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在波斯阿塞拜疆行省俄國與波斯發生戰爭衝突後，英國拒絕向波斯履行1813年簽訂的條約，此後的十年幾方都恢復了平靜。
這樣的平靜，並沒有打消俄國對波斯領土的覬覦。
1826年，俄羅斯國內反什葉派情緒高漲，大批什葉派民衆害怕被迫害逃往了波斯。
這種由宗教問題產生的緊張局勢，加劇了波斯與俄國之間的敵對情緒。
在波斯國內，宗教教士階層呼籲要在高加索地區進行聖戰，阿巴斯王子力主開戰。
1826年7月，阿巴斯王子帶領的軍隊，打敗了俄國的前沿軍隊。
但在補給問題上，其父王法塔赫·阿里汗沒有支持阿巴斯進一步的行動，拒絕提供物資支持阿巴斯在阿塞拜疆同俄國的戰爭。
延誤時機，導致俄國人反敗爲勝，迅速推進到了波斯的大不里士地區。
在1814年的時候，英國沒有履行與波斯1813年簽訂的條約，這一次同樣也不會履行。
儘管1813年簽訂的條約規定，波斯遭遇歐洲大國的進攻，英國有義務進行軍事和財政的支援。
顯然英國只是單方面的讓波斯承擔義務，這種義務就是防止英國的敵對勢力經過波斯攻擊英國的殖民地印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部不可能對俄國進行大規模的抗擊，外部不能夠獲得有效的支援，土庫曼恰伊條約簽訂了。
1828年2月，阿巴斯代表波斯與俄國簽訂了這份不平等條約。
土庫曼恰伊條約，使波斯失去了與俄國有爭議的高加索地區的領土；俄國要求波斯支付2000萬盧布的戰爭賠償。
這形同訛詐，搶了人家的東西還要人家賠錢；同時俄國要求波斯給予俄國人在波斯的經濟特權和治外法權。
這樣的條約對波斯統治階層來說，只是一份能夠保證其繼續執政的條約，而對於波斯國內的大衆來說，這是一份賣國的條約。
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大衆的怒火，俄國駐波斯第一位傲慢的大使，扣留了國王的一名太監和反俄前首相的兩名妻子。
一名有影響力的高階教士，要求俄國公使館放人，並呼籲大衆去解救這名太監和反俄前首相的兩名妻子。
1829年2月11日，德黑蘭的商人率先行動起來，商人罷市抗議俄國公使館的這一行爲。
隨後，憤怒的人羣衝入公使館，除了一名俄國人逃跑外，其餘俄國人都被卡卡了。
這種嚴重外交事件，並沒有發展成俄國再次入侵波斯的藉口，因爲俄國正在同奧斯曼開戰。
俄國和波斯兩國都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對這件事情進行了冷處理。
最後的結果是，以波斯國王道歉的方式平息了，也就是說卡卡了也就白卡卡了。
在同俄國的戰爭中，阿巴斯王子沒有獲得支持，但在中亞地區卻鎮壓了許多起義。
這位有點抱負的王子，最後的結局是沒有活過自己的老爹，1833年10月25日去世了。
而阿巴斯王子的老爹法塔赫·阿里汗，則在1834年10月24日去世了。
卡扎爾王朝自阿迦·穆罕默德開始，非常重視繼承人的問題，但是像如此情況還是第一次出現，即王儲和國王先後去世。
內部的繼承問題受到了外部勢力的影響，有影響力的繼承人被英國人打敗。
英國人和俄國人支持阿巴斯之子穆罕默德王子繼位，因爲其年少且缺少威望，這樣就會更加倚重英國和俄國。
英國人以財政和軍事援助來引誘新國王，希望新國王能夠向英國方面傾斜。
例如，俄國人支持穆罕默德國王攻打赫拉特，及俄羅斯對外裡海的興趣問題上，不要給予俄國支持，但沒有什麼效果。
1837年，穆罕默德國王攻打赫拉特，英國人再次爽約，幫助赫拉特抵禦波斯的攻擊和包圍。
同時，英國出動軍隊佔領波斯的一座島嶼，威脅穆罕默德國王，如果不放棄已經獲得的阿富汗領土，就對波斯開戰。
對於英國人的威脅，以及久攻不下的赫拉特，導致的財政開支增加，穆罕默德解除了對赫拉特的包圍。
對於穆罕默德國王對英國人的無視，英國人怎麼能夠心理平衡呢？
不給默罕默德國王一點教訓，怎麼能夠讓穆罕默德國王長點記性呢！
1840年，英國人在背後鼓動了，什葉派伊斯瑪儀支派首領阿迦汗·馬哈提拉，發動反對穆罕默德國王的叛亂。
這位穆罕默德爺爺任命的克爾曼總督，最終被穆罕默德打敗。
在幾年後，這位首領被迫逃亡印度，獲得了英國人的庇護。
看着沒有教訓成，英國人在兩年後把哈爾克島還給了波斯。
這一時期，遜尼派的奧斯曼國內對什葉派的鎮壓，導致波斯與奧斯曼邊境衝突。
爲了維持在波斯的既得利益，英國和俄國居中調停，使奧斯曼和波斯之間的衝突沒有擴大化。
波斯和奧斯曼兩國就邊境問題，成立一個邊界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埃爾祖魯姆條約，確定了兩國之間的邊界輪廓。
1848年，穆罕默德國王去世，其子納賽爾丁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繼位了。
自阿迦·穆罕默德開創卡扎爾王朝開始，到法塔赫·阿里汗，這一時期波斯面臨了外國勢力的入侵。
波斯國內的權力結構由王權、教權、部落勢力，加入了另一股勢力即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尤以英國和俄國勢力最爲強大，這兩股外國勢力同波斯國內的幾股勢力，在不同時間可以相互組合，這就促使波斯國內的權力鬥爭更加的複雜。
在這一時期，雖然有君主專制方面的建設，但是部落勢力依然強大，教權依然是王權所不能夠觸動的一個階層。
這說明一個問題，即君主專制還沒有徹底完成。
在王權的統治方式上，還是依靠軍隊的暴力權和教士授予天命的支持。
波斯國內即便是在分封制或者是君主專制早期，都沒有形成一種以學術來成爲統治合法性的基礎。
不能夠以學術治國，即確立學術統治合法性問題，只能夠依靠宗教階層授予國王天命的方式，來確認國王擁有統治的合法性。
這一問題在分封制部落國家和君主專制國家時期，波斯都沒有解決這一問題。
導致的結果是宗教並沒有隨着制度的變遷，而退出權力的歷史舞臺，而以另一種方式存活了下來。
同時期的歐洲國家，宗教逐漸的走入歷史舞臺，而以解決大衆日常生活的方式迎來了新生。
伴隨着外國勢力的入侵，統治階層不能夠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促使波斯民衆起來反抗。
在反抗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一種變化，那就是宗教教士有着天然的號召力。
在當時波斯沒有一種學術可以團結民衆，只有宗教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也構成了後續上百年的底層鬥爭方式，即以宗教階層爲主要力量的鬥爭方式。
這種宗教的頑固性，並沒有因爲後期同西方的交往與爭鬥過程中弱化，反而使宗教以另一種方式獲得了新生。
這種新生有別於歐洲宗教退出權力舞臺，專注於大衆生活領域。
波斯什葉派宗教的發展，也是一步步的從下層尋求支持，以支持統治階層獲得發展的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宗教獲得了獨立的經濟來源和發展。
促使王權不能夠延伸到的地方，宗教以宗教場所和等級制教階制度，可以延伸到波斯的任何地方。
這種對民衆思想上的影響，使宗教階層看似不從政，卻有着巨大的能量。
在卡扎爾王朝建立之時，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中的一支烏蘇勒教派獲得了統治階層的支持。
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中的烏蘇勒派，獲得了對薩非王朝時期的阿赫巴爾派的勝利。
這更多的是源於統治階層對阿赫巴爾派，在薩非王朝後期教士攝政的反感，以及在薩非王朝後期阿赫巴爾派高階教士的教義創新。
這種教義創新，即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中隱遁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在人間的代理人爲阿赫巴爾派的高階教士，而國王只是最高階教士的行政代理人。
這樣的教義，在教士階層可以掌控國王的時候，還可以存在。
但是碰到王朝更迭，或者是強勢人物出現時，無論是哪個國王都不會允許這樣的教義和教派成爲國教。
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中，也有着不同的支派。
有的支派獲得統治階層的青睞，就會變成教權的繼承派，而沒有獲得青睞的支派就會被打壓。
教士階層內部也會根據形勢的發展，來逐步發展自己的教義，但是基本都沒有脫離爲國王即統治者授予天命的任務。
阿赫巴爾派在薩非王朝時期，同樣做着這樣的事情。
但後期因爲國王軟弱、教士攝政，這個派別就有點蠢蠢欲動。
欲提升教士階層的地位，修改了教義，想要達到教權要高於王權的目的。
薩非王朝結束後，阿赫巴爾派的教義，不能夠獲得統治階層的青睞，阿赫巴爾派失勢。
烏蘇勒教派，則把教義修改爲教義需要不斷的檢驗和解讀，但是這個解讀工作必須由高階教士來完成。
這種教義的創新，使得教士階層不觸碰王權的天命合法性問題，而維持了自自身授予王權統治合法性的地位。
通俗的說，就是王權統治者，是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隱遁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在人間的代理人；
而高階教士確認王權統治者，是隱遁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在人間的代理人，即授予天命，承認王權統治者有統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