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流灣8號，花園洋房別墅。
在別墅的花坊下邊，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這間地下室不但寬敞，且通風乾燥，裝潢華麗，有沙發、電燈、風扇、桌椅、茶几等一應物品，甚至還有一個大書櫃和一個大酒櫃。
別墅的主人周佛海親自爲客人倒酒，熱情招呼道：“來來來，法國進口的紅酒，正宗的21年波爾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讚歎。此君寬額長臉，顴骨高聳，眼睛賊小，笑起來帶着奸猾之相，嚴肅時又給人一種滑稽之感。
跟後世裝逼要說82年紅酒不同，此時的極品紅酒是00年的，次一級則是21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聖端起酒杯輕輕一呷，大笑道：“我喝不來這味道，還是中國的白酒更合口味。”
楊肇熉是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他笑道：“希聖兄，這洋人的紅酒，得慢慢品纔有味道，你剛纔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過無趣，大丈夫喝酒就該一口乾！”陶希聖說着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紅酒全灌進肚子裡，看得周佛海這個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兒，順着話說：“這國事就如喝紅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沒滋味，一急就要壞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說得在理。現在全國上下都鬧着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號的，要麼是莽夫，要麼是別有用心者。他們偏激、執拗、誕妄、幼稚，較之義和團時代並無進步。依我之見，中國根本沒有做好抗日的準備，一旦爆發戰爭，就是國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國賊也！”
“思平所說，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讚歎。
說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屬於“主和派”。
中國“主和派”是在長城抗戰失敗後興起的，他們認爲中國的軍隊戰鬥力低下，與日軍作戰純屬以卵擊石，近乎於毫無意義的犧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銘爲首，剛開始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協定》簽署後主張“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歐美列強的支持；現在則高呼“中日提攜”，主張與日本建立友好關係。
持此觀點的人還很多，不止有汪兆銘、周佛海這類今後的大漢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適、張君勱，以及名聲極好的顧維鈞，此時都屬於“主和派”。
他們對中日戰爭的前景是悲觀的，看不到絲毫勝利的希望。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初期，這些人經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會，交流自己對戰爭和政治的看法。
後來胡適給他們這些人取了個雅號，叫做“低調俱樂部”，以此來顯示自己與那些激進高調分子的不同。
只不過，當“淞滬會戰”結束以後，澆滅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氣焰。胡適、張君勱等人因此得以重獲信心，積極主張抵抗到底，而汪兆銘、周佛海等人則做了漢奸。
陶希聖此時翻閱着新出爐的《非攻》雜誌，不屑地說：“這種刊物誤國誤民，會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早該禁掉了！”
梅思平嘆息說：“也不知周赫煊給委員長灌了什麼迷魂湯，居然忍耐他至今。國賊不除，中國必亡！”
“哈哈，周明誠這次可慘了，必然名聲喪盡，”周佛海笑道，“還要多虧了肇熉兄。”
楊肇熉謙虛道：“我只是順手而爲，當不起周兄謬讚。”
楊肇熉，政壇女強人鄭毓秀的姐夫，靠裙帶關係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此人的人品很有些問題，胡適已經跟他絕交了，要知道胡適可是個好好先生，他是不會輕易跟人絕交的。
順便一提，楊肇熉的老挑（鄭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後來還做了臺灣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這次被上海法院飛快發傳票，就是楊肇熉搞的鬼。法院那邊收到張達民的起訴書，本來拿不準是否該立案，結果楊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親自過問，督促屬下儘快發傳票開庭。
周赫煊和楊肇熉有過節嗎？
沒有。
周赫煊甚至跟楊肇熉的小姨子鄭毓秀見過一面，當時大家共同參加洋人太太的沙龍——就是有宋美齡現身那次。雖然關係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與鄭毓秀都比較敬佩對方。
那楊肇熉爲什麼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簡單，因爲周赫煊及其《非攻》雜誌，已經成爲中國“主戰派”的一面旗幟，激進的“主和派”們必須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楊肇熉、陶希聖、梅思平在內的許多“主和派”，都覺得自己是爲國爲民，而周赫煊則是把中國引向深淵的國賊。他們認爲中國輸不起，中日之戰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們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聲，讓國人知道周赫煊的醜陋嘴臉，從而降低《非攻》雜誌的公信力和美譽度。
說一千道一萬，立場和理念不同。
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一旦碰到機會絕不放過。
梅思平說：“周先生，報社那邊還要加把勁啊，許多大報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連《中央日報》都沒有介入。”
周佛海笑道：“放心吧，汪院長（汪兆銘）那邊已經溝通好了。最早明天，《中央日報》就要刊發社論，嚴厲批評周赫煊的低劣品德。”
“不僅要搞倒周赫煊，我們還要創立自己核心刊物，”陶希聖說，“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創立了《非攻》雜誌。前者的政論文章還算客觀，後者竟一味鼓吹抗日，這如何能忍？我們也要創辦一個刊物，宣傳我們的主張，讓那些叫囂抗日的莽夫們冷靜冷靜！只有隱忍，中國纔有出頭之日。勾踐能夠臥薪嚐膽十年，現在的中國又怎能急於一時？”
周佛海皺眉道：“可現在的主流輿論就是鼓吹抗日，我們要是辦一個主張和平的刊物，恐怕會面臨千夫所指。”
陶希聖說：“我們不要直接反對抗日，可以討論中國文化，討論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將我們的救國思想慢慢的滲透在其中。”
“這主意好！”梅思平拍手大讚。
陶希聖和梅思平屬於不打不相識的冤家，兩人曾經打筆仗互懟好幾年，現在卻因同樣的政治主張走到一起。
歷史上，陶希聖主辦的《文化建設》雜誌，還有兩個月就要創刊。他在雜誌中聲稱：中華民族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存在的依據。因此，要使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擡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有中國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這個觀點並不算錯誤，只是陶希聖太過保守了，屬於堅定的守舊派。他後來又跟周佛海創辦“藝文研究會”，專門分析討論國際和抗日問題，討論來、分析去，思想越來越悲觀，於是兩人都做了漢奸。
不管是陶希聖，還是周佛海，他們現在並非一心賣國，反而認爲自己是在救國。而救國，就必須隱忍，不能激怒日本，所以積極主戰的周赫煊必須打倒！
要打倒周赫煊這種享譽國際的大學者，只能選擇從私德下手，最好一次性搞臭，讓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個僞君子。
周佛海再次舉起酒杯，語氣熱誠的高呼：“來，讓我們爲了中國的未來，讓我們爲了民族的崛起，共飲瓷杯！”
“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