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時代激烈競爭的形勢，決定了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場合的真僞錯位，或以假亂真，或以假亂假；或以真亂真，或以真亂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無智者頓入迷途，無識者難出泥潭。
真僞韜略在三國時代的軍事鬥爭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孫子在其所著《孫子兵法·計篇》中指出：“兵者，詭道也。”講究詭秘，從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無常形，以詭計爲道。”三國韜略家普遍認爲，戰無其詐，難以勝敵。而先秦兩漢的不少智士認爲，“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呂氏春秋·義賞》)欺詐的作戰方法，可以偶爾爲之，絕不可長此以往，一用再用，因爲這不是長遠能用的方法。這表示了與孫子相反的意見，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見。這種不同的說法，到三國時代，就沒有人再堅持了。人們不是反對這一軍事定律，而是積極設法識破欺詐之術，在自身識見上下功夫。
真僞韜略在三國時代的運用十分廣泛，大類有誘、迷、驕、誤、挑、動、疲、間等法。孫權將領周魴以兵不厭詐，利之誘之的韜略，大破魏曹休之軍。曹操西征，攻打馬超，曹軍以肥牛健馬引誘敵軍，使其緩於追擊，最後曹軍全師渡過黃河，未受損害。此爲誘敵。賈詡在危急關頭冒充名將段熲外孫，威嚇手操生殺大權的叛亂氏人。此外還有趙雲空城計等，爲迷敵。官渡之戰中，曹操解白馬之圍，至延津南設下埋伏，解鞍放馬，丟棄輜重，致使袁軍中計，大將文丑被殺，此爲示弱驕敵。鄭泰阻止董卓徵兵，張鬆、法正勸劉璋迎劉備，孫權致書曹操稱帝，陸遜代呂蒙爲統帥……均爲誤敵。三國末期，諸葛誕反魏，司馬昭利用敵方矛盾，加以挑動，最後攻下壽春，殺了諸葛誕，用的是挑敵韜略。公元231年，吳將孫布向魏揚州刺史詐降，佯動欺敵，是爲動敵。猇亭之戰中，陸遜利用劉備求戰心切的弱點，與其相持，疲勞蜀軍，在長達半年之久的時間中，使蜀軍的挑戰、求戰陰謀落空。當蜀軍被拖得精疲力盡時，陸遜尋隙而攻，將蜀軍打得落花流水，此爲疲敵韜略。王允說動呂布謀殺董卓，杜預設法破壞東吳君臣關係，爲間敵。真僞韜略在軍事上的使用極爲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關東聯軍起兵反對董卓，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司馬懿輔魏……都是出於某個集團的需要，實施真僞韜略的結果。
外交上，劉備對袁紹、曹操、劉表的加盟，吳蜀聯盟的建立，東吳向曹魏的稱臣，劉備與劉彰的友好，曹操對西部勢力的寬容……都是採用真僞韜略，因時制宜的結果。
“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韓非子·難一》)，頻繁的戰爭，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帶上了軍事的烙印，充滿着險惡。何進被宦官殺害，丁原被義子呂布殺死，黃巾軍起義前夕唐周告密，劉虞被害，張溫被殺，張邈謀叛曹操，禰衡被害，楊彪被誣下獄，杜畿穩定河東，呂蒙奪取荊州，費禕遇刺，鍾會、鄧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鋒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歸黃泉。真僞韜略經三國時代刺激，發育得更爲成熟。兵詭必疑，慮疑必敗。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動也好，在充滿欺詐的環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處。當然毫無根據的懷疑，一定會導致失敗。
韜略家們必須煉就“火眼金睛”，明識真僞，才能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遊刃有餘，立於不敗之地。正是客觀現實的需要，三國韜略家們積極從事真僞韜略的探索，總結了一系列的實踐，在理論上形成明確的認識。
首先，真僞韜略運用的成功，必須營造真正的真，因爲只有真實，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實，纔會給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動的決心，最後使對方在信以爲真的基礎上行動，謀方纔會受益。曹操離間叔父與自己父親的關係；董卓虛張聲勢，設法讓他人感覺大批西涼軍隊進入洛陽城；趙雲設空城之計；孫策誘劉勳進攻上繚；東吳數次誘曹軍深入腹地，加以打擊……都是以真動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僞韜略適應於智囊對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對較低水平的智囊，適應於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決策者，適用於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軍事、政治集團。如果雙方智力相當，則雙方的爭奪會演變爲綜合實力的競爭，真僞韜略就沒有用武之地。諸葛亮的南征北伐，東吳的北攻西拒……均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真僞韜略不能創造永久性的價值，而只能帶來暫時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漢的歷程、東吳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個集團、國家的發展壯大，在於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僞韜略。
第四，真僞韜略的使用會腐蝕韜略家本人，會腐蝕整個社會，曹操雖然霸業輝煌，但在三國時代，“奸雄”、“漢賊”之罵聲不絕於書，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慣於使用真僞韜略，因其“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極端私心而受到嚴重影響。三國社會，險象環生，真僞難分，流風所及，民無誠信，虛僞、陰險、狡詐，殘忍的陰暗人格滋生，極大地腐蝕了民族肌體和社會組織。
由於真僞韜略在對敵鬥爭中發揮的有效性和普遍應用性，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擴大了應用面，導致社會環境的進一步複雜性，增加了社會的磨擦力，增強了各種力量之間鬥爭的尖銳化，客觀上，也使得韜略家們身價百倍，因爲他們的真知灼見，是真僞韌略的有力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