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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田春達和郝東在忙了一上午調查後和管區的派出所長坐在一家小飯館裡吃飯，話題聊着聊着就轉到了這次案件上了。
“到目前再沒有查出什麼新線索了。”郝東有些沮喪地對說道。
“死者東西沒有被盜，現場也沒有兇器。應當說兇手肯定認識死者，是一起預謀的犯罪。”田春達嚥下一口湯後說。
“從死者生前的人際關係也找不到什麼蛛絲馬跡。在一個人海茫茫的都市裡，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被殺了，要查出線索還真是不容易呀！”郝東嘆口氣說。
“這也算是對我們自己的一種挑戰吧！”田春達用鼓勵的口語說道。
“老兄，我可知道你破案的頑強勁，你遇到案子是不破不鬆手呀，比烏龜咬得還緊。”派出所長笑着說。
“我就是這麼個倔脾氣，要不老刑警都叫我’倔驢‘呢。”田春達也笑着說。
“你是’倔驢‘，我是慢驢，今天兩條驢坐在一個飯桌上了。”派出所長笑着說。
“你不是慢，是慎重，辦案麼，還是慎重、細緻些好。”
“嘿，老戰友，你今天嘴怎麼這麼甜，是吃了糖醋魚的緣故麼？”
“今兒這糖醋魚味道確實好，我沒白吃，嘴當然也就甜了。”
兩個老友打趣地說笑着，喝着酒。他們覺得在一起有一種愉快的感覺。
吃完飯，派出所長說“那麼，這次的賬就讓給我吧。”今天是在派出所長的管界吃的飯，他自然就盡了地主之誼。
“不好意思，讓你破費了。”田春達表示了謝意。
田春達看着派出所長在賬單上簽字的鋼筆突然笑說：”現在用這老式鋼筆的人可不多嘍！”
“是啊，由於圓珠筆普及了，用這種鋼筆的人不多了。”
“那個殺人事件中就有一個物證是老式鋼筆。”郝東插話道。
“對，可好像不是死者的。死者名叫彭偉男，鋼筆上刻的名字是黃興文。”田春達接道。
“去年9月，在我管片內的一個公園裡，就有一名外地來南山市的人員因腦出血意外死在了公園的電話亭裡。那個人就是叫黃興文。”派出所長回憶着說道。
派出所長又說：“那個黃興文是爲了籌款來南山市的。當他發病時身上還帶着30萬人民幣呢。可沒有從他身上找到。他臨死前給家裡打電話時還說已經籌到了30萬元哪。”
“是不是支票？沒有去銀行査一査？”田春達問。
“不是，借他錢的人說是一筆現金。那個人不會說謊的。而且死者本人當時對家裡人講的也是現金。”
“這麼說一定是有人從死者身上偷走了那筆錢……”
“我們是這麼推測的。”
“偷錢的人一直沒有査到？”
派出所長點了點頭。
“這麼說，那個有這種鋼筆的彭偉男和黃興文有什麼聯繫吧？”
於是三個人在閒聊中達成了共識，認爲彭偉男有可能是偷走了錢的“兇手”。因爲那隻老式鋼筆有可能是從黃興文手中“轉移”到彭偉男手中的。
當然他們也考慮到可能是同名同姓的“黃興文”。但這種可能性畢竟太小了。彭偉男有可能在“拿”走黃興文身上的錢時也“拿”走了他的那支鋼筆。
“如果假定彭偉男是拿走了黃興文30萬元的人，那麼會不會和他的被殺有什麼關係？”
田春達提出了這個假設。
“說是假設也不無道理，不過上次的事件是去年9月份的，離這次的事件是不是遠了一些？”派出所長說。
“要不馬上和上次事件的遺屬聯繫一下，也許能找出什麼線索呢！”田春達說。
“對，我也有同感。如果證實了那支鋼筆是丟了錢的黃興文的話，那麼有可能與彭偉男之間有什麼關聯。這樣一來，對偵破彭偉男被殺事件說不定有幫助。”郝東說。
“對，我們就順着這個線索查下去。”田春達興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