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湯因比雖然已經39歲，但他的學術思想還處於早期階段，對中國的情況也瞭解得並不深入。所以，在關於中國的問題上，湯因比很容易就被周赫煊說服和駁倒。
直到中晚期，湯因比兩次遊歷中國後，才真正對中國有了系統瞭解，並最終變成一個“中國粉”。
1974年時，湯因比和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一次交流，談話內容被整理編撰成《展望二十一世紀》。
湯因比大膽的預測：人類將發展形成爲單一社會，武力征服的傳統方法，在原子能時代很難再起作用。如果世界能夠和平統一，必定是以地理和文化爲主軸，不斷的結晶擴大起來。這個主軸不在美國、蘇聯和歐洲，而在東亞。而中國則是統一世界的核心，中華民族有着在政治、文化領域的優勢，具有着無與倫比的經驗，中國在21世紀將取得主導地位。
湯因比說這話的時候，中國還沒結束十年特殊時期，當時根本沒有人會相信。
甚至當池田大作問湯因比，如果能夠重活一世，希望降生在哪個國家時，湯因比不假思索地說願意出生在中國。
當然，這是晚年時期的湯因比，他對西方文明抱有悲觀態度，所以才認爲東方文明將主導世界。
中年時期的湯因比，還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浪漫主義者。
兩人沒有在糾結宗教問題，湯因比說：“文明的發展，在於面對挑戰、克服挑戰，每戰勝一次挑戰，就是這個文明的一次進步。”
“我很贊同這個觀點。”周赫煊笑道。
臺下的學生非常驚訝，因爲湯因比所說的文明挑戰，前段時間周赫煊剛給他們講過，兩位大師的理論居然出奇一致。
周赫煊又說：“西方的工業革命，就是一次挑戰與應戰的過程。西方文明戰勝了挑戰，所以獲得質的飛躍，並且帶動整個人類文明在進步。而中華文明如今也在面臨挑戰，只要能邁過這道坎，中華文明就將迎來新生。”
湯因比笑着說：“從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來說，它肯定能戰勝挑戰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中華文明屬於全世界最獨特的文明，它已經具備戰勝各種挑戰的內核，前提是要修復大一統狀態。”
“中國正在等待一次機會，”周赫煊笑道，“比如再來一次世界大戰。”
“很有可能，”湯因比黯然地說，“如今歐洲的形式不容樂觀，資本主義帶來的各種隱患層出不窮。未來20年內，歐洲不是要爆發大革命，就是要爆發一次規模巨大的戰爭。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必須進行改良，否則將會一步步滑向深淵。這種改良，必須通過革命，或者戰爭洗牌後才能順利進行。”
我草！
周赫煊感覺極爲震撼，大師不愧是大師，特麼的能看穿歷史啊！
湯因比不僅是歷史學家和國際問題專家，還對經濟有着獨到的見解，他說：“包括亞當斯密在內的經濟學家認爲，實現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有效道路就是自由。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工業革命的本職，就是自由競爭取代了控制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中世紀管制，使得生產力獲得極大的釋放。但自由也並非完美的，自由放任可以打破壟斷和管制，卻會誕生出新的壟斷形式，然後醞釀出激烈的社會矛盾。這個時候，就需要控制的力量來介入，把過度的自由拉扯回正確有序的軌道。”
國家資本主義思想？
周赫煊還沒來得及說話，湯因比就笑道：“我非常喜歡中國的陰陽理論，這可以用來闡述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世紀管制下的經濟制度，就是極陰狀態，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就是極陽狀態，它會轉化成陰。這個時候就需要陰陽調和，嗯，用中國傳統思想來說，就是中庸之道。”
“湯因比先生，你對中國文化理解很深刻啊。”周赫煊好笑地說。
湯因比搖頭道：“我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國的文言文。我所瞭解的關於中國的一切，都是經過朋友翻譯轉述的。說實話，中文太難學了，我沒有那個經歷去深入研究瞭解。所以，我的論著關於中國部分，很可能存在疏漏和錯誤，多謝你之前的糾正。”
周赫煊笑道：“說起中國，湯因比先生似乎不認同夏商周的存在？”
湯因比道：“我認爲夏朝屬於傳說，商和周確實存在，不過有可能並未形成有效的政治實體國家。”
“湯因比先生請看。”周赫煊從公文包中拿出一疊照片，那是《大公報》記者拍的。
湯因比興致勃勃地仔細觀察，問道：“這是最近山東那個考古現場照片？”
“對，”周赫煊指着圖片上的玉器說，“這是璋，這是珪，這是璧……這些都是從上古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的中華文明禮器。它們有很多作用，比如下聘，比如外交，最重要的作用是祭天和祭神。禮器是禮樂制度的物化表現，有禮器出現，就證明已經形成政治制度。這些禮器出現於新石器時代，說明從那個時候起，中華文明就一直延續至今，它的核心精神依舊保留着。”
“那也不能證明夏商周是政治統一的國家啊，只能說明中華文明的超長延續性。”湯因比說。
周赫煊笑道：“我們前面說了，中華文明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思想。周朝的統治者被稱爲天子，意思是代天牧民，天和人是統一的。大統一思想也萌芽於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當時使用這些禮器的部落和民族，從理論上都是要信奉天子的。即便權利沒有統一，但周朝在文化和政治上是肯定統一的。”
“不不不，你的說法太牽強了，”湯因比連連搖頭，“我有研究過周朝的分封制，就相當於歐洲的封建制。打個不太形象的比喻，周天子就像哈布斯堡的皇帝，名義上代表着正統，可也只是擺設而已。你能說失去權柄的哈布斯堡皇帝，能夠統治西歐和中歐嗎？當時的西歐和中歐，又能稱爲一個國家嗎？”
周赫煊無奈苦笑：“好吧，我們終止這個爭論，因爲誰都無法說服對方。”
這真沒法辯論，因爲中國和西方考古界的標準不一樣。西方的標準就是要有神廟、有城牆、有青銅器，而中國則更重視玉器的發現，因爲玉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
湯因比和周赫煊兩人漫無邊際地聊着，一會兒是人類文明，一會兒是歐美政治，一會兒是東亞文化圈，偶爾還扯一扯經濟。
學生們聽得眉飛色舞，負責記錄談話內容的羅家倫，同樣也心潮澎湃。
兩人的談話內容，有許多都是猜想和推論，也有各種學術思想突破。這些東西對後世而言，可能一個初中生都能說出來，屬於常識性的問題。
但如今可是1920年代末期，他們之間的交流，充滿了令人驚歎的先進性、預言性和突破性。
可能隨隨便便一句話，在好些學生聽來，就宛如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讓他們對歷史、對文化、對世界的認識都產生了改變。
俗稱，刷新三觀。
第二天，清華的校辦學刊，便全文詳細的刊載了兩人的交流過程，新聞標題叫做《東西方兩位大師的思想碰撞》。
這份學刊被學生們爭相傳閱，甚至連北平的其他大學也拿去轉載，在北方文化學術界造成極大反響。
直到80年後，這篇報道被人從故紙堆中翻出，全文貼到網絡上，立即引發轟動和熱議。因爲裡面預測到二戰，預測到資本主義改良，預測到中國的崛起。
網友們開始惡搞，把周赫煊和湯因比的照片做成各種表情包，戲稱他們爲“大預言者”、“律令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