還有少數家庭的老人和兒子兒媳一起過，一個兒子的就常年一起生活。兩個以上兒子的，就按年或者按月輪流與幾個兒子家一起過，俗稱“輪官馬”。
輪官馬的本意是幾家農民共同購買一頭牛或驢馬，幾家輪流餵養和使用。父母喪失勞動能力後，贍養老年父母就成了兒子們的負擔，只好大家輪流供養了。該哪個兒子的“班”，父母就在他家吃住，同時也幫助他家幹活。人們把這種輪流與父母一起生活的方式，也稱爲“輪官馬”了。
那些無兒無女，又沒有近親屬贍養的老絕戶怎麼養老呢？在農業集體化時期，他們可以和村裡簽署協議入“五保”，由村裡負責保障他們的吃、穿、住、醫療和喪葬，這就是所謂的五保戶。他們喪失勞動能力後，被本村供養起來，生產隊負責他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生活資料，生活不能自理了，由生產隊派人爲他們做飯洗衣服等，看病住院由村裡開支，逝世後由村裡發送殯葬，在他們死後，把家裡的一切財產全部交給本村集體。
1980年解散生產隊以後，各村無力供養五保戶了，就改爲把他們送到鄉政府主辦的敬老院供養起來。他們的家產還是交給本村，由村裡向敬老院繳納一定數額的資金作爲他們的生活費用，不足部分由國家補貼。由於國家撥給敬老院的經費有限，老人們的吃喝穿住有了保障，可是得了大病，需要支付昂貴的醫療費時，敬老院是無能爲力的，只好任憑病重的老人等死。所以，有些絕戶老人不願去鄉政府的敬老院，他們說在那裡死得快。
因爲鄉鎮政府主辦的敬老院是供養孤寡老人的，只是接受那些無兒無女的鐵桿絕戶，有兒女的老人還是要依靠兒女養老送終的。有些老人的子女因工作忙，沒空伺候父母，也想把老人送到社會養老機構去。於是，就有人辦起了營業性的養老院，這就是新型的付費養老機構——民辦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只負責老人的吃住起居，治病吃藥需老人的家屬負責，彌補了福利性鄉鎮敬老院的不足之處，這是比較受歡迎的養老方式。
由於我國尚未實現農業現代化，我們薊縣的大部分農村土地已分到了各家各戶，還具有小農經濟的特色，客觀上看，兒媳還有能力伺候公婆。所以，大部分農村老人還是依賴家庭養老的，獨生兒子的一起過，幾個兒子的“輪官馬”。由於年輕人思想新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老年公寓出現後，農村一些有錢的家庭，兒媳沒工作，有空伺候公婆的也不伺候了，直接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了。同時，也有一些自己有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既不願爲正在上班的兒子兒媳當義務家庭保姆，也不願意自己起火做飯，也就到老年公寓去坐享其成了。
目前，人們對社會養老也有不同的看法，許多老年人認爲，父母與兒女之間是“養兒防老”、“我養你小，你養我老”的報償關係。兒女幼小無生活自理能力時，父母爲他們擦屎接尿，洗衣餵飯。父母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兒女也應爲父母擦屎接尿，洗衣餵飯，這是報償父母的養育之恩。可不少年輕人卻認爲，兒女贍養父母不一定親自勞作，花錢僱人伺候老人也是盡了義務。因此就出現了兒媳無工作，寧可整天去打牌玩麻將，也要把公婆送進老年公寓去的現象。
在老年公寓裡養老的老年人，有自願去的，也有被迫去的。自願去的老人是不願和兒孫們一起生活，認爲自己在老年公寓裡是享福。被迫去的老人的本意是在家中和兒孫們一起生活，享受由晚輩人服侍的天倫之樂。把他們送到老年公寓，他們認爲是被家庭拋棄，是兒子不孝。
另外，社會上還有不少人認爲老年公寓是絕戶老人的養老場所，有兒有女的老人被送到老年公寓，不僅老人臉上無光，兒女們也要背上不孝順的名聲。
現在，我們還是以家庭養老爲主，以社會養老爲輔的，這就是我國城鄉在養老方面的現狀，也是由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向新興的社會養老方式的轉型期。
姑父姑母正是在這個養老方式轉型期，迎來了自己的老年期。
我姑父尹克昌弟兄兩個，入社後也是與父母分家單過的，他們的父母能生活自理時一直是自己做飯吃。因爲尹克富有三個兒子，需要分屋居住，他家就佔據了西面的三間茅草房。我姑父家沒小孩，就一直與父母共住東面的三間茅草房。1980年以後，姑父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兒子兒媳伺候了了，才輪流到兩家去“輪官馬”。
由於姑父姑母有過與父母公婆分家單過的經歷，知道婆媳關係難以相處，所以，他們雖然一直希望有人以“兒子”——即法定贍養人的身份進入他們家庭，也是準備和贍養人分家單過，分竈起火做飯的。只要贍養人來到他們這個宅院內居住，幫他們幹一些力氣活，爲他們頂門立戶，待他們走不動爬不動時，再伺候幾年就行了。
1983年，姑父姑母準備過繼侄子尹春的計劃破滅了，也就不再想“過繼兒子”了，改爲以贍養贈與的方式解決養老問題了。這時他們還都不到六十歲，幹什麼活都可以，也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想自己能夠生活自理時就自己過日子，等將來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誰給自己養老送終，就把家產贈給誰。
我姑姑孟淑珍擅長廚藝，炒的一手好菜，雖然不是廚師，街坊四鄰家裡辦事情管多人吃飯時，也經常請我姑姑去幫廚。當時我建議他們老兩口來城裡做買賣，出攤賣小吃。不願住親戚家也可以自己租房住，或者把倉上屯的房子賣了，把戶口遷到城裡的村子裡來，在城裡買農房居住，這樣有利於孟家的侄子們對他們進行照料。那時還沒有商品房市場，農村的房屋可以在農民間互相買賣，房價也不高。有的城內上班的職工，把農村的家屬戶口遷到城裡的村裡來，經村委會申請房基地，自己蓋房，房基地也容易批下來。如果那時姑母採納我的建議，到城裡來做買賣，很可能早就賺些錢蓋起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買上樓房了。
可是，姑父姑母的鄉土觀念強，小農意識重，認爲農民不能離開土地，種地打糧食纔是農民的本分。他們還認爲那些做買賣的人都是花言巧語迷惑顧客，缺斤少兩矇混百姓的“奸商”，不願意到城裡來掙坑人騙人的“昧心錢”。
我姑母不願意來城裡居住的另一個理由是，薊縣城裡不如他們村自然環境好。他們村位於於橋水庫北岸，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庫，可謂是山清水秀，空氣新鮮。而且邦喜公路穿村而過，距離縣城9公里，交通方便。他們家的宅院是祖傳的，東西寬20多米，南北長約30米，約一畝大小，院裡有柿子樹、桃樹、桑葚樹、香椿樹、花椒樹，還有一片菜地。地裡種的糧食、院裡栽的蔬菜都吃不了，沒處掙錢也能生活。城裡的農民既沒有多少土地，也沒有種菜的院子，吃糧吃菜都靠花錢買，沒處去掙錢，就沒有生活保障。
他們還認爲城裡的農家宅院小，是“憋死貓”的地方，不願意到城裡來居住。那時城裡的農民新分配的宅基地是三分（18平方丈，可以蓋四間正房）或二分五釐（十五平方丈，只能蓋三間正房），與我姑父家的一畝宅院相比，的確顯得小了不少。尤其是我堂妹孟凡珍居住的棉紡廠家屬院，只有兩間正房、兩間小倒房，其中一間是門道，一間是廚房，更顯得窄憋。所以，每到春節，孟凡珍和丈夫張寶良去倉上屯給姑父姑母拜年時，張寶良都說：“這個大院多好啊，這要是蓋兩層大房，多豁亮啊。”張寶良喜歡釣魚，曾經說：“在倉上屯住多好啊，遊山玩水，釣魚撈蝦都方便。”
由於倉上屯村具有依山傍水的優越地理位置，從1978年開始，北京的侄子孟凡宏就經常開車帶着家人和親戚來這裡旅遊，姑父就領着他們到村北去爬山，到村南水庫去看打漁的，還可以坐在小漁船上游玩。那時薊縣還沒有農家院式的旅館，北京的客人們就在姑父家吃住，吃的酒肉菜等都是他們從北京帶來的，做飯時也是大家幫着姑母一起做，有一年夏天北京來了21口人，姑父家裡住不下了，還要到鄰居家裡去借宿。這些北京人來到倉上屯，也稱讚這裡太好了，在這裡居住的人都會長壽的。
所以，姑父姑母就更認爲他們家的宅院是塊寶地了。他們希望城裡的侄子或侄女們，能夠有人到倉上屯來繼承他們的家業，做他們的法定贍養人。因爲我們哥幾個都有自己的宅院，當然不可能去倉上屯蓋房子了。在1993年“房改”之前，只有孟凡珍家住的是兩間公租房，所以，姑父姑母曾經希望張寶良和孟凡珍去給他們家當贍養人，在他們院裡蓋層新房居住，還說倉上屯有好幾個在城裡上班的，騎自行車半個小時就到了，上下班也不算遠。可是孟凡珍不願捨近求遠去鄉下居住，兩間家屬房雖然窄小，也夠三口人住了。兒子結婚後可以再分配一套公租房，也沒必要到倉上屯去蓋房子。
姑父姑母的想法是：他們雖然是絕戶，也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和資助，可以用家產換來爲他們養老送終的法定贍養人。他們並不要求贍養人更名改姓，也不要求對他們以父母相稱，而且在他們生活能夠自理時，也不必在倉上屯和他們一起生活。只需要在他們將近八十歲左右，走不動爬不動時，再伺候幾年就行了。他們的口糧地和院子裡的菜地，足以保證他們的生活，而且家裡積攢的糧食到死也吃不完，衣服也夠穿了，甚至連自己的裝殮壽衣都準備好了，不會給贍養人增加經濟負擔。同時他們也有些積蓄，有病時把他們送醫院就可以了，也不用贍養人花醫藥費。在他們看來，贍養人只需要爲他們作二三年保姆或護工，就可以繼承這麼大的家產，是個非常便宜的事，應該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他們之所以希望由孟家的侄子或侄女來贍養，是爲了“肥水不流外人田。”
這種有條件的家產贈與和繼承，對於某些急於安家，又沒有房基地可以建房的人家來說，還是個對雙方都有利的較好的選項。那時薊縣城裡西南隅一個60多歲姓吳的孤身老頭，就與一戶分不到公租房的雙職工家庭簽訂了協議，由這個職工在他家的宅院內蓋起了四間正房房和倒房，吳老頭的生老病死，都由這個職工負責。假如姑父家也在縣城裡，他家的宅院就成寶地了。因爲那時還沒有商品房市場，非農業家庭全住公租房。職工家庭分配公租房，科長以下的分兩間正房的小院，鄉鎮局長級別的才分三間正房的小院，縣級領導們分四間房的小院。職工家庭如果能在姑父家的宅院裡蓋起六間大房，那可就比縣長家還要闊氣了。
可惜，姑父家不在縣城裡，改革開放後，正是鄉下的農民進城務工的熱潮，哪有城裡人願意到鄉下去種地的呀。而且，我們孟家的人世代居住在薊縣城裡，都有各自的宅院，不需要到鄉下去建房。所以，孟家的十多個侄子侄女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到倉上屯去繼承姑父姑母的家產。姑父姑母把希望寄託在孟家的侄子、侄女身上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爲孟家的侄子侄女經常來倉上屯幫着幹農活，就幻想由孟家的侄子來當贍養人，這種想法只是姑母的一廂情願。
我們孟家人的觀點是，孟家的姑娘嫁到倉上屯尹家，因爲沒有生育子女，尹家的侄子們不願意爲他們養老送終，他們自己又不願當五保戶去鎮政府的敬老院，孟家的這麼多侄子有責任也有能力爲他們養老送終。等於是婆家沒人管，孃家有人管。讓他們到城裡來居住，是爲了孟家人方便照顧他們。因爲我們各家都有對外出租的多餘房屋，姑父姑母願意住在哪家都可以。
因爲我們孟家的老哥幾個，孟慶華、孟慶餘和孟慶宇，都是與晚輩人分家單過的，我們也希望姑父姑母到城裡來單獨生活，因爲他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經濟上不需要別人資助。生活中遇到困難，也便於我們大家幫助。到年老體弱生活不能自理時，或是大家輪班伺候，或是僱保姆，或者進老年公寓。
我姑父是個老實人，他的觀點是怎麼辦都行，他也同意賣了房子搬到城裡來住。可我姑母說姑父是“傻帽”，賣房錢花沒了怎麼辦？俗話說“龍多四靠”，“六龍治水不下雨”，“三個和尚沒水吃”。姑母堅持就得依靠一個人，把家產交給一家，還要到公證處去公證。這是明顯對我們大家共同供養不放心，還想取得一份法律保證，用家產換來一個“法定贍養人”。
姑母的想法是，誰繼承了他們的家產，就要在他們的宅院內投資建設，擴建新房，振興家業，光耀門庭，比村裡那些有兒有女的人家也不差。在他們生活不能自理後，就應該和他們同吃同住，向兒子媳婦伺候公公婆婆那樣伺候他們，他們可以享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晚年清福。在他們臥牀不起時爲他們擦屎接尿，餵飯喂藥，在他們死後爲他們打幡抱罐。這就證明他們老尹家也是後繼有人了。
打幡抱罐是薊縣農村的殯葬儀式，就是死者的兒子打着“招魂幡”走在送葬隊伍的前邊，兒媳婦抱着漿食罐緊跟其後。招魂幡是要把死者的靈魂引入陰宅，也就是墳墓。漿食罐要埋在棺木前邊，是死者在陰宅的食品倉庫。這些都是死者的兒子媳婦爲他們準備的，說明人死後的靈魂，在陰間也需要陽間的兒女們來供養。晚輩爲已故的長輩添墳上土，燒紙錢、擺供品，就是要不斷供養陰間的老人。絕戶老人死後沒有打幡抱罐的，日後也沒有添墳上土、燒紙擺供的，他們的魂靈就要成爲陰間乞丐了。正是因爲有了這種喪葬習俗，才使許多絕戶老人不願當五保戶，而希望有家產繼承人和法定贍養人。
由於我家的兩個兒子和姑爺姑奶奶親如祖孫的特殊關係，姑父姑母有些心裡話都要對他們哥倆說。姑母的願望是把家產給我家，正好兩個孩子每人一處宅院。姑母安排將來我們城裡的宅院歸我大兒子，倉上屯的宅院歸我二兒子，由我們夫妻來當他們的法定贍養人。在他們生活能夠自理時，他們就在倉上屯居住，等他們無自理能力了，或是我們夫妻倆到倉屯去伺候他們，或是把他們接到城裡我們的家中伺候他們。
我的兩個兒子爲了讓姑爺姑奶奶安度晚年，也同意這個安排，希望我家和姑父姑母簽訂贍養贈與協議，讓老兩口“放心”。可是我們夫妻倆不同意。
我不同意當姑父姑母的法定贍養人有兩條理由，一是因爲多年來關懷照顧姑父姑母的不僅是我們一家，還有我的幾個堂弟和堂妹，我不能自己獨佔姑父姑母的家產。我在十幾個兄弟姐妹中是年齡最大的，兩個兒子都在外地工作，等姑父姑母八九十歲以後，我們夫妻也老了，沒有充沛的精力再伺候老人了，需要和幾個弟弟妹妹共同承擔伺候姑父姑母的任務。二是，多年來我家對姑父姑母的照料，並不是爲了繼承姑父姑母的家產。而是爲了償還姑母爲我家看孩子的人情債，也是出於憐憫之心，幫扶老弱之情，願意在自己有餘力的前提下幫助姑父姑母。
我們這種自願扶住，不存在是否盡職盡責的問題，我們幫的多與少，照料的周到與不周到，也是無可挑剔的。而一旦簽訂了文字協議，把贍養姑父姑母當作自己的“法定義務”，就等於爲自己多找個“老爹老媽”，一旦達不到老人滿意，就算“不孝”和“失職”，等於給自己脖子上套了個“枷鎖”。所以，我們才希望姑父姑母來城裡“單過”，吃的、穿的方面我們可以供給，經濟困難我們可以解決。但是，不能保證使他們心理上都滿意。我們孟家的兄弟姐妹們，都和我的想法一樣，我們願意“幫扶”姑父姑母安度晚年，而不是要爲他們“履行贍養義務”。
而姑母是個要強的人，她不承認自己是弱者，她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幫扶，她要用自己的家產來換取別人爲她履行贍養義務，以顯的自己理直氣壯。這就是姑母與孟家侄子之間的分歧點，也是我們孟家人經常議論的問題。
姑母也明白了我們大家的心思，認爲我們都是圖省心、怕麻煩，不怕花錢卻怕受累的“虛情假意”。沒有人真的想爲他們爭口氣，爲他們頂門立戶，使他們脫離絕戶的地位。可是，她除了失望，也沒有辦法，因爲類似“兒子”的法定贍養人畢竟不是強求的來的。
所以，當我們提出希望姑父姑母到城裡來生活時，姑母又說：我不能“捧着金碗討飯吃”，我在倉上屯有家有業，有吃有喝，沒必要去你們城裡“串房檐兒”。你們誰也不用害怕，我們哪家也不去，也不用你們來養着。
薊縣人俗稱的“串房檐兒”，指的是租借別人家的房屋，需要看房東的臉色，搞不好關係就會被攆走，住着心裡不踏實。姑父姑母也知道，這年代連親生的兒子兒媳還要和公婆鬧矛盾呢？到內侄子家裡去住，時間長了，哪能和侄子侄媳一點矛盾都沒有啊？因爲搞不好關係，再搬出去居住就不好了，更無顏再回倉上屯了。因此，不肯到城裡來居住。姑母說：“我不能捧着金碗討飯吃，我在倉上屯有家有業，有吃有喝，沒必要去城裡用你們養着。”
姑母希望有人繼承他們的家產，振興他們的家業，在村裡揚眉吐氣，不因無兒無女被別人小看。不希望被人憐憫，靠別人幫助，看別人臉色過日子，這種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姑父姑母無兒無女，是符合“入五保”進鄉鎮敬老院的條件的，可是他們最害怕的是去敬老院，說在那裡死得快。他們村的老光棍朱玉，比他們年齡還小，因自己不願起火做飯而入了“五保”，被送進鎮敬老院不到二年就死了。所以，姑父姑母說寧願死在家裡，也不去鎮裡的敬老院。
1995年薊縣城裡也開放了商品房市場，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職工住房難的問題逐步解決了，同時農村也有不少人家拆除了傳統的磚木結構和木門紙窗戶的老式房屋，改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和鋁合金塑鋼門窗的新式房屋。
2000年以後，倉上屯村裡也出現了不少新式房屋，而這些新式房屋都是掙了錢的年輕人操辦蓋起來的，有些老年人跟着兒子沾光也住進了新房。我姑父姑母這時均已七十多歲，自己無力翻蓋新房，這對我姑父來說壓力倒不大。他不想和富裕人家的老人攀比，因爲鄰居有兒有女不是絕戶的老人，也有的還不如他家的房子好呢。自己雖然是絕戶，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可是我姑母是個爭強好勝的性格，事事都不願比人家差，與那些和兒子一起住新房的老人相比，自己總覺得矮了半截。因此，她的精神壓力越來越大，脾氣也越來越壞，對我們孟家人的不滿情緒也逐漸產生了。
2004年秋後，村裡將姑父姑母列爲“低保戶”，由國家每月給他們一百多元的生活補助款，由郵遞員送到家中。那時城關鎮的低保標準是，每人每月收入不足90元的，補助到90元。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低保補助款也逐步增加。有了低保補助後，家裡還存有一鐵皮茓子和一大缸的麥粒，一大缸的穀子。還有一大缸各種豆子。這些糧食足夠他們吃幾年的了，因此姑父姑母也不再耕種自己那份土地，讓別人家去種了。有了“低保”以後，姑父姑母生活無憂了，最大的願望就是找一個爲他們養老送終的贍養人，這件事成了他們老兩口的“心病”。
姑父姑母見孟家的侄子們沒有人願意繼承他們的家產，就在本村尋找意中人，公開宣稱誰肯爲他們養老送終，就把家產贈給誰，並且可以到公證處辦理贍養遺贈的法律手續。因爲從法律角度看，繼承他們家業的人和他們之間，仍然是子女贍養父母的關係。而且什麼是伺候的好，什麼是伺候不好，也沒有固定的標準，誰敢保證把他們老兩口伺候的一點意見也沒有啊。一旦有點不符合老兩口的心思的地方，就說你伺候不好，服侍不周，就難免生氣吵架鬧矛盾，鬧不好還可能被老兩口轟出家門。所以，倉上屯一直也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條件。
就在姑父姑母爲尋找不到法定贍養人而煩惱的時候，村裡有幾家想要爲外地女婿在倉上屯蓋房的，願意花錢購買他們的宅院，建議他們把房產賣了，帶着錢到薊縣城裡的侄子家去生活。因爲大家都知道我們幾個侄子、侄女經常去，既幫着他們幹農活，也給他們買這買那，都認爲他們老兩口將來只能依靠城裡孟家的侄子了，所以建議他們早日離開倉上屯，到薊縣城裡生活，也省的城裡的侄子總往倉上屯跑。
聽說有人願意買姑父家的宅院，我們也主張他們把房產賣了，帶着錢到城裡生活。
可是，姑父姑母認爲倉上屯的家產就是他們的“根”，房產只能贈與爲他們養老送終的法定贍養人，不能賣給別人，給十萬紫金也不賣。大概姑母心中責怪我們孟家侄子沒有人願意繼承他們的家產，每當談論到這個話題時，姑母就不耐煩地說：“我們不能捧着金碗討飯吃，你們哥幾個誰也不要害怕，只有我倆都活着們，就哪家也不去，不給侄媳婦添麻煩。”
到了2005年，姑父姑母都將近八十歲了，也沒有找到願意爲他們養老送終的法定贍養人，逐漸增加了他們對未來生活的憂慮。所以這個問題就成了老兩口的“心病”，姑父姑母在和常來串門的鄰居聊天時，言談話語中，就流露出心中的憂慮。姑母常說：“看嘴不飽、指親不富，指望誰也不行。”也透露出對我們孟家侄子的不滿情緒，說不指望依靠親戚養老送終，要用自己的家產來養老。
我的兩個兒子一直認爲我們老哥幾個都是因爲怕麻煩、圖省心，不願意親自伺候老人，纔不肯當姑父姑母的法定贍養人，姑母又因爲不願“單過”纔不到城裡來的。可是在他們成家立業之前，也沒辦法解決姑爺姑奶奶的“心病”。
2005年，我二兒子爲了使姑爺姑奶奶理直氣壯的被贍養，就答應願意要他們的家產，願意做他們的法定贍養人，不讓他們老兩口“單過”，要把他們接到四川成都去。我二兒子在成都的家裡房屋寬闊，有多餘的房間給姑爺姑奶奶居住，而且家裡一直僱保姆做飯搞衛生，隨時都可以把姑爺姑奶奶接去享清福。
可是我姑母卻不同意到外地去，姑母的意思是，誰做他們的法定贍養人，就要在這個院投資蓋層高大的新房，使這個院子煥然一新，和那些有兒子的人家的宅院相比也不遜色。待他們生活不能自理了，或是贍養人本人來伺候她，或是僱保姆伺候她，使她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比別人差。這樣才能使她避免了絕戶的處境，給她臉上增光。
如果把她接到四川去養老，家裡的宅院就要荒廢。在別人看來，還是老絕戶在家裡沒人管，被親戚接走養老去了，還是“捧着金碗討飯吃”啊。所以，她還堅持哪裡也不去。她希望把房產給我二兒子，讓我二兒子給她翻蓋房，在倉上屯僱保姆伺候她。我二兒子遠在四川，哪裡有精力來薊縣辦這些事情啊，於是只好說：“您不到四川來，您的家產我也不要了。”用我兒子的話說：“我姑奶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拿她沒辦法。”
我在星期天去倉上屯時，也多次和來姑父家串門的尹克勤表叔和李寶明及其兒子李建成談過這個問題。李寶明熟知我姑母的倔脾氣，知道她有很強的自尊心，最忌諱說她是絕戶讓她去敬老院的話題。而是幻想和李寶明家那樣，祖孫三代一起生活，希望贍養人能夠對他們向父母公婆一樣，全家人一起生活，使她也享受幾年當婆婆的幸福。內侄們讓他們去城裡單過，不能自理了還要去老年公寓，並不是由侄子和侄媳婦在家裡伺候，她當然不願意了。
於是，李寶明就說：“既然你們不願去城裡，就在家裡呆着吧，等你們不能自理了，我讓兒媳婦來伺候你們。我家吃三頓飯，你倆也不幹活了，一天吃兩頓飯就可以。我兒媳婦每天都可以在我家做飯的空餘時間來你家，給你倆做飯。隔幾天給你倆洗洗衣服，這點活不算什麼，你們倆不用發愁。”姑父姑母覺得這個方法也不錯，兩家平時關係很好，把家產給李寶明家也是個好的選擇。
可是，當姑母提出要到公證處去辦理贍養遺贈協議時，李寶明的兒子李建成卻說：“我們不要您們的家產，我們只想幫助你們做做飯，就算學雷鋒做好事了，不想要什麼報酬。”這說明李家也是出於同情和憐憫之心，願意幫助孤寡老人，也不願爲繼承絕戶家產而做法定贍養人。
爲此，姑父姑母又失望了，他們不明白爲什麼這麼大的家產，卻給誰誰也不願意要。他們只想自己要活的有尊嚴，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憫和施捨，希望用贍養遺贈的方式，使家產繼承人伺候他們變成應該應份的法定義務，使自己被別人伺候更加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卻沒有考慮到別人同樣也有自己的尊嚴，除非窮困潦倒、需要寄人籬下維持生活的人，誰願意給自己增加伺候人的法定責任啊。應該承認，許多人都有扶貧濟困的慈善之心，也願意抽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幫助或資助他人。但是，這和爲了繼承他人家產而甘願伺候人是兩回事。
到了2007年，姑父已經八十虛歲，姑母也七十九虛歲了，他們還沒有找到法定贍養人。我曾經對來姑父家串門的尹克勤、李寶明說過，求他們在倉上屯及附近的白莊子和三家店村，尋找因家庭困難，願意到這院來，與我姑父姑母對面屋居住的人家，最好是夫妻倆來。先各自單獨起火做飯，由他們負責在院內種菜，兩家同吃。日後老兩口生活不能自理了，由他們伺候服侍。將來不但把這個宅院給他們，而且我還每月付給他們500至800元的保姆費，可以簽訂協議，保姆費錢由我家出。我姑母說：“不能給保姆費，我倆走不動爬不動還能活幾年啊，把房子給他們就夠便宜的了。”尹克勤說：“你別看這是便宜事，還真的找不到願意來的人。家庭富裕、聰明能幹的人不缺房子住，沒人來給你們當保姆。家庭困難、半傻不癡的願意來伺候你們，你們老兩口又看不上眼，使不上手。這事沒法辦。”
現實的確是這種情況，你把房子賣了，花錢僱保姆容易，因爲這是金錢與勞務的市場交易。你把房子做置換條件，讓人家爲你養老送終，最後房產才歸人家所有，還真的很難辦。因爲贍養遺贈是先付出勞務後取得經濟報酬，是不是真的合算也很難預料。所以，多數人不願意做這種收益不確定交易。姑父姑母琢磨半天，也尋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也只好得過且過，在失望中過一天算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