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蓮英知道，世鐸之所以如此，不光是他這個宗人府宗令出於本能的想保寶廷這個愛新覺羅家的宗室，還有就是對上次林義哲弄的那個“四民皆爲國之柱石”的理論讓他坐了一回瘸腿椅子摔了個大跟頭的仇恨。
在當下大清帝國的這幾位親王中，若論位望之尊，恭、醇、惇三王均要瞠乎禮王之後——恭親王能進親王爵位乃是道光皇帝在傳位詔書上御筆欽點，其實等於是道光皇帝對於這個聰穎幹練卻在儲位之爭中敗給了乃兄咸豐皇帝的六阿哥的一種補償；而醇親王由郡王而至親王則是因爲他在身份上既是咸豐皇帝和恭親王兩人的同胞兄弟，又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在政務上除在“辛酉政變”中站對了隊外，更以“七爺”的身份成爲了慈禧太后鉗制恭親王的頭號王牌；而惇親王則本來是最有機會成爲皇帝的，只是奈何生得稍晚了些，與帝位擦肩而過。他能得封親王，也是慈禧太后鉗制恭親王的關係。
而禮親王則是大清開國時由太宗皇太極御筆親封的八大鐵帽子王之首，太祖二子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嫡系子孫，其頭上這頂“世襲罔替”的鐵帽子已經傳承了二百餘年，其尊貴程度自然不是恭、醇、惇這樣的新貴所能比擬的。
但若拋開了身份地位這一層，單論學識才智，則禮親王世鐸在四位親王中就只能忝陪末座。他其既沒有恭親王的精明強幹，亦沒有醇王的謹慎自持，即便是和那位以憨直聞名的惇親王相比，在行政能力上也要遜色許多。
但在李蓮英看來，這個在無數人的眼中只是個“泥雕木塑”的尸位素餐之徒卻是個絕對的聰明人，人生最難者莫過於“明進退，知榮辱”，禮親王的過人之處就在於對自己究竟有幾斤幾兩心知肚明，對於自己在這個親王位置上的意義和該有怎樣的表現更是摸得門兒清。
“爲人修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這位於烏龜縮頭功頗有心得的宗人府宗令是個絕對不會主動惹事的角色。所以，儘管他也有些恨林義哲，但他是絕對不會象寶廷一樣，一門子要和林義哲死磕到底。
李蓮英立刻前去回報慈禧太后，稱宗人府宗令禮親王世鐸“抱病”，“起身不得”，不來園子覲見了。
“他病的還真是巧啊！”慈禧太后立刻便明白了禮親王世鐸不肯前來是什麼意思，冷笑道，“李蓮英，你再著人告訴他。今兒個。他就是爬。也要給我爬到園子來！”
李蓮英得了旨意，心中暗喜，便立刻安排人再去禮親王府。
果然不出李蓮英所料，在又派人去宣禮親王世鐸入宮之後。禮親王未敢有一刻停留，而是急匆匆的跑到皇城根火車站，上了小火車。只是因爲他剛纔“有恙”的話已然說出，收不回去，不得已讓僕人擡着肩輿，送到了車站，好一通折騰上了火車，下車的時候也是拄了柺杖由人攙着一步步往前走。
到了“天地一家春”大雅齋，慈禧太后見他裝出一副病容來。心中更怒，當即毫不客氣的訓斥了他一番，將掌嘴掌的滿口是血已然不能說話的寶廷交給了他圈禁，並下令“嚴加管束”，禮親王嚇得滿頭大汗。大氣不敢喘一聲，唯有不住的叩頭。
看到世鐸的窘態，李蓮英禁不住暗暗好笑。
在一切都忙得差不多了之後，李蓮英便去探望目前尚在病中的劉誠印，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了他，劉誠印聽了李蓮英的話，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囑咐他服侍慈禧太后時小心在意，千萬不要給她留下自己和外臣走得太近的印象，李蓮英明白劉誠印的意思，連連點頭答應。
《翁同龢日記》：“晴，早寒，風止。辰初詣閣批本，李蘭蓀尚書來，憔悴甚，語及寶廷事，餘不勝駭異。恭邸、文相來，餘與衆樞臣言寶廷何以圈禁，恭邸答以其中傷大臣，污毀宮禁，欲藉此阻洋務之興，是以交宗人府圈禁。餘問其中傷大臣者爲何人？恭邸答以爲籌海大臣林義哲。餘言此是寶廷神智不清，言語瘋癲，乃上次無端受杖，心氣難平，憤而成疾。究其病因所致，乃林義哲相逼之故也。若要究其過，當首治林義哲禍亂人心之罪。恭邸與文相聞言皆怒，餘抗聲與辯爭，自林義哲邀寵兩宮以來，士林凡諫阻者皆受折辱，長此以往，人心將失。恭邸大怒，竟有‘汝欲與寶廷同罪否’之言，餘知事已不可改，遂不再言。……”
“大人可知，此次當真是兇險無比，若非兩宮皇太后明辨是非，鳳國丈示警、崇國丈入奏在先，敦宜靜皇貴妃（即慧妃，寶廷事發的第二天，以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之命，封爲敦宜靜皇貴妃）哭訴在後，此事之後果，幾不可想。”徐潤看過了李蓮英發來的急電，嘆息着對林義哲說道，“弄不好大人從此便見隔於宮廷，不復得恩寵，不知何時，便有殺身之禍了。”
“先生何出此言？”林義哲有些奇怪的問道。
“大人可知，朝廷最忌者，便是這妖邪之事啊！”徐潤說道，“歷朝歷代，凡作亂者，多以妖邪之術吸引愚氓，假託天命，近的長毛之亂暫且不說，乾隆三十三年的攝魂剪辮妖案和白蓮教故事，大人難道還不省得麼？”
聽到徐潤說起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和白蓮教起事，林義哲猛然醒悟，這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對於這件妖案，他曾經在一本外國人寫的書中讀到過。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初春，絲綢之鄉德清的慈相寺，幾個貧窮潦倒的和尚因爲嫉妒附近一座觀音殿的香火旺盛，散佈謠言說有石匠在觀音殿附近“作法埋喪”，進香者若去該寺非但難得庇佑，反會遭到毒害。四個多月以後，謠言已經鋪天蓋地，山東巡撫富尼漢將消息報告給了皇帝。從浙江到山東，並由巡撫這一高級官員上報朝廷。而其間並沒有什麼公共媒體參與，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就是人際傳播，但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謠言最初的形狀是石匠在觀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爲，但是經過幾個月的發展之後它的形狀變成了：術士或者妖人能夠通過髮辮，衣物甚至是名字來攝取一個人的魂魄，使之爲術士服務，同時極大損害被施術者的身心。由於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了修改和加工。每一個參與謠言傳播的人都是同謀，他們同心協力，將謠言中不合理的枝節部分削減，增加自己的細節。使之更加明確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後更快更廣的傳播出去。當謠言這一集體智慧的結晶模樣越來越真實可怖的時候。也就是朝廷感到震動的時候。
由於謠言的加工者在取捨和細節的再造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中國普通民衆的習慣、興趣、希望、擔憂，並且投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所好，將謠言包裝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實”。因爲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關係。中國人一向理解並信服“魂魄”的概念，即使並不能明確的表述它。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宇宙是“陰”和“陽”的雙重構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時存在着代表精神之靈的“魂”和代表軀體之靈的“魄”，並且和“陰陽”相對應。關鍵在於，在觀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離的，這種觀念甚至明白的體現到了法律當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話規定“採生折割”的具體行爲應是:“謂將人致死，取其官竅，以行妖術或使術法邪道。採取生時歲月，將人迷入深山僻處殺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臟生氣，攝取魂魄。爲鬼役使。今兩廣豫閩等處所市鬼葛，即是又一術也。”而“採生折割”在當時正是巫術的一種。由此可見這個謠言既有文化傳統的傳承，又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後世的人們根本難以想象的。
乾隆皇帝的憂懼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團方面，作爲一國之君，他要維護和鞏固自身利益，就必須不斷訴諸於專制和無常的權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則是使用這種權力的最佳機會。但讓他感到恐懼的是，他對於“妖術”這種無法爲他所見的力量完全無能爲力。
正是因爲如此，乾隆皇帝才做出了那些近乎於偏執和歇斯底里的在全國範圍內清剿妖人的行動！
而這一次寶廷的摺子一旦在鳳秀向慧妃示警和崇綺上奏之前，到了兩宮皇太后的手中，然後又見了邸抄，發往軍機處公議，則自己縱然不是死無葬身之地，也將從此見疑於朝野，成爲人們議論的“妖人”！
更何況，事實上，他確實是出於自保的原因，對阿魯特皇后和慧妃施了“深度催眠”的啊！
而在這個科學尚未昌明，愚昧遍地的古老國家裡，沒有人分得清這二者之間的區別！
眼下自己的僕人們便私下裡認爲，他們的老爺會攝魂之術！
而慈禧太后一旦先看到了寶廷的摺子，聯想到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對自己形成先入爲主的印象（因爲他那天對阿魯特皇后和慧妃所施的深度催眠雖然沒有被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發覺，但在外人看來，的確有不可思議之處，畢竟之前阿魯特皇后和慈禧太后及慧妃有矛盾是實情），自己的未來，只怕是要萬劫不復了！不光自己辛苦努力已經取得的成就毀於一旦，甚至於自己和所愛的人的性命，都將難以保全！
在現在這個皇權至上的專制社會裡，雖然他年紀輕輕便已經做到了很大的官，但稍一不慎，他所擁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間失去！
“先生說的事，前一陣子，事情辦得太順，對這些個背地裡放冷箭的傢伙，我的確是疏忽了……”林義哲嘆息了一聲，握緊了拳頭。
“此次大人雖說是吉人天相，百神護佑，敦宜靜皇貴妃無意間替大人擋了一道，使得兩宮皇太后遷怒於寶廷，將其圈禁，他的摺子也未見邸抄，但畢竟太過僥倖，可一而不可再。此類情事。日後須得謹防纔是。”徐潤道，“以妖術之名攻訐，無論是朝中，還是坊間，後果均是太過可怕，大人絕不可掉以輕心。”
林義哲聽到徐潤如此說，明白徐潤是在提醒自己，他知道自己這一次忽略了這種事，其實主要是因爲自己的靈魂是來自於後世的現代，對科學的堅定信仰使他小看了這個時代的迷信的力量。
在乾隆三十三年席捲全國的妖案中。普通民衆所集中的關注的則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靈魂丟失而造成的突發與隨機的死亡。18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當時的人們所普遍認爲周圍盡是邪惡，他們的生命時刻受到隱蔽勢力威脅。妖案可以說揭示了當時最爲醜陋的社會現實：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是流氓惡棍還是良善之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衆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攝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裡，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下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即使攝魂這樣的事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人們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適當“技巧”便可以通過竊取別人的靈魂而召喚出陰間的力量。這是一種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覺。對一些無權無勢的普通民衆來說，乾隆皇帝的清剿給他們帶來了慷慨的機會！多少人因爲這樣的原因。在“妖術”這把雙刃劍下丟失了性命？
而這一次寶廷敢於用這樣的辦法對付自己，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是因爲他身爲言官，比自己更深刻的瞭解現在這個時代的很多中國人愚昧、野蠻、迷信、殘忍的陰暗一面！
在一個民衆和官員能把電報和鐵路看成是妖術的國家裡，可以當作是妖術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想到這裡。林義哲的後背冒出了冷汗。
他第一次感覺到，這個時代的痼疾所帶給他的那種深深的無力感。
可能是因爲危機感過於強烈的關係，林義哲竟然一下子想到了好多……
在這個古老的帝國當中，官僚集團可以說是處於中間的階層，他們一方因爲暴民的狂怒易變而擔心，另一方面，又因君主的反覆無常而感到深深的恐懼，因爲這兩者都對他們感到自身所在的現存體制構成了威脅，是以他們才試圖通過恐嚇那些提出妖術指控的人來擊敗前者，通過對君主封鎖消息來挫敗後者。官僚們設置的路障：謹慎地隱匿情報，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序，通過這些辦法小心地進行自我保護。腐敗僵化的官僚制度這時反而成了國家結構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錨！
歷史是面鏡子，它其實並不能夠照清現在，也不能從它當中看清楚未來……
恐慌來自於民衆，製造恐慌的同樣是民衆，民衆既顯得避之不及，又同時趨之若鶩。在此之中，“攝魂”代表着一種虛幻的權力，而指控“攝魂”則象徵着現實的權力，它所體現的都是民衆的無權無勢——這似乎帶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色彩：“在這個權力對於普通民衆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攝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
林義哲知道，只是這種所謂的現實權力，對於民衆來說也只是海市蜃樓，與“攝魂”其實別無二致。
但對於民衆而言，在這種殘酷的社會現實當中，掌握哪怕一絲的權力都是對於自身的保障，因爲在平時，他們是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來獲得必要的保障的，他們沒有正當的權力來捍衛自己正當的權益，甚至連卑微的生存底線都無法得以保證。
對於生活在這種沒有安全感的社會中的人們，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爲形式的敵意，社會被無情地撕裂，人與人、人羣與人羣因爲利益彼此對立、仇視：大到本地與外鄉、平民與僧道，小到兩間競爭香客的寺廟、兩隊爭奪生意的石匠。每個人可能剛剛用“攝魂”置人於死地，轉眼成爲別人“攝魂”指控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