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的指導思想不再是蘇聯革命理論變成了毛澤東革命實踐總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樣重大的決定竟然輕描淡寫地被這個年輕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出來讓許多人感到突然，即便是毛澤東已經擔任黨的主要負責人三年多，但他們仍然沒有想過歸納他的革命實踐形成中國自己的革命理論和策略，因爲他們心裡的領導人是蘇聯的斯大林。
有斯大林同志的關注支持、有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作爲下屬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就足夠了，還需要自己的指導思想嗎？這樣自行其是確立的指導思想萬一與共產國際的命令相牴觸、與斯大林同志的世界革命運動相背離怎麼辦？會被開除的！
被開除，弱小的中國共產黨在強大的封建地主階級軍閥統治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雙重打擊下就會失去精神的依託、失去思想的引領、失去鬥爭的力量源泉，那將是革命的災難！
他的動機看來是好的，可行動的方式卻是危險的，不能由着他一再挑戰組織的尊嚴，張聞天不由得再次生氣地說：“海松同志請注意你的身份，制定黨的指導思想是極其嚴肅的重大事項，你沒有權利隨意下結論，作爲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我們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同志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理論，除此之外都是對黨的性質的肆意篡改。”
陳海松很奇怪地說：“這麼大一個工農階級的政黨竟然沒有自己的指導思想，難怪中國革命如此艱辛曲折。沒有自己的規劃。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你們覺得很幸福嗎？有人替咱們操心咱們是輕鬆，可我一直覺得自己的事情還是自己操心更讓人放心一些。
我們黨成立18年了，大家回過頭去看一看就會發現在離開瑞金、開始長征之前我們一直是堅定地毫不動搖地執行蘇聯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命令。讓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加入國民黨、共同北伐、發動工農、消滅地主富農結果被國民黨出賣、手無寸鐵毫無防範被殺的血流成河，武裝暴動進攻中心城市結果把軍隊裡不多的革命力量幾乎拼光，保持革命隊伍的純潔肅清內部敵人、結果被自己人殺害的革命同志比戰場上犧牲的還多，改變游擊戰運動戰相結合的戰略戰術按照蘇聯大兵團正面防禦原則作戰結果損失慘重。
同志們，十八年來我們失去了多少好同志，沒有上百萬也有五十萬了吧！他們用生命換來的經驗教訓還不深刻嗎？讓萬里之外對中國革命一知半解的共產國際用蘇聯經驗指導中國革命大家不覺得形同兒戲嗎？只能說我們的黨很不成熟，還不能熟練駕馭中國革命。”
“這隻能說明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黨內執行上級決議不夠堅決。革命隊伍中非無產階級思想嚴重，有蘇聯支持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離開了蘇聯的指導豈不是更加艱難嗎？”
“正因爲這些主客觀問題的存在，纔要求我們要主動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根據中國社會的特點、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及時準確地做出對應的政策，趨利避害。
其實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中央蘇區的慘重失敗給黨創造了獨立思考、自主發展的機會，長征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們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生死關頭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終於開始收回革命領導權。按照自己的戰略戰術擺脫了困境大難不死，也算是一次浴火重生。
此後我們雖然與共產國際取得了聯繫，但是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事情要由中國人解決、中國革命要由中國人來領導，因爲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對中國現實狀況的全面瞭解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政策、做出有利於事業發展的各種決策。
抗日戰爭的爆發既是一次嚴峻挑戰也是一次歷史機遇。我們獲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取得了與國民黨在戰場之外展現各自特點、用實實在在的政績、戰績爭奪民心所向的平等機會。
所謂得民心者的天下，沒有民衆的理解支持就不會有革命的勝利。民衆的理解和支持不是靠我們給他描繪共產主義美好前景就能得到的，需要切實解決他的土地、溫飽、就業、收入、子女教育、疾病治療等現實困難。用強烈的對比吸引他們支持、參與我黨的事業。
國統區的混亂、國軍的軟弱、官員的貪腐、工業的落後影響着他們的國內外形象，我曾多次提醒蔣介石以及國府高官重將予以改進，可效果不大。我們不需要幸災樂禍卻必須吸取他們的教訓，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事他不做我們就來做，他做不好的我們就努力做好。
政治鬥爭不一定非要表現在戰場上，軍事行動只是最後的解決手段，而決定政權歸屬、政權穩固的是民心、是經濟，我們在進行暴力奪取政權準備的同時，應該加大其他領域奪取民心的工作，開始有意識地展開軍事之外的各項建設事業，培養經濟、教育、技術幹部。
周副主席正在國統區做國民黨左派、民主黨派的工作，陳雲、李卓然、林伯渠、任弼時同志在領導河西、綏遠、陝西、山西民主政府開展恢復經濟、創建工業、減租減息、發展民生的工作，張國燾、陳昌浩、羅榮桓、劉少奇正在敵後根據地發展抗日武裝。
這些工作對於增強革命力量、擴展黨的事業、厚實黨的基礎、鍛鍊黨的各級幹部、爭取各階層民衆的支持有着重要意義，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指導。很容易發生偏差。
偏偏這些工作是蘇聯共產黨沒有遇見過的、共產國際也並不熟悉、馬克思列寧更不知道遙遠的東方封建落後的中國幾十年後會發生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革命，他們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具體的指導，很難給出準確的決策，只能依靠我們自己思考自己的出路和策略。
所以我才強烈建議中央順應形勢的變化。拿出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導下的符合中國現實需要又被實踐證明是足以引領革命走向勝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消除錯誤觀念的干擾、凝聚全黨的力量、爲各條戰線的同志們指出切實可行、具體明確的階段目標、給出具體政策。
我說這些不是想否定前面大家對革命的貢獻、攻擊蘇聯、攻擊留蘇回來的同志們，大家的願望是美好的、工作是勤奮的，只是實現理想的具體方式上過於依賴共產國際的指導、缺乏自己的思考、沒有深入到基層去總結羣衆的創造形成有效的辦法，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
何克全見張聞天陷入沉思默不作聲問道：“你說不是攻擊蘇聯，可你的話裡話外全是拋開蘇聯、自主革命的意思，蘇聯那麼不好，你還要去蘇聯當大使。你怎麼去履行你的職責呢？”
“我沒有在蘇聯學習生活過很長時間，可能感情上沒有你們那麼強烈，但我喜歡一分爲二地看問題，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對我黨的支持是一個方面。他強行推行蘇聯革命模式、對周邊國家懷有領土擴張野心是另一面，這是正常的，作爲任何一個大國都是如此。
日本人念念不忘他的大陸政策，可也支持了孫中山、汪精衛、魯迅等很多民主革命者，東京曾是中國民主革命者的主要活動中心。許多國民黨高層和我們對蘇聯一樣對日本充滿好感，美國在多次列強瓜分中國權益的會議上也表現出對中國的友好，反對過分損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接受大批中國學生在美留學。知識階層、有產階層裡對美國也是頗多好感。
好感是好感，理智是理智。兩者不能混爲一談，我們只要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來看待這些國家就會發現他們對我們的友好、支援都帶有很強的功利目的。是利益驅使下的不平等交換，不是資源就是主權，要不就是藉助我們的力量轉嫁他的困境。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把自己緊緊綁在某個國家身上，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某個國家或團體的大包大攬上，國家之間沒有永恆的天然的朋友，只有相互可以利用的利益關係。
我這次出使蘇聯抱得也是這個觀點，加深中蘇之間的合作關係，利用它希望我們拖住日本帝國主義的願望，儘量多的爭取物資援助，幫助國民黨正規部隊獲得與日軍相當的武器裝備，多保住一些國土、少丟失一些城市、多消耗些鬼子有生力量和戰爭資源，減輕我軍壓力。
同時，我會努力爲西北各工業基地挑選一些先進的機器設備、實驗器材、新型材料，幫助工業基地建立起門類齊全、相對先進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科學研究系統。
除此之外，我還會以特使的身份秘密途經德國出訪法國、英國、美國，宣傳我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壯舉，批評他們一直以來的綏靖政策，提醒他們做好反法西斯進攻的準備，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基礎，爭取得到他們貸款、裝備、設備、人員等實際支持，接收我國選派的留學生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航空、船舶、電子、機械、化工等軍工生產技術。
同時我還建議把滯留在蘇聯的我國人員逐步撤回國內，我們的抗日軍政大學、河西大學、包頭工學院、西北農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師資力量並不差、辦學條件逐步改善，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直接接觸中國的現實社會、生產狀況、研究中國社會、激發改造中國的願望。
這對他們本人和我黨幹部隊伍建設都會有很好的促進，另一方面也會減少外界對我黨的指責，戰爭中我們的孩子、親屬在蘇聯無疑給黨的形象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