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韜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往往兩個對抗的集團，均有高層次、高水平的韜略家在運籌帷幄，出謀劃策。這樣一來，使用常規的韜略便不容易取得明顯的效果。韜略家們在不違背常規韜略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創立了許許多多的韜略變體。正是這一點，構成三國時期韜略理論上的特點。
遠在三國以前，中國的歷史已積累了大量的韜略原則。韜略運用中忌諱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照搬照抄、生吞活剝，講究靈活機動，隨機應變的思想，早已形成。至於如此自然貼切、廣泛普遍、頻繁不斷地被運用於政治、軍事、外交上，則是三國時代的特色。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無不精通機變；曹操用兵，彷彿孫吳，富於機變。田豐、沮授因機設策，靈活多變。荀彧善於以正禦敵，以變取勝。賈詡隨時應變，料事如神。何夔因時制宜，程昱因敵制勝，郭嘉臨敵制變，董昭通權達變，劉放臨機決斷，賈逵因利制權。任峻、蘇則、張遼、張邰、徐晃、李典、杜襲、趙儼、高柔、孫禮、辛毗、高堂隆、田豫、牽招、王基、鄧艾、諸葛亮、李恢、孫權、陸遜、陸抗、周魴······都曾成功地運用韜略中的變化原則，營造有利條件，奪取勝利。
無論是使用常法抑或變法，均不是目的，決定常變手段的是實際情況，“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繫辭》)“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宣公十二年》)“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能夠因敵變化而取得勝利，就可以說是達到神妙的境界。人們將良將用兵比作良醫療病，病萬變，藥亦萬變，如果病變而藥不變，則無法治癒疾病。
三國時代人們運用韜略，打破常規，從理論上概括，其變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數種：
一是識機制變，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見，洞察事物、事態。制定對策，變換方針，這類蹈略原則有因機制變、因機而起、伺機而發、隨機應變、因機立勝。變化的依據是機，是—種對謀方行動極其有利的機會。黃巾起義的爆發，大赦黨人的策略，曹操孤軍擊董卓，羣雄無視漢王朝的存在而競相割據。獻帝東歸，曹操集團對付袁紹二子之策，曹操頒佈唯纔是舉令，孫、劉決定聯兵抗魏，發動赤壁之戰，諸葛亮在猇亭之戰後恢復吳蜀友好關係，譙周對蜀漢政治出路的設計，羊祜、杜預滅吳計劃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爲變，取得大功。能在大的歷史轉折關頭，識機見勢，隨之而動，變換策略，變換主客，變換敵我，變換利弊，就能營造大的前途和命運。也正因爲如此，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以其才識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團的歡迎。
二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據形勢、條件、環境、情況而制定方針、變換對策。運用此類變化方式的範例，在三國時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據處境、形態、價值、功能、目的等綜合運用韜略，產生令人高深莫測的變化。賈詡勸張繡與劉表連和，受到曹操的攻擊。曹操退兵後，賈詡警告張 “不可追也。追必敗。”張繡不聽，果如賈詡所言，大敗而還。此時賈詡認爲，“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張繡不解，賈詡指出“兵勢有變，亟往必利。”(《三國·賈詡傳》)結果取勝。實際上，這裡賈詡之所以料事如神，在於根據曹軍處境合性地使用韜略。曹軍退兵時，曹操料知將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斷後，賈詡不同意張繡襲擊，是因爲堅持避實擊虛韜略。第二次進擊，則本着擊其不備，以強擊弱韜略。至於重大戰役，取勝的一方無不從處境、形態、價值、功能、目的出發、綜合性地使用韜略。如官渡之戰，曹軍使用的韜略就有：以正禦敵，以奇制勝，爭地必取，牽引制約，擴大同盟，爭取中立，鞏固後方，拔除隱患，聲東擊西，分散切割，誘之以利，以逸待勞，釜底抽薪，招降納叛，攻其不備等韜略。赤壁之戰，孫劉聯軍使用的韜略有：取長補短，以長擊短，以逸待勞，示形作僞，擴大聯盟，以少勝多，知己知彼，以戰止戰等等。孫子說過：“五形無常勝”，“四時無常位”(《虛實篇》)，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勢篇》)，因變制變，因變制勝。三國韜略理論對於變的綜合運用，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三國時代改變了秦漢以來兩大集團對抗的格局，使形勢走向三極競爭，這本身也是綜合運用韜略的結果。
常變之間，有一個制約的關係，如前所述，韜略變體是在不離開、不違背常規韜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吳、蜀末年，最高統治者昏庸無識，倒行逆施，自毀長城，自相殘殺，嚴重違反蹈略常規，等待他們的結果也只有自食惡果，自取敗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勝者，謂之神。”(《孫子兵法·虛實篇》)三國韜略家們正是以此古訓爲最高境界，在實踐中形成了常變韜略理論的豐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