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叔，戴笠來電，徵詢新幾內亞島附近關於島嶼和海洋方面的處理意見，我也諮詢了我們研究院的專家，具體還是您拿主意。 從二戰結束以後的具體情況我要專門給您一個報告。”
第一，提倡共同開發模式，這是海島爭端談判最主要的獨特之處.
海島的歸屬不僅涉及到島嶼本身，還涉及到島嶼周圍的大陸架和海洋經濟專署區的劃分。這樣，如果島嶼歸屬問題不能解決，這片海域開發也就會衝突不斷。
所以在談判曠日持久，海島佔有權難以解決的情況下，針對海島周邊海域一般都會提出共同開發的方案。
第二，連鎖效應明顯，這也是《聯合國海洋公約》生效後賦予海島談判的意義。
《聯合國海洋公約》雖然確定了海洋經濟專署區的範圍，但對重複海域的劃分規則沒有給出明確規定。
但是，不管採用什麼原則、標準和方法，都須經有關國家的商量和同意。然而各國國情千差萬別，具體利益和戰略考慮又各不相同，因此達成協議自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所以，一個國家在海洋權利談判中使用的原則，很可能被其他國家以習慣法的形式在與其以後的談判中加以引用。
特別是那些還沒有達成任何海洋劃分協定的國家，第一步更顯得尤爲重要。
第三，談判舉證獨特，爭議多。
在海島談判中，地質結構法是談判雙方的重要引證之處。海島屬於哪塊大陸架？在地質結構上和哪裡共架？這些不僅可以給島嶼談判提供證據，還關係到大陸架和海疆劃分結果。
這樣，談判國家都會加強對海底地質結構的研究，以科技來促進海洋權利談判取勝。
中國海洋權利意識樹立較晚，海洋開發的過程也不順利。
一方面，中國海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但產業結構還主要停留在傳統的海洋漁業和海洋交通運輸業上，濱海旅遊、海洋油氣、海水利用、海洋醫藥和海洋食品等新興海洋產業的產值不到30%
。
另一方面，中國所處的海洋領域也不太平，有爭議島嶼和海域問題都沒有解決。
一是要加強宣傳力度，要被國際社會所採納。
二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要實際佔有。
三是加快發展海洋技術，爭取在共同開發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
海洋權利爭奪和其他國家利益爭奪一樣，是和國家實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海洋強國纔有實力去爭取、開發和維護自己的海權。
即使共同開發也是實力強的國家佔盡先機，海洋技術的先進是共同開發中的致勝法寶。
“老二，回電告訴戴笠，沒什麼好談的。人們常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在停戰談判中恰恰相反，成爲政治是戰爭的繼續。
戰場上打得好，在談判桌上口氣就硬。反之，仗打得窩囊，就無法在談判桌上揮灑自如。
告訴戴笠，我們就是不停的佔領小島嶼，然後移民，擴張，印尼政府方面的態度不予考慮。”
“還有，印尼通過了一個歷史性水域的政府文件。相關的概念我和您說一下。”
什麼是歷史性水域？爲什麼印尼要將所有島嶼附近的水域劃爲歷史性水域？
《牛津法律大辭典》的定義是：“國際法上，海灣可通過普遍默認而成爲一國內水的組成部分，儘管該海灣的封閉線超過一般法律所允許的界限。”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條海灣條目對領灣的界定有具體的規定，如明顯的水曲、水曲面積、灣口線長度不超過二十四海里等，但這些規定不適用於所謂歷史性海灣。
在第十五條又規定：兩國中任何一國在彼此沒有相反協議的情形下，均無權將其領海延伸至中間線以外
。但如因歷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有必要按照與上述規定不同的方法劃定兩國領海的界限，則不適用上述規定。
因此，在劃定基線、大陸架或專屬經濟區時，歷史性水域會構成有關情況而對提出此種主張的國家有利。
印尼政府想表明的就是，印尼對這一地區的海域擁有歷史性所有權。
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三條，條約約文經以兩種以上文字認證作準者，除依條約之規定或當事國之協議遇意義分歧時應以某種約文爲根據外，每種文字之約文應同一認準。
如遇意義有差別，應採用顧及條約目的及宗旨之最能調和各約文之意義。兩種文本均爲權威性文本。
國際上從1919年提出歷史性海灣這一概念以來，許多國家紛紛提出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海灣的主張。但被聯合國承認的很少。
《國際法中的海灣制度》一書中論述了確定歷史性水域的要素：“沿岸國家並不是採用國際法中一般條款，而是在一定時期內明確地、有效地、連續地對聲明歷史性水域的地區行使主權，並且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
雖然，至今還沒有關於歷史性水域國際性立法，但根據專家的大量研究和國家實踐，承認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海灣的條件一般可以歸納爲以下三條：
1，主張國對其水域公開行使權力。
2，在相當長時間內連續行使這種權力。
3，得到外國的承認或默認。
“讓專家準備資料是必須的。回電的意思－－佔領一個島嶼或地方就開始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到新幾內亞西岸共和國和新幾內亞東岸共和國成立並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後，這些小地方各個獨立。這樣迴旋餘地就大了，都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那就這樣，組織一個艦隊，以後可以叫聯合艦隊。擁有護航航母，巡洋艦，驅逐艦，潛艇，護衛艦，佈雷艦，掃雷艦，獵潛艇，魚雷艇和飛機。”
“好傢伙，你想的還真多，還挺全。行了，你看着辦，全盤計劃還要等蘇聯的問題穩定了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