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並沒有完全結束。這批知識青年到達縣裡以後，又接連發生了幾起流血事件。
因爲正好趕上新年，加之縣裡的具體分配方案還沒有制訂出來，知青們被留在縣城招待所住了五天。
元旦那天的晚飯吃餃子，大部分女生都到食堂去幫廚，男生們就一撥又一撥地往食堂跑，尋找自己“對眼”的姑娘。後來就在食堂的操作間裡發生了衝突。
起因也極簡單。一位女生從一個男生手中接過一摞餃子皮的同時，也接過了一封信。問題在於這封信寫得太拙劣了，內中竟有諸如“白天並肩耕耘，晚上親密播種，共同孕育革命的種子”之類的粗言穢語。也很難怪他，男生們到了這時幾乎人人都急了眼地忙着找“終生伴侶”。
女生讀了信以後，認真地看了那個男生一眼，嫣然一笑，隨手就把信交給了身邊的一個胖胖的姑娘，輕鬆地說：“喏，看信，給你的。”
胖姑娘很認真地看信，看完了又琢磨了好一會兒才突然哭了。她捂着臉跑出食堂，接着是一大羣怒衝衝的男生涌進食堂，把寫信者打得頭破血流；隨後，寫信者的哥兒們也聞訊趕來，雙方用菜刀、麪杖大打出手。
多年以後，還有許多當年的知青提起這樁求偶事件，他們稱之爲“播種工程”。這項工程整整延續了十年，伴隨其中的是難以言說的屈辱、痛苦、流血甚至付出生命。
也有幸福，但這種幸福多半是另一類型的痛苦。
筆者後來找到了這起事件的兩個當事者。當年的胖姑娘仍很胖，可是已經老多了，以至於我幾次脫口而出地稱她爲“大娘”。有意思的是，她返城以後一直在一家集體性質的食堂工作。提起那封信，她笑了，笑過之後卻有幾分感傷。她說：“那時候真傻，興許那是一樁好姻緣呢。”她現在的婚姻不太順利，丈夫開了一個餐館，外面有三四個“野娘們兒”。
那位情書中轉者現在是一箇中學的校長，精明幹練中絕不缺乏女人的溫存和風韻。不知是褒是貶，學校的老師們都說她是“人精”。
人精的婚姻也不順利。下鄉的第三年就嫁給了一個農民。現在沒有丈夫，據說有好幾個男人與她有交往，說不清是什麼關係。不過，這幾個男人個個都官位顯赫。
在縣城的第五天，即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隊去的前一夜，知青中又發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個學生幹部。知青們到達縣裡那天，在歡迎會上代表六所中學的知青向——縣領導表決心的就是這個戴着一副白框眼鏡的文質彬彬的男青年。
那天晚上縣禮堂爲知青們放了一場電影，同學們看完電影回到招待所時，他已吊死在房間的橫樑上。
他留下了遺書，字裡行間洋溢着對黨的滿腔赤誠和無以報國的痛苦。只有死才能剖白自己，他說。
所有的人都認爲這是一起成功的謀殺，他沒有情敵，是政敵對他下了毒手。但縣裡卻認定他是自殺，而且是“畏罪”。歡迎會之後，縣領導在一夜之間就接到了十幾封揭發信，揭發他在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和敬愛的同志的種種罪行。揭發信中還建議縣領導，此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應該讓全縣貧下中農都知道這一點，以便加強對他的監督改造。
縣領導找他覈實過這些揭發信的內容，爲的是對他本人和革命事業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