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西寧自首的時候，其實還是沒有他預料的那麼灑脫。人再灑脫都會在最後一刻做孬種。當人民警察們朝着他上來時，手槍、手銬剎那間就緒，他差不多後悔了。
就像從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慶被關押的時候，半地牢裡腐爛的稻草和腐爛的生命的氣味，長着青黑毛髮的地磚，出着冷汗的牆壁，都使他後悔不迭。他滿可以鈍拙一點，藏起鋒芒，少耍點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過來的閒事。他滿可以跟韓念痕多過兩年沒有名分卻十分甜膩的生活。
一個禮拜以後，人民警察們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處置決議，只把他往一輛警車上拉，他發現自己一點種都沒有，身體跟樑葫蘆一模一樣地向後賴，腳先上了車，脊樑還想在車外多待哪怕一秒鐘。他想這次不會再有誤會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場。樑葫蘆就是那樣被押上刑場的。他背對着警車的門，雙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腳跟上。他的眼睛的餘光裡，一邊一雙人民警察的腳，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這兩雙翻毛皮鞋之間的警車地板上，他的記憶明確無誤地把樑葫蘆當時的臉孔回映給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張臉，從額頭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餘的地方還是污垢和日曬造成的烏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樑葫蘆的眼睛最後一定是誰也不認識的，老幾跟着他後面，想來個草草的送行，但樑葫蘆看不見他，他眼睛已經死了。
警車向前顛簸着，把又成了老幾的他往最終的下場載去。
我祖父的膝蓋骨磕碰在警車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樣。他是習慣這種疼痛的，繼續在兩雙翻毛皮鞋之間看自己的記憶播映樑葫蘆的下場，因爲那是他最新的參照。樑葫蘆被槍斃之前，監獄的領導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經十六歲了，剛剛應徵。因爲樑葫蘆即將被處死，公社反而照顧了他弟弟一個招兵名額，並替他改大兩歲。弟弟來了後，被安排住在家屬區的一間客房裡，說好只待兩天就回東北繼續新兵訓練。樑葫蘆這時還在做好漢，對鄧指說，有啥見的？老子還不是爲了給他們爭一個白麪饃丟老命的？鄧指知道樑葫蘆比較聽老幾的話，把正在播種土豆的老幾從田裡叫回來，說：“老陸啊，組織上給買一張火車票讓葫蘆弟弟來跟他告個別，都兩天了他就是不肯見面。你說說他去吧。”
老幾兩手的泥巴進了那個單間號子。這間號子一多半在地下，沒有窗子，只有個出氣孔。一般是惹了大禍的犯人給關在裡面，什麼也看不見，罵人叫喊都儘管叫，反正誰也聽不見。即將處決的樑葫蘆一動手腳都叮噹響，給他上了最沉的腳鐐手銬。老幾於是便對着那叮噹響的方位說起話來。他沒有結巴。一個將死的男孩子配見識一個口才卓越的老幾。對着完全看不見的樑葫蘆，他說假如他是葫蘆的話，絕不會錯過跟親人見面的最後機會。葫蘆一聲不吭，唯一的響動來自他的鐐銬，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過了一會兒，老幾又說，誰都爲他可惜，不過這是沒辦法的事。老幾還說，樑葫蘆這三年對他的好，值得他老幾在剩下不長的餘生裡懷念。
又過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幾分鐘，葫蘆說：“狗日的老幾，你他奶奶的不結巴呀？”
老幾不置可否。反正樑葫蘆就是顧得上揭發他，也來不及了。老幾接下去還是儘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蘆弟弟在東北當兵，路上走那麼多天，要他老幾是樑葫蘆，就衝這一點也會去見一面的。
“那你個老狗日的，你是假裝的結巴？裝了這麼多年？”樑葫蘆的口氣幾乎是崇拜的。“你爲啥要裝結巴？”
“爲啥？”
“結巴好，嘴慢了，腦子就快了。”
老幾想，樑葫蘆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鐘點全加起來，已經不到三位數了。
老幾鑽出那間伸手不見五指的號子的時候，正是晚飯時間。鄧指在操場上等着，問老幾談的成效如何。老幾搖搖頭。鄧指對老幾擺擺手，讓他掉頭回去，問問樑葫蘆，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見的話有沒有什麼臨終遺言，或者遺物。老幾只好再鑽回去。臨終遺言被老幾說成“給你剛當兵的弟弟兩句祝福吧”。至於遺物，老幾尚未開口，樑葫蘆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點起來，鐵鐐響成一片。然後他和老幾摸索着交接了東西，老幾接過東西，抓住葫蘆被凍瘡疤痕弄變形的手，他把這隻手用力握了握。
樑葫蘆給他弟弟和妹妹們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褲，已經破舊，是他在監獄兩禮拜一次的交易市場以物易物換來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個饅頭或者一碗小米飯換一個帽子或一雙襪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來，換成一件單外衣，再把單外衣搭上一支鋼筆或一雙舊球鞋換成棉衣。就這樣一截一截地交換，最後給所有弟妹們都換上了棉衣棉褲。他在棉衣棉褲裡包了他用沙柳樹枝削的彈弓，那是給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頭磨了個菸斗，說是給大隊老支書的，支書照顧了他的弟妹。他還給他妹妹換了一對紫紅色的毛線手套。準備這些東西用了他半年時間，現在終於都準備齊了。他唯獨沒有留下東西給這個當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對老幾說：“他會稀罕這些？人家升官發財了！”
鄧指拿着樑葫蘆的遺物，掂量一會，還是決定讓老幾把事情做完。
“老陸，你最後聽了樑葫蘆說的話，也別跟我轉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轉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組織上掏錢讓他來西北玩一趟，啊。”
樑葫蘆的弟弟比樑葫蘆高出大半個頭來，但不像哥哥那麼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讀了高小，十四歲就開始給大隊記賬。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遺物，眼圈紅了。老幾瞎編了幾句樑葫蘆對弟弟的祝福，弟弟聽着聽着，用塗了油漆一般僵硬閃光的新軍裝袖口抹開了眼淚。葫蘆弟弟的兩個口角也發白，跟葫蘆一樣，從小到大生口瘡，不知軍隊伙食裡的營養是否能根治他。
樑葫蘆是第二天一早給拉上警車的。據說還要先去西寧，在那裡跟一幫被處決的人一塊參加個公審大會。樑葫蘆給拉出黑號子的時候，所有犯人剛跑出號子準備早點名。本來計劃是在早點名之前拉葫蘆走的，但他在那黑號子裡爭拗了十多分鐘，一個人有十個人的力氣。
老幾看着樑葫蘆被拉着從犯人隊伍前面過去，手和腳給拽到前面，脊樑和屁股往後，腿弓成騎馬蹲襠式，腳鐐和手銬響得跟鐵匠鋪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張開嘴，爲樑葫蘆行注目禮。一個犯人叫道：“葫蘆一路走好！”
樑葫蘆就在這當口上回過頭，老幾看到了他已經進入死亡的那部分臉。小兇犯在最後褪盡所有兇殘，常年紅爛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們解散之後，早餐開始了，樑葫蘆還沒有給拽進警車，一滴滴尿從他棉褲管裡漏出來。警察也不硬來，似乎對死囚的垂死掙扎充滿理解和同情。人們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門口，見老幾過來，都給他讓路。老幾看着對開的車門在樑葫蘆被塞進去之後關上了，一切掙扎最終歸於無濟於事。
現在我祖父的背後也是這兩扇對開的門，門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團西北塵霧。已經進入大荒草漠了，從到處漏風的警車鑽進草地和沙塵的氣味。在他右邊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問他要不要解手。
車停在一個道班房前，兩個警察一邊一個架着他的胳膊，等於把他從車上擡下來。只要他不再逃走，他們寧可伺候他。他們替他解開襠間鈕釦，扯脫內褲。對此老幾也習慣了，不像多年前在重慶被捕時臉皮那麼薄，當着幾個夜襲者他窘得穿不上褲子。
一個警察對另一個警察說，還是個大知識分子呢！在美國留過學，得了博士學位。另一個警察年輕一些，問道：啥叫博士學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識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識分子。這下老幾窘了：給他們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幾撒尿，而是陸焉識博士撒尿。
樑葫蘆被拖走之後的第三天，鄧指把老幾帶到田邊。當時老幾在一塊田裡施化肥，看見鄧指的頭頂一蹦一蹦地從遠處一大蓬駱駝刺後面走來。鄧指這樣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發火。結果是急事加上發火。他帶着老幾往田邊走，走到犯人們聽不見他們講話的地方。一開口鄧指就說：“老幾，到底是樑葫蘆瞎咬你，還是你就是個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裝蒜？”
他一聽見鄧指不再叫他“老陸”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幾呆呆地看着鄧指，然後開了口。
“什、什、什……麼？”他心裡數着嘴裡重複的字眼，看着鄧指的臉色，給自己爭取時間拿出對策：假如這個政工幹部相信了樑葫蘆，他該怎麼辦。
“樑葫蘆被處決之前，揭發了一件事，他說你根本就不結巴。你是假裝結巴裝了這麼多年的！”鄧指五短的手指從露着棉絮的軍大衣袖口裡伸出來。
老幾問，爲什麼要假裝呢？鄧指說他正要問他呢！老幾覺得自己的臉還是繃得住的，對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還是比較自信的。當囚犯這麼多年，他可以對着指控的人目光篤定，不會像多年前在重慶那樣，人家一拍桌子說“沒講實話”他就靈魂潰散。鄧指逼不出進一步的結果，便說給他一天時間考慮，如果像樑葫蘆說的那樣，老幾一直是在假裝結巴，捉弄政府和領導，他主動交代了，可以從輕處理；假如樑葫蘆誣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爭取寬大，看老幾自己的表現。他結巴着表達了謝意，感謝鄧指給的一天時間，但他還是把它退還給鄧指，因爲他不需要一天來考慮本來就不必考慮的事實：他真的是個結巴；從陪綁殺場那次就落下了這個孬種毛病。這也不是什麼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沒辦法的事。
鄧指放他回去幹活去了。太陽特別大，完全無風，尿素給蒸發起來，在田野上飄着一層奇臭的雲煙。他就在讓人睜不開眼喘不了氣的尿素煙雲中，思考樑葫蘆最後的一刻是怎麼了。
樑葫蘆在被綁上粗大的繩索，背上插了打着紅叉的名籤時，想到一個或許可以自救的辦法。犯人揭發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減刑嘉獎的。他就把死裡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這一句揭發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審大會，還有八小時他就要登臺做最後亮相了，他一邊**一邊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沒吃穿沒穿，連女人都沒有過，就只有這個“右手情侶”，所有溫柔、樂子都是來自它。他叫來了看守，說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發。看守問他什麼大案，他說看守不夠級別。看守害怕耽誤了國家辦大案，連夜叫來偵訊科長。樑葫蘆問偵訊科長，假如他揭發了大案，會不會得到減刑的獎勵。偵訊科長說當然。誰擔保？我擔保。你拿啥擔保？我拿啥都能擔保。討價還價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偵訊科長煩了，說：“囉嗦個啥呢？沒啥揭發明天公審大會見吧！”樑葫蘆這才事關重大地告訴了偵訊科長，七大隊六中隊的那個姓陸的大反革命是假裝的結巴；看看，那老傢伙隱藏得多嚴密啊，這麼多年都沒暴露。第二天一早，樑葫蘆還是跟偵訊科長在公審大會上見了。樑葫蘆太失望了，問科長的擔保咋跟放了個屁似的，屁還臭一陣呢！
老幾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槍口對準樑葫蘆白白無毛的後腦勺時，他會不會覺得特別上當，覺得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幾檢舉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腦勺最終還是成了射擊的靶心。老幾完全能理解樑葫蘆的揭發。十八歲一條命快沒了，什麼都拉扯來保命，這有什麼不好理解？他揭發了老幾，把老幾的麻煩招來了，可命也沒保住，這就讓老幾替他黯然神傷了。老幾在入獄的頭幾年就明白什麼都可能給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結巴築起一圈隱形城堡，誰也別想讓他打開城堡的大門。樑葫蘆剛來的時候十六歲，把老幾孝敬成了自己大爺，老幾城堡的牆被他打出一個洞，現在是堵這個洞的時候了。他知道鄧指接下去會緊密觀察他，會佈置犯人或者加工隊員監視他，所以他既不多話也不少話，用盡力氣地保持輕鬆。心理學他是懂一點的，人在內心壓力大的時候往往話多或吃得多，說話和咀嚼都是減壓的。因此他按照自己準確的記憶，沿順他一貫的語言習慣。大概在三個月以後，他感到自己恢復了鄧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幾形象。因爲他再次找老幾到他家去幫着修理那隻歐米茄。
此刻在警車上跪着的老幾聽見一個警察對另一個說：老傢伙夠嗆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對老膝蓋這樣跪一路的確夠嗆。所以他們共同決定讓老傢伙坐下來，就地坐在車子的地板上。其實對老幾來說，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經沒有什麼區別，疼痛早變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時膝蓋的疼痛才追上來，等膝蓋的疼痛減緩，屁股的疼痛開始了。
警車是午飯後不久到達勞改農場場部的。兩個警察和保衛科長以及兩個保衛幹事把老幾作爲重大差事接過來。交接手續在保衛科辦公室辦理，老幾給關在保衛科隔壁的一間空屋裡，屋子的功用就是暫時禁閉或拘留犯人。他能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說話聲。老幾知道自己的命運正在被嗡嗡嗡地決定。或者說部分地決定。因爲根據他逃跑的惡劣性質，他的命運應該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決定了。他還能爲婉喻和孩子做點什麼？也許寫一張離婚協議書？
老幾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聲音靜下去，保衛科長和幹事們跟兩個西寧警察走出了辦公室。走廊上，大家一邊告別一邊謙虛，強調自己的不是。保衛科長說他們警惕性不強，管理幹部的素質訓練鬆懈，造成老傢伙的逃亡。警察們說他們警惕性也不強，老傢伙混進市裡都沒有及時抓獲他。說着他們就走到了關押老幾的這個屋子。警察們打開了老幾的手銬，換上了場部的手銬。警察的手銬式樣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鬆內緊，越掙扎越吃苦頭。場部的手銬比較粗笨，看起來恐怖，戴上去輕鬆。老幾剛剛這樣想着，保衛幹事們把他的雙手背到背後，手銬在背後上了鎖。沒有腳鐐，他們用一根繩子把老幾的一雙腳拴起來。繩子太長，於是就順便把小腿也纏進去，結子打在小腿肚和膝蓋下的凹槽裡。這是最有利於打結的地方。
老幾和其他犯人一樣，不怕鐵銬，怕紙銬。他有過一次戴紙銬的經驗，它和他後來堅持結巴有很大關係。戴紙銬也是他嘴巴不夠老實造成的。那時候他和其他幾萬囚犯剛剛被車皮裝運到大草漠上，相互對別人的事還有興趣，打聽同伴的罪狀或者刑期是日常話題
。老幾那時還不叫老幾，犯人們對他還比較尊重，叫他××號。事情是這樣出的：一羣犯人被派去打樁子釘帳篷，一個人叫另一個人大主教。老幾說主教怎麼也進來了？一個犯人說，因爲是反革命主教。什麼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樣啊，不是說公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嗎？當晚一個幹部來到老幾的帳篷，給他戴上了紙銬。同帳篷的犯人一聲不吭地看着上銬的過程，等幹部走了一個犯人說，犯啥大事了？咋罰這麼重呢？紙銬不過是兩段紙條，用糨糊粘在一起，毫無分量，但戴了一會兒就讓人想念起鐵銬來。鐵銬給人的自由度比紙銬大多了。幹部上紙銬的時候，還伴隨一句話：不準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這句話的恐怖在於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麼。那個未知的後果在等着你，對犯人來說，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幾一點都沒敢動，紙頭髮出一點窸窣聲他就從淺盹裡驚醒。被子被睡在他旁邊的獄友裹走，越來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試着把它往回拽，但紙銬卻出現了好幾道裂紋。他想到幹部說的“等着瞧”，便忍住噁心，將大半身體塞進扯他被子的獄友被窩。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個主教幫忙。主教從事了大半輩子神聖事業，末了讓他解決如此世俗的問題，他滿臉發燒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對紙銬的認識不足一樣，這次老幾發現自己低估了保衛幹部的捆綁手藝。他的小腿在太陽落山時漸漸麻木。最後的陽光從窗子透進來，在老幾對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黃。他聽見一個個辦公室的門打開，走出人來，然後一個個門被撞上，鎖上鎖。鑰匙聲音和幹部們相互打招呼的聲音順着走廊漸漸遠去。老幾蹭着牆壁，想把褲腿蹭起來，看看自己的小腿怎麼了，就像從膝蓋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現在真要給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夠的。他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徹底的肢體麻木。他的兩手被手銬鎖在背後，每次蹭褲腿的努力都讓他失衡，不是側着倒下就是向後倒去。他聽見這一房子對面的那排房子還有聲響：咳嗽，打電話。那是機械科的辦公室，老幾也就來過場部三次，對場部的辦公室分佈記得清清楚楚。機械科的人走了以後，他就成了被遺忘的一件差事。明天人們看到他，纔會想起來，怎麼把他給忘了呢——好了，現在已經是雙腿壞死，屎尿滿身，渾身灰土的一件過時的差事。
他終於把褲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烏紫的兩截棍棒，壞死已經開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動沒有感覺的腿，儘可能使血液迴流一些。在幾分鐘的蹬腿運動之後，腿似乎有了點反應，溫度升上去一點，感覺變成密密麻麻的細小活物，順着血管從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開始發癢。復甦的無數小蟲子一直爬到腳底板，奇癢難熬。他不停地蹬動腿，但力氣在失去。從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鐘的蹬腿運動已經讓他瀕臨氣絕。這是幾個月自由流浪的一個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對面機械科那個打電話的聲音還在繼續，是在電話上給機耕隊的某人指導一臺拖拉機的修理。老幾必須在那個人離開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寧警察和保衛科交接了但還沒辦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復了感覺，他轉成側身，向一張辦公桌爬去。辦公桌不夠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後的兩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圖一再失敗，只不過每次都要把辦公桌往一面的牆壁移動一下。他不再徒勞，索性把力氣花在推動辦公桌上，只要它有兩面抵住牆壁，就能承得住他的體重。
老幾成功了。他現在非常怪異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體被繩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辦公桌計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樣雙腿蹦跳，並且不能摔倒，摔倒他還得爬回辦公桌，再撐着桌腿爬起站直。他無意中看見辦公桌上有個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這是藏民喜歡的磚茶，茶葉比水還多。他咂幹了茶，吞吃着茶葉，牙齒擠出茶葉裡的苦汁。茶杯出現的正是時候，他已經一天沒有喝水了。
窗外光線抖動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陽最後往地平線下一沉。
正如他的計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後一步他沒有站穩，晃了晃還是向後倒去。只能再側過身，以軍事動作匍匐前進，側身爬回辦公桌。氣喘如牛的老幾在跟機械科打電話的人競賽，必須在有關拖拉機修理的電話指導結束前衝到窗前。老幾同時還寄希望於機耕隊那個接受電話指導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好，越是能把對面機械科打電話口授修理技術的人拖住，給老幾贏得時間。老幾扶着辦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葉舔舐乾淨，用牙齒把苦極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擠出來，連同提神效用吞進肚子。
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總結了上一次的經驗：步子太大必然跳得過猛，所以導致了落腳不穩。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見對面機械科的辦公室確實只有一個門還開着。他怎麼出去是下一步的難題。沒有手，沒有腳，剩下的就是一個頭。窗子不高，窗臺只達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頭撞碎窗子上的玻璃，運氣好的話，那個人會被這種危險響動驚擾。但他的風險是，第一，頭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誤會畏罪自殺。他不會自殺的。從幹部們給劉鬍子自殺的總結裡他明白自殺是一種對抗性行爲，是示威，是敵意的最後表白。一切敵意都可能給婉喻和孩子們找來進一步的麻煩。他看到她們生活得還不錯，雖然離報上說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比較遠，但天倫之樂還可以盡享，小籠包子還有得吃，他一對抗，她們連那一點享受都沒了。
機械科的人掛電話了。老幾看着他站起身，打開抽屜，拿出一沓公文紙，大概是順手拿回家給孩子當草稿本用的。老幾用頭磕了磕玻璃，對方沒有聽見。就是聽見他會怎麼樣？老幾現在必須把自己鬧成一個大響動，纔會保住正在廢掉的腿。腿成了廢物之後，他要依賴別人的幫助蹲廁所，從現在一直到處決之前。他在流浪中做了許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讓他把十多年監獄生活養出的厚顏丟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對面打電話的人走出辦公室，開始鎖門，他心一橫就把頭撞在玻璃上。他聽見“砰”的一聲巨響，眼前出現白亮的一片，亮光從一個大盆那麼大迅速縮小，最後消失了，被紅色替代了。紅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紅漆，紅漆擴開，傍晚漸漸被擋住。一個聲音在紅色的那一邊叫喊起來。
“你是哪一個？！”四川籍的機械幹部覺得畫面比較驚悚，聲音都冒調了。
老幾血頭血臉地回答，他是哪個大隊哪個中隊的哪一個。不管是哪一個，也不能把他丟在空辦公室裡，讓他的腿廢掉。
“那你咋跑這兒來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進玻璃上那個被老幾的腦袋撞出的洞，順着洞插下來，提起窗子的插銷，把窗子打開。然後他縱身一躍，從窗口翻進來。四川人把老幾的一雙烏紫的小腿看了看，這裡掐一把那裡戳一指頭，同意老幾對它們的判斷：這雙腿確實很快要不得了。
“拜託首長你了，快去叫我們隊的鄧指導員來。”老幾聲音沉穩，爲四川人壓驚似的。
“是你媽啥子首長呦！”四川人說：“我是就業人員。五四年肅反的時候進來，五八年又釋放了。解放前西華工學院畢業的。搞不贏了！等你們七大隊接到電話，從那邊騎馬過來還要個把鐘頭。萬一人家接了電話不來呢？”
他研究着捆綁老幾小腿的繩子。同時又猶豫是否該先止住老幾頭上的血。室內已經昏暗了，他用手電筒照着老幾的頭，把傷口上和頭髮裡的玻璃茬子捏出來。然後他回到自己辦公室，拿來一個臉盆，一塊嶄新的毛巾，又從暖壺裡倒出熱水，給老幾清洗了傷口。他告訴老幾頭髮裡一共有兩個口子，問題不會太大，他正好有紅黴素眼藥膏，可以防止發炎。等他把老幾臉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說：“就是你呦？好了得！……從這裡頭跑出去的，你跑得最遠，你曉得不？”
老幾說他不曉得。其實四川人孤陋寡聞，比老幾跑得遠的還有一個，是四大隊的，用紅柳根刻出一個公章，偷了場部的公文紙製造了介紹信。他一直跑到臺灣，在對大陸廣播的電臺演說了好幾個月，都是有關他作爲勞改犯的經歷，渲染誇張到極痛處，就會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訴老幾，他是從通緝令上認識老幾的。他這時開始替老幾上藥膏，因爲專注而嘴脣半啓，老幾看着他滿嘴的壞牙，以及兩隻手上給菸頭薰染的黃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幹部捆綁打結的竅門，手、腳、嘴並用，開始解那個結。一邊解，他一邊告訴老幾，只要把繩子按原來的綁法綁回去，保衛科幹部不會發現的。解下的繩子被他扔在一邊，然後他把辦公桌擺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葉。他扶着老幾上了一趟廁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來。他的方案是讓老幾蓋着大衣睡一覺，他會在凌晨四五點鐘來把繩子重新捆上去，只不過捆得鬆一些，同時他還會帶一塊玻璃，換下被老幾的腦殼撞爛的那塊。
老幾對着正翻窗子的四川人身影道謝時，他頭也不回地說：“謝啥子謝？我曉得我自己咋個進來的，就曉得你是咋個進來的了！”
保衛科的幹事們是第二天八點半鐘上班的。老幾聽見科長和那兩個幹事在隔壁低聲談話，其中一個幹事用河北話開玩笑。老幾記得他的聲音，就是這個聲音的主人險些害死了他的兩條小腿。門被打開了。在科長和兩個幹事看，老幾動也沒動過：昨天下班前給隨便堆在牆角，現在還是牆角的一堆。沒人發現窗子玻璃是碎了之後又換了新的，也沒人發現老幾頭髮裡的傷口。就是發現他們也不會在意，流浪生活和西寧的警察都可能在老幾頭上留下傷痕。昨天捆綁老幾的河北幹事走上來，一臉諷刺的笑容問老幾一夜過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幾的褲子，發現老幾的腿還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麼會還好好的呢？不應該啊！他站起來，踢了老幾幾下，腳頭之猛，如同中鋒射門。老幾明白哪兒都能讓他射門，只要把臟腑一帶窩藏起來。於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給他。
科長吼叫起來：“幹什麼幹什麼？！”
但是並沒有人過來阻擋河北幹事向老幾身上繼續進球。一直到老幾“嘔”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科長和另一個幹事纔上來拉架。給老幾鬆開繩子的是科長，一個安徽人。安徽科長押着老幾去廁所，讓老犯人又重新學步，從關押他的辦公室蹣跚到走廊盡頭花了十多分鐘。脊背也歪了，剛捱了幾腳的地方大概是左肺。昨天的捆綁和今天踢的那幾腳還是見了成效，流浪途中改善伙食養出的健康，以及人民誤給他的體面這時全丟盡。站到了茅坑上，安徽科長給老逃犯開了手銬，然後掏出手槍站在老幾對面。老幾蹲在那裡，卻不知渾身該哪裡使勁。辦公室的幹部們都來上班了，在便池上站成一排，互相打招呼，聊天。不時有人跟安徽科長打招呼，然後再好奇地伸頭看看蹲在茅坑上的老幾。還會夾着一兩句議論：“就是這老傢伙？”“夠能跑的他！”“找到澱粉牧草的那個？”“還博士呢！”“在哪兒自首的？”“西寧？”
有一個幹部（大概是宣傳科長）指着老幾演講起來。
“不自首在外面也不好混；全國馬上就要開始搞四清運動了！趕上運動，哼！……”他意味深長地收住話。
老幾肚子憋得很脹，但就是釋放不了自己。他讓自己再努一把力，因爲過了這次上廁所的機會，下一個機會不知什麼時候再出現。在大家的打量和品評中，在人眼和槍口的瞪視下，他只想把自己蹲得矮小一點，偏偏他的個頭很難做到這一點。不知道爲什麼上班的時候廁所這麼熱鬧。大家在方便的時候一定要找伴？這裡讓老幾想起他過去的好日子裡常去的會館或俱樂部。他活受罪地蹲着，本來就給捆傷了的小腿和腳撐不住他的身體，要靠他一隻手扳住茅坑與茅坑之間的水泥隔斷，手指別無選擇地扣在一道道幹了的鼻涕或其他生理**上。從人們的議論中，他漸漸聽懂了一件事。也就是爲了這件事自己捱了那個幹事的陰毒捆綁。似乎不會處決老幾了，首先因爲他找到的那種草確實含有澱粉，儘管是一種漆黑、半透明、發苦的澱粉。古書上對這種草就有記載，叫它“白冷草”，藥、食兩用。其次，不僅不槍斃老幾，場部還要宣傳老幾，拿老幾作寬大自首者的典型事例中的典型人物。
老幾蹲在茅坑上分析，保衛科在他逃亡的幾個月裡忙懷了，吃不好睡不足，常常顛沛幾百裡，到一個個收容所去辨認難民。現在老逃犯自首了，河北保衛幹事明着出不了氣，只能陰着整他，把他的腿整殘。
老幾的巡迴演講是自首後一個禮拜開始的。演講稿子是場部宣傳科一個年輕幹事爲他寫的，說政府的寬大政策如何感動了老幾這樣一個罪大惡極、死不改悔、死有餘辜的人。他一面結結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沒有和婉喻見面是多麼的明智！婉喻從來沒有完整地得到過他的心，那些年她得到的，不過是他的一份貼近的存在，而他給她的連累卻要跟她一生形影相隨。假如他跟她見面，她肯定就會進一步被他連累。那他才真的“死有餘辜”。他數着自己嘴裡正在重複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該說“有餘辜”了。老幾邊念稿子邊想，中國話狠吶，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研究語言大半輩子，他發現在哪一種語言裡都找不到同等量級的參照。哪一種語言都沒有他自己的母語這麼狠，這麼解恨。死了還有餘辜，難怪要滅九族，滿門抄斬。他覺得自己割捨了和婉喻的見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則他老幾萬一死了，還剩下的餘辜，就要清算到婉喻頭上了。
老幾不僅在大草漠上巡迴演講，還巡迴到西寧的監獄、看守所、少年犯的工讀學校去演講。一身囚服給他換成了嶄新的，一頭花白卷毛髮也常常修剪，梳成個西北版本的洋式偏分，在他囚服的上衣口袋裡，還給他插了支自來水筆，把他打扮成秀才犯人。巡迴演講了半年，老幾每頓飯有菜有湯，腰圍大了一圈，在方圓七百多公里的三四個勞改農場裡成了名角兒。他在第一次唸完宣傳幹事寫的稿子就把內容背了下來，因此在以後的演講中，他的臉藏在稿子後面，腦子禁不住地開小差。這不能怪他，對他過剩的腦力，他自己也沒有辦法。
隨着演講越來越熟練，他腦筋開小差也開得越來越自由。他開小差的那部分腦筋總是在想河北幹事的眼睛：它們從他那雙從繩子下倖存下來的腿移到他臉上，眼神充滿失望，對他自己沒有致殘老幾而失望過度。河北人由於失望而渙散的眼神漸漸凝聚，讓老幾看到“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句古訓。
老幾很快就要看到河北幹事是怎樣報仇的。
從巡迴演講回到七大隊六中隊之後，老幾聽說鄧指調到剛剛成立的勞改分場去當政治部主任了。曾經跟解放軍火拼的譚隊長回到六中隊既管行政又管政治。老幾回到隊上正趕上搶收青稞，收土豆。一天下午，那個河北保衛幹事騎着馬跑到田邊來了。河北幹事把老幾叫到跟前，好像有什麼急事要跟他說，卻從他的大衣懷襟裡竄出一隻肥大的兔子。兔子一落地就向南跑，河北人用一個藏人的拋兜子扔出一塊石頭，打在兔子前面的路上，兔子調轉方向便向另一頭跑去。河北人跟老幾說，愣什麼呢？那是種兔，還不快追！老幾跟着兔子追去，但不久就發現自己已經過了解放軍定下的警戒線。這時候，河北人從另一個方向追過來，手上提着手槍，對老幾說：“你磨洋工呢？跑了種兔我非斃了你不行！”
老幾指着站成對角的兩個解放軍，結巴地表示他若再往前一步，那兩支槍就會斃了他。
“他們敢開槍我給你頂着！我說是我要你去追兔子的！”他的槍口在五米之外對準老幾。
老幾只得繼續他剛纔追逐的方向追下去。其實這時兔子早已沒了影子。老幾突然悟到他活到頭了。河北幹事不是偶然出現在這裡，他的計劃不是今天才設計的，是從致殘老幾未遂那天早上就開始設計了。他精心編好的這個大圈套可以把他老幾輕易幹掉，幹得不露痕跡，甚至不必自己沾手。他有過那樣的逃跑前科，再次逃跑就是最省事的罪名，擊斃他的動機無懈可擊。
果然，解放軍的兩杆槍先後響起，伴隨着兩個不同鄉音的叫喊：“站住！……再跑打死你！”
河北人的手槍也參加到解放軍的射擊競賽中來。解放軍第一槍是朝天開的。河北幹事平時的打靶成績不佳，所以兩槍都沒射中目標。老幾向前一撲，趴倒在地上。河北幹事氣喘吁吁地看了他一眼，發現他並沒有鮮血淋漓，便狠狠地但是輕聲地吆喝：“起來，給我追兔子去！”
老幾當然不能再給他接着當靶子，趴在原地哼唧着，想他再磨蹭一會兒，解放軍就該追上來了，就算他給打死也會有眼證。否則作爲再次逃亡，婉喻會受到天大的連累，他真是死有餘辜了。
河北人卻用槍口朝着他的後腦勺，從牙縫裡擠出話來：“你敢違抗我的命令，我現在就打死你！”
槍口從他後腦勺移到他太陽穴，他眼睛的餘光能看見槍口。眨眼間他就必須做出選擇，是被河北人就地打死還是爬起來，向前再跑幾步，在三把槍的子彈射線中爭取那極狹窄的倖存可能。第三種選擇是他立刻跟解放軍解釋，他並不在逃跑，而是在替這位保衛幹事追種兔。但河北人可能在他開口前就開槍。假如他被河北人一槍幹掉，就會從此被滅口。這件事的始末就永遠也無法弄清。當然，河北人在事後解釋的主動權大多了，事實可以因爲他的解釋而被全盤歪曲。河北幹事有可能受到降級處罰。但對於已經死了的老幾來說，沒有任何利益可圖。已經死了的老幾還是會被作爲逃犯而連累他的婉喻。那就像他一口氣結巴出來的一串“死、死、死……”；死若干回也無法表達他對小女兒丹珏的顧念。
幾秒鐘後老幾決定爭取射擊夾縫裡的倖存。草已經開始枯黃，草籽都成熟了，落盡了，輕了的草穗子不再耷拉着頭，都挺直穗梢，一根根草都比初秋時高了。這是對他有利的一點。他往前爬着，讓河北人覺得他還會繼續往前跑，實際上他想盡量拖延時間，使解放軍趕上來。但他還沒站起又倒下去，在草叢裡藉着微微下坡的地勢滾動。河北人對前體育健兒老幾一無所知，所以老幾突如其來的橫向移動讓他傻了一會兒，再開槍時，已經不那麼容易。深及大腿的草海把老幾的身影大致淹沒。
解放軍已經趕到，問河北人“咋回事兒？！”
河北人指着老幾滾動的方向說：“在那邊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開槍呢？！”
這時候老幾緊貼地皮俯在草叢裡，把他們的話都聽見了。
現在不光是解放軍趕上來，譚隊長也趕了上來，也是手槍在前人在後，如臨大敵地側身衝鋒。戰鬥英雄譚隊長大聲跟解放軍叫喊，誰又吃飽了撐的在他當班的時候開槍。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槍子彈打光了，從當兵的手裡奪過自動步槍，正要開槍，被譚隊長把槍口猛地擡高。
譚隊長問解放軍和河北幹事，老小子爲啥要跑？解放軍說不知道，他們就是看見他跑纔開的槍。河北人說，老小子不跑爲啥到警戒線外頭來了？！譚隊長對着老幾藏身的地方喊話，問他好好的怎麼又要逃跑。
老幾趴在凹蕩裡不露頭，結結巴巴地回答說他一點兒也不想跑，是保衛幹事命令他追種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幹事說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誰讓他追兔子的？！老幾不再說話了。看來他當時的逃亡給了這位河北幹事很大的苦頭吃，所以現在他鐵了心要報復他。一個人鐵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邊收莊稼的田裡熱鬧起來。有人喊：“往那邊跑了！……從這邊堵住！……”
兩個解放軍緊張了，往回張望，發現一大羣犯人在田裡跑動。譚隊長也緊張起來，對犯人們猛吹起哨子。犯人們根本不理會，把剛裝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亂滾。一個解放軍往吵鬧的地方跑去。
只聽一陣歡呼：“逮到了！逮着了！”
譚隊長大聲斥罵：“操你媽的逮到什麼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軍回答說是犯人們逮到了一隻大肥兔子，已經在一麻袋土豆上給摔死了。老幾心想，這下物證和眼證一塊給滅了。譚隊長向老幾的方向走來，一面斥罵老幾這個老不是東西的，還沒害六中隊害夠？逃跑了幾個月，六中隊的隊幹部連探親假都給取消了，他個老不是東西的倒是四處風光，頓頓兩個菜一個湯！老幾心裡說，錯了，三個菜一個湯。
河北人拿着解放軍的槍，一副準備射擊的姿態。譚隊長走到老幾趴着的凹蕩前面，用腳把老幾跑掉的帽子勾起來，又用腳直接甩了老幾兩腳。老幾說土豆田裡犯人們逮到的那隻兔子如果是種兔的話，就可以證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價值不菲的種兔。
譚隊長朝狂歡的犯人們叫喊起來，問他們逮到的是不是一隻種兔。犯人們說是的。譚隊長又說，誰也不準動兔子一根毫毛。犯人們回答說，對不起，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經沒毛了——連皮都給放在火上燒了。河北幹事不動聲色，嘴角翹起兩撇得意——物證銷掉了。
河北幹事和老幾在六中隊的隊部辦公室開始了對質。河北人不管老幾的陳述多麼合邏輯，就是咬定老幾是借追兔子逃跑。譚隊長說：“那好吧，先關兩天黑屋再說吧。”
河北人親自押解老幾進了那間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號子，槍口毫無必要地抵住老幾的頸窩。
根據我祖父的記載，我能想象出那個黑號子。一個叫做左之輝的漢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這黑號子裡。他也是1954年肅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個，罪行是偷聽敵臺並傳播美蔣反攻大陸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裡播種的時候他跟一個幹部頂撞起來，當時的隊幹部是個剛從福建轉業的殘廢軍人，在田頭組織了批鬥會。他把會場交給加工隊掌握，自己騎馬去檢查各塊田地的工作。誰都知道，他這樣做是放手讓加工隊體罰，事後他再跟加工隊來一場“周瑜打黃蓋”。加工隊找來一根繩子，一面把漢口人往電線杆子上吊，一面問他看見臺灣和美蔣沒有。漢口人很蠢，對加工隊的“刑罰雜技”挺配合，一口一個“看不見！”繩子便一直拉，左之輝給拉到電線的高度，繩子鬆了，加工隊員們說，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臺你再上去望蔣盼美吧。左之輝摔落在草地上，骨頭並沒有如加工隊所期那樣被摔斷。當晚他被送進黑號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飯的執勤犯人發現他已經死了。
還有一次黑號子關的不是一個人，是一羣人。那是1959年，來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機關幹部。老犯人一般見了新犯人就像蚊子聞到血一樣，一窩一團地撲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於想聽到當地氣候和該監獄生活條件的介紹，馬上跟老犯人開始了緊密接觸。等到老犯人離開，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發現自己的東西丟失了。他們向管教幹部反映情況，幹部們讓新犯人到老犯人裡面去辨認，被辨認出來的就關禁閉。所有犯人很快發現，當了賊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磚窯乾重活兒，每一天都成了禮拜天，躺在帳篷裡補覺。於是產生了一大批竊賊。人人都明火執仗地偷別人東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狀，以免讓那人先佔有了禁閉的名額，只是設法再去偷別人的。丟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號搪瓷缸，因爲大號搪瓷缸可以燒煮吃的，利用價值比較高，所以一個大瓷缸可以換到一塊旱獺皮，而一塊旱獺皮能剪出一對防寒鞋墊，這樣的防寒鞋墊可以換三管牙膏。盜竊風暴席捲各個號子，爲了被懲罰去坐禁閉。幹部們只得調整對策，把偷得最厲害的竊賊關進黑號子。被關進去的時候幹部數了數有九個賊，一個禮拜放出來之後，幹部就沒有再數人數。此後好幾天的早點名，幹部們也沒有在意少了一個人，以爲其他幹部作了主把那個人繼續關黑號子。到再次把某人關進黑號子的時候，才發現裡面留下了那羣賊當中的一個，已經死了一個多月了。死了的是個賊王，趁着深不見底的黑暗偷竊其他賊的饅頭，而那八個賊也趁着深不見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認爲黑暗裡出拳頭出腳反正沒人看見，於是就把賊王給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幾被河北幹事塞進了黑號子。雖然在樑葫蘆臨刑之前，老幾下過黑號子，但此刻對於它的黑還是大大震驚。它可真黑。那黑觸在你臉上，手上，是柔軟的，冷冰冰的。一頓飯和下一頓飯的間隔，就是你唯一的時間計算座標。第一天的第三頓飯吃過，老幾就要進入一段更長的黑暗，這就是夜晚。老幾覺得自己身體和形狀被灌注在黑暗裡，就像一個琥珀，一旦被取出，人們會看見一個醜陋的老人琥珀。再過一陣，他又覺得黑暗灌進了自己，灌進血管和肌肉，灌進了五臟六腑。
第三天過去，老幾習慣了一些。他對自己的伸縮性非常自信，覺得如果要在黑號子里長住，就不該無所事事，而應該接着寫作他的散文或隨筆了。
老幾在黑號子裡吃了九頓飯之後就開始盲寫他的隨筆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樣，他盲寫的遣詞造句以及段落同樣在腦子裡鋪設得清清楚楚。所有潤色修飾都是在腦子裡進行，一稿和另一稿絕不會弄混。
十多年來他給婉喻寫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腦子裡存了檔；每一封信都有兩個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後面那些眼睛看過的，是公開版本，而對稱每一個公開版本，都有一個私房版本。在黑號子裡他寫的就是跟每一個公開版本對稱的私房版本。比如說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塗被投進提籃橋監獄，不久給婉喻寫了封信，公開版本上他請婉喻送幾件必需品到監獄：三條短內褲，一條長內褲，一盒萬金油，因爲常常被蚊子咬。還寫到重陽節忘了去看看恩孃的墳，讓孩子們替他去補上一次墳。最後他說，小女兒丹珏問他考大學該主修什麼。那時他建議她主修文學。但他改變主意了，建議丹珏學生物。對稱這封公開版本，他在黑號子裡盲寫給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較抒情，說被捕後的幾天他常常想到最後跟婉喻的告別：婉喻怎樣跟着他從樓上書房出來，又怎樣跟着他一步步下樓梯，最後又怎樣被警察擋在樓梯口。他回頭的時候，看見她手裡拿着他的那雙進口羊皮拖鞋，還以爲舒服慣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離不得這雙舒適的拖鞋。婉喻那樣拿着他的舊拖鞋站在樓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會歸家。
老幾不緊不慢地踱步，從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維奔放讓他享受。他現在的境況是笛卡爾求之不得的。把思考當成最大的事來乾的笛卡爾爲擺脫串門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國法蘭西，搬到荷蘭。他以爲在陌生人的國家他會被遺忘，從而把專職的思考進行到底。但新的熟人還是不可避免地在荷蘭積累起來，因此他不得不持續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離開荷蘭的時候，笛卡爾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對比笛卡爾的無奈和不自由，老幾對自己在黑號子裡獲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滿足。沒有一個人比此刻的老幾更能體味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軟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簡直肩擦肩，頭碰頭。他決定從那一天就開始給妻子馮婉喻寫一本書信體的隨筆。每次寫給婉喻的信裡，他真正要說的話都無法說，但他都把那些話存進了記憶。
黑號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開一次，然後便桶和早飯盆在洞口進行交換，等於一次體外的生理循環。有一天，在進行這個體外循環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三十多個小時沒合過眼了。不間斷的黑暗把他的身體和精神功能弄混亂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給了越來越奔放的思維。一個思路和另一個思路競賽，不久就有十多個思緒在賽跑。這些思緒把他變成了一支多芯的蠟燭，同時燃燒，瘋狂地消耗他。他盲寫的句子和段子落在無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無止境吸收他盲寫的成果，無論他寫出多少，立刻填進了無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盡地倒在芨芨草鋪位上，閉上眼睛，希望思維停止噴射，希望所有蠟燭芯一同熄滅，但他發現自己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大大地睜開，盲寫的句子一個追逐下一個，頭一個尚未落定，下一個已經插進序列。
這以後，老幾不再有睏意，也不再有胃口，對於寒暖的感受也遲鈍了。除了在黑號子裡來回踱步，瘋狂盲寫，就是坐在草鋪上歇一口氣，接着再瘋狂盲寫。他從記憶裡的一摞稿紙盲寫到另一摞稿紙，就像一個盲棋棋手同時下五六盤盲棋。他從來沒有好好地告訴婉喻，從重慶回上海的大遷徙是怎樣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闊綽的時間來寫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