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國時期，韜略家們創造性地運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以小擊大，以寡敵衆，以弱勝強，以輕取重，從而扭轉形勢，打破定局，改變命運，贏得勝利。
歷史發展所呈現的迂迴曲折、錯綜複雜現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幾個關鍵時刻，而這些關鍵時刻，無一不受韌略思想、水平、藝術的制約。奇正思想是韜略武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是改變現狀，走出困境、擊敗對手、奪取主動的重要工具。
三國時期不少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轉折，都是運用奇正思想的傑作。
公元192年，黃巾起義已發展到擁有百萬大軍的罕見規模。起義軍驍勇精悍，勢不可擋，轉戰南北，如火如荼。東漢王朝經黃巾起義的打擊，已搖搖欲墜，岌岌可危。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各地豪強乘機而起，軍閥割據局面逐步形成。黃巾軍之敗，根本原因在於其統帥者的韜略水平大不如敵手。皇甫嵩、朱儁、曹操等人精通韜略，善用奇正，以夜襲、火攻等法，反敗爲勝，終於撲滅了起義的燎原烈火。
公元196年，孫策發兵攻取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據守固陵，頑強對抗，孫策數次渡水作戰，均未能奏效。孫策叔父孫靜建議轉移突破口，從其後方殺入，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得王朗兵敗投降。孫策此戰解決了江南的後顧之憂，爲北上與曹操爭雄創造了條件。
公元200年，袁紹、曹操兩大集團在官渡展開決戰。曹軍在正面戰場堅壁固守，扼敵咽喉，同時，利用時機，變換奇正，曹操親率輕騎五千，以奇兵夜襲烏巢，火燒袁軍屯糧。當袁軍因糧草被焚，軍心動搖之際，曹軍在正面戰場全線出擊，殲滅袁軍主力，最後使得袁紹落荒而逃，餘部七萬多人投降。曹操先正後奇，以奇擊虛，奇正相生，擊奇制勝的高明蹈略，是官渡之戰獲勝的關鍵。
曹操集團平定烏丸的戰爭，同樣也是活用奇正蹈略的成功範例。曹操長驅直入，輕兵突襲，出其不意，兵如天降，使得烏丸猝不及防，兵敗倉促。
公元226年，吳交趾士徽起兵，吳交州刺史呂岱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迅速平定了士徽的反叛，穩定了吳國心腹地區。
公元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與魏將司馬懿戰於上邽。蜀軍因糧盡退兵，司馬懿派遣張郃追擊。此前，張邰建議奇正互用，克敵制勝，而司馬懿未能接受。諸葛亮面對追兵，在木門選擇險要地形，出奇匿伏。當張邰追兵進入伏擊地，蜀軍居高臨下，萬箭齊發，魏名將張邰中箭而亡。魏追兵受阻，蜀軍安然而退。
公元263年，魏分三路大軍進攻蜀國。蜀將姜維集中兵力退守劍閣，使得魏軍受阻，魏將鄧艾西出劍閣，偷越陰平，從七百里無人之境直插蜀國腹心，飛兵抵達成都，迫使蜀國後主劉禪出降，而置姜維大軍於無用之地。魏軍奇正相生，正面鉗制，側翼進攻，以正禦敵，以奇擊虛，取得大勝。
早在老子《道德經》中，就有過對於奇正思想的闡述。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道德經·五十七章》)。所謂正，是指社會所公認的正道，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針、路線、思想、政策、原則、措施。當然各家之正，分野極大。老子之正，也寓有其所主張的清靜之意。而奇則是巧妙，詭秘，臨機制斷，隨機應變，沒有固定的程式。老子用兩個不同的字歸納、總結治國與用兵這兩個不同領域的特點，應該說是十分精闢的。
對奇正思想內涵作進一步揭示與闡發的是孫子，《孫子兵法》用極爲精練的文字，表述了奇正原理。
首先，孫子將奇正作爲戰略戰術上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孫子說：“三軍之衆，可使畢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勢篇》)。全部軍隊一旦遭到敵人的進攻，而保持不敗，關鍵在於真正掌握奇正之法的神髓。
孫子所說的奇正，經後人的揭示，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正面迎敵爲正，機動配合爲奇；明爲正，暗爲奇；靜爲正，動爲奇；進爲正，退爲奇；先出爲正，後出爲奇……總之，—般的、常規的、普通的戰略、戰術爲正，特殊的、變化的、罕見的戰略、戰術爲奇。
掌握奇正原理，是使軍隊面對敵人的進攻，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奇正原理是用兵作戰的靈魂。
第二，孫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於“以正合，以奇勝”(《勢篇》)，即以正面交戰，以奇變取勝。用兵必有奇正，無奇正而勝，屬於僥倖之勝。三軍無奇兵，是不可與敵人爭奪利益的。兩軍對陣，有正面戰場的直接廝殺、搏鬥，但必有奇兵搗其旁，擊其後，纔能有勝利可言。孫子的這一層思想，被後人概括爲出奇制勝，先正後奇，以正禦敵，以奇擊虛，正面鉗制，側後進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出奇匿伏，因勢用奇等韜略原則。
第三，奇正變化。孫子指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勢篇》)。戰術無非奇正兩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產生的奇謀妙策，則無窮無盡。“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勢篇》)。天地變化無窮，深不可測；江河沒有竭盡，波瀾疊起。奇正變化，紛壇渾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後，孫子闡述了奇正範疇的內在聯繫：“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勢篇》)。奇與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轉化，如同圓環旋轉，無始無終。孫子的這一思想，在實質上，是指奇可變爲正，正可變爲奇。變奇爲正，化正爲奇，臨敵運變，循環不窮。
三國時代，謀士智將對孫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開掘與靈活的運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異彩。
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比較成功地運用了孫子的奇正原理，幾乎所有取勝的戰爭，無不奇正並重。正意味着強大的實力，意味着正面的進攻。曹操對抗黃巾軍、烏丸、袁紹，孫策對抗王朗，呂岱對抗士徽，諸葛亮對抗張邰，鄧艾對抗姜維等，無一不是力與力的碰撞與較量。若忽視正，奇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紙上談兵，不堪一擊。從對抗集團的雙方分析，實力強的一方反而失敗，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原有的實力，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勝是韜略家們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標，其中原因，也是衆所周知，因爲出奇招可以從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徑達到目的，從軍事角度而言，出奇制勝爲用兵之鈴鍵，制勝之樞機。用奇的核心，在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根據敵情，靈活運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極而言之，奇是一種全新的創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對方的思維弱點，偵破、捕獲對方的思想空隙，大膽突破思維的框框、常規，又要符合客觀實際情況，有根有據，避免失去基礎，走入絕境。
因此，三國時代的韜略家總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轉化、相易、相生，積極營造優勢，打擊對手。而絕不固守一途，偏執一方。
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敗於對手因間設奇的稻略；氣勢洶洶的袁紹大軍，挫於曹操以奇擊虛的韜略；慘淡經營的蜀漢政權，毀於曹魏諸將的奇正相生韜略。歷史在這些轉折點上拐彎，對抗的集團也從而或分崩離析、或發展壯大；或一敗塗地、或東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國時代的歷史，向人們昭示這樣一個真理，適應時代潮流的政策、方針能夠使一個集團由小變大，由弱轉強。魏、蜀、吳的局部統一及其所實施的政策，使得這些政權能夠在複雜的形勢下，巋然屹立，不動如山。三國實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這種正與奇的意義，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多方面，而非限於一域。三國韜略家各運匠心，善用奇正，橫掃羣雄，統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國之戰，實爲智囊之戰。而各國異勢，盛衰殊途，也由於蹈略有無，水平高低。奇正爲韜略的重要原理，其價值作用也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蜀漢之敗，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歷史教訓。
（2）歷人議孔明用兵之非，以兩種觀點最爲常見。其一：以成敗論英雄。言孔明北伐未見其勝，以赤軍語，即未達到其戰略目標；另一種：以奇正論兵。言孔明用兵，但求謹慎，未敢造次。只見其正，不見其奇。
兩種觀點，前者亦頗受爭議。孔明北伐，國力、財力、軍力、物力與魏國相比，皆未得其便。然屢次北伐，魏軍不僅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任其自來自去者，又折大將王雙、張郃之輩，統兵大將司馬仲達更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以兩軍相交之形勢觀，敢輕言孔明不善用兵乎？而兩者並存於世，又豈能明料？
然後者奇正之論，未見後世有存所辯。每每觀諸君大談奇正之道，言之孔明用兵但見其正未見其奇。何也？皆因此輩多亦非經於戰陣，缺乏對實戰思想的深刻領悟，未能深明奇正之妙。每及談兵，不免流於以往論史之形式，將“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發揮於極致，竊深以爲不取。現試論常人在奇正之道的認識上存在的幾大誤區。
誤區一：何爲奇正。
“奇正”二字最早見於《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而在現存的軍事理論著作中，能最早找到關於奇正方面的記述的就要算是《孫子兵法》了。其《兵勢篇》上這樣講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孫子作爲軍事理論學的開山鼻祖，他的理論直到今天還一直被後人所重視和研究。然而在這段記述裡，俺們卻看不到他對何爲奇，何爲正有過精確地闡述。孫子他老人家，也只是用瞭如“無窮”、“不竭”、“循環之無端”這些非常抽象的詞語來形容奇正。那麼究竟何爲奇，何爲正呢？
通常的看法是，把奇正看成是一種可以將其定性的具體形爲。即所謂的正面迎敵爲正，機動配合爲奇；明爲正，暗爲奇；靜爲正，動爲奇；進爲正，退爲奇；先出爲正，後出爲奇……歸納爲，一般的、常規的、普通的戰略、戰術爲正，特殊的、變化的、罕見的戰略、戰術爲奇。俺卻以爲所謂的奇正，只是一種具有對立統一性質的抽象概念。而今人之所以分不清何者爲奇，何者爲正，是因爲他們錯誤地把所謂的奇、所謂的正，這種抽象的觀念將其形象化、具體化，特殊化。將之定性爲特定的某種特定的行爲舉動。比方說把所謂的“急行軍”、“伏兵”、“誘敵深入”、“迂迴包抄”等具體戰術問題全部歸爲奇兵。這恰恰犯了“奇即是奇，正即是正”的錯誤。絕對的奇正兵戰略戰術，其實是僅存於軍事理論的教學當中，而對於充滿了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實戰來說（以孫子語“兵無常勢”），是絕沒有哪一種戰略戰術行爲可以被定性爲絕對的奇、絕對的正的。奇正在形式上的表現亦可以在實戰中因不同的條件和背景而相互轉化。區分奇正的關鍵在於能否出乎敵之所料，否則，又何必稱爲“出奇不意”？令敵不意方可制勝。故李靖曰：“善用兵者，使敵莫測”；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李衛公問對捲上》）這也是在上述所有的奇兵戰術中，他們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相同點，即不令敵所知，不令敵所料。所以，只要能出乎敵之所料，又何必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戰術表現？由於出奇的精髓在於打破常規，令敵不意。而這裡所謂的常規，通俗地講就是人人都能明白通曉的戰爭常識。而這些道理都是人們經過常年累年所積累下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某種認識，或在特定的條件下所產生的的某種慣性思維。而出奇目的就是要利用人們的慣性思維而反其道行之，以期產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從而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在實戰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敵這種邏輯誤區和慣性思維，以常規意義上的正兵戰略戰術起到奇兵的作用。當敵料吾必出奇者，而吾恰出奇，則奇反成正；若此時吾出正者，則正反成奇。正如同衆人所說的“虛可實之，實可虛之”，然有時亦可作“虛則虛之，實則實之”。而機械刻板地純粹從形式上去理解奇正，正是因爲這些人用靜止孤立的眼光去看待運動多變的實戰，是典型的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而這又恰恰是大多數紙上談兵者的通病。否則判定奇正要都是如此容易，恐怕一個熟悉幾件戰例的小學生，都可以成爲數奇論正的高手。孫子言“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可窮之？”，又果如是乎？
\誤區二：取勝的方式僅限於出奇，而臨陣不出奇者就不是善兵者。
《孫子》有言道：“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然細思之，孫子此言非偏乎？若依其言，但可奇勝，正獨不可勝？或曰，但奇必勝，但正必不勝？事實上，奇可勝，正亦可勝也。孔明克平孟獲，李靖征討高麗，皆爲正兵之功也。奇與正，不過是爲了獲得戰爭主動權並藉以最終獲勝所採用的不同手段而已，用兵的根本目的在於獲勝，而運用奇正的目的，也不是爲求奇正而用奇正，而同樣是爲了勝利而運用奇正。既然正可爲勝，又何獨貶正而褒奇者哉？奇正無高低，唯用者耳。而今人之所以將所謂的出奇制勝如此推崇備至，僅僅是他們對於那些經典戰例中由於出奇而獲取的短期暴利的巨大貪婪和盲目膜拜。不僅要獲勝，還要追求大勝，完勝，而且最好能一擊斃敵，一勞永逸。誠然，人的趨利性無可厚非，但對於瞬息萬變的實戰而言，這種心態其實只是一種狹隘的極端主義和絕對理想化思想。如果在實戰中受這種思想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每戰必追求形式上的出奇，是爲善兵者所不足取的。正因爲此，曹操輕軍平定烏桓雖被今人奉爲將運動戰，破襲戰、兵貴神速等作戰道理運用到極致的經典戰例，但曹操本人卻沒有如後人那般將其的“出奇”之舉以爲至重，認爲“孤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相反前曾勸阻其輕軍前行的衆人所提之議才爲“萬安之計”，並重賞其等，令其後“勿難言之”。（《武帝紀》引《曹瞞傳》）而富有軍事韜略善於出奇的司馬仲達，在已強敵弱的情況下，爲求保險而寧可遭“畏蜀如虎”之譏，受巾幗婦人之辱。這是因爲他們都正確理解了孫子所講的“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和“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的作戰思想。而多數紙上談兵家們，卻不明白其實所謂的已勝，是首先建立在已之不可敗的基礎之上。也從不知徹底領悟孫子所講的先“已之立於不敗之地”，而後纔是“不失敵之敗。”而只是片面的認爲凡用兵者，必是先“不失敵之敗”，然後才考慮到或者根本就不考慮將已“立於不敗之地”。
誤區三，片面強調與突出奇兵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爲凡出奇者，必將獲勝。
“出奇”必須要看對象，並非所有的“出奇”都能獲勝。在實戰中，一個優秀的指揮員在運用何種戰術策略時，必先充分考慮到影響戰爭勝負的各個因素，並結合兩軍戰力以及將帥智謀優劣等特點，從而做出最恰當的安排選擇。而不是盲目地，不分實時的，拿經典戰例中的戰術佈置加以生搬硬套。很簡單的一個道理，能在固定靶命中十環的人，卻不見得在移動靶還能照樣打出十環。戰爭的主體是人，而不是石頭，樹木之類不知變通的死物。作爲軍事常識，已可懂得，彼何嘗不可懂得？劉備以伏兵計，曾在博望擊敗曹將夏侯敦、于禁，卻計沮於夷陵陸遜之手；孫桓違背“歸師勿掩，窮寇莫追”的常理，追擊劉備可以大獲全勝，而王雙、張郃追擊孔明所率的蜀軍，卻只有陪上自己一條老命的份。可見戰爭的結果是在交戰雙方共同影響下所產生的，其勝負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手智謀的高低。故孫子會認爲“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孫子·軍形篇》），李靖會認爲“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談判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