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以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爲國教，但在這支派別中，同樣有許多不同的支派。
例如，薩非王朝時期，受到統治者青睞的阿赫巴爾派；卡扎爾王朝時期，烏蘇勒派則受到統治者的青睞。
教權下的教士階層，有獲得統治階層大力支持的派別，也有沒有獲得統治階層支持的派別，同時還有一些教士沒有能夠成爲教權下的利益獲得者。
這些沒有獲得教權下利益的教士，就對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進行教義創新。
這些教士期待獲得更多的支持，以達到與既得利益的教士階層一樣的利益。
在卡扎爾王朝時期，烏蘇勒派是主流，而阿赫巴爾派是支流。
卡扎爾王朝在穆罕默德統治時期，無論是烏蘇勒派，還是阿赫巴爾派，都受到了一次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
1843年春天，一位教士自稱是巴布，即通往影遁的第十二位伊瑪目的大門和代表。
這位教士通過一系列的宗教幻覺，聚集了十八位門徒。
1844年7月，這位教士和十八位門徒走向廣闊的天地，去傳播自己的教義。
我們稱這位教士所提出的教義爲巴布教，其教義同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中的謝赫派有淵源。
謝赫派是一名叫謝赫的教士所創立，這位教士認爲，真正的宗教教義是通過夢境來同歷代伊瑪目進行溝通。
在學習教義的問題上，謝赫認爲，教義不能夠以程序化的方式來灌輸，而應該以直覺和心靈感應來理解教義。
謝赫派同現有的派別不同之處在於，其更加的注重神秘主義。
但是，這種靠做夢和心靈感應的方式，很難被教權各派別所接受。
教士階層是一個以家族血緣傳承的階層，即重要的教士家族都會把自己的宗教地位傳給下一代。
你如果說重要的教士家族都是女兒呢？
教士們一般都有好幾個老婆，放心會有男孩子的。
且女兒可以用來同其他重要教士家族聯姻，以確保自身家族在宗教階層中的地位。
這種世代沿襲宗教地位的慣例，使得大多數教士沒有獲得更高地位的可能。
一些比較善辯的教士、對教義有比較獨特理解的教士，會被這些家族以聯姻或者師生方式吸納進去。
即便是這樣的情況，大多數教士也沒有機會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謝赫派和巴布教的出現，就是在宗教階層中，一些能夠看懂宗教是什麼東東的教士，以創新教義的方式來獲取支持，來提升自身在教士階層內部地位。
謝赫派和巴布教進行了合作，這是對現有宗教教義體系的一種挑戰。
這種挑戰圍繞的是誰說了算問題，誰擁有代表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的解釋權。
謝赫去世後，謝赫派大部分信徒加入了巴布教。
巴布教是對現有既得利益的教士階層的反抗，並且更加關注社會民生。
一位女性徒，自稱是穆罕默德之女的化身。
她在公共場合不帶頭巾面紗，宣傳巴布教義，且要求廢除現有的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支派的教規。
巴布教的出現及壯大，不可避免的捲入了權力鬥爭中。
一些對現有王權繼承人及教權主流派別不滿的勢力，支持了巴布教。
巴布教的行動方式比較激進，常常訴諸於暗殺和武裝起義，使得全國範圍內氣氛緊張起來。
1848年7月，巴布被傳喚到大不里士，向納賽爾丁王子和一個高階宗教委員會闡述自己的教義。
這次審訊，巴布宣稱自己是第十二位隱遁的伊瑪目。
這種類似於或者比大仙上身更加低級的方式，很難使王權和教權接受。
高階宗教委員會經過審訊，確認了巴布不明白阿拉伯人遜尼派和其它形式派別的教義。
最後，否定了他的教義，並處決了他。
在這一年，國王穆罕穆德去世了，納賽爾丁繼位了
巴布被處決，帶來了巴布教徒瘋狂的報復。
1852年，巴布教徒暗殺國王，雖然失敗，但可見其決心和能量。
隨後，3000名巴布教徒被處死。即便如此，巴布教也沒有被消滅。
王權痛恨巴布教，教權也不例外。
王權痛恨的是巴布教不能夠服務王權，且對國王進行暗殺；教權痛恨的是巴布教竟敢挑戰教權現有的教義體系。
接下來，王權和教權聯手，只要教權確認爲巴布教徒，王權會立刻處死。
巴布教成爲了教權發泄怒火的對象，只要敢於挑戰現有教義體系的教士或者信徒，都有可能被確定爲巴布教徒。
在遭到王權和教權的雙重打壓下，巴布教分裂成兩派，阿塞利派和巴哈教派。
巴哈教派的教徒，主要以流亡的波斯人和非波斯人爲主。
阿塞利派的教徒，僞裝成爲現有教義體系下的教士或者信徒。
利用隱秘的方式聯繫，成功的打入了現有教士和行政機構中。
阿塞利派繼續反抗卡扎爾王朝，以隱秘的方式進行。
無論在波斯，還是國外，阿塞利派被認爲對波斯現代民族和憲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巴布教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們來看看新國王納賽爾丁。
納賽爾丁繼位時的波斯，已經是處於外國勢力逐漸從領土入侵，轉變爲經濟干預及內政干預的時期。
內憂外患之下，新國王如何改變這一局面，面臨的是舊體制下的權力慣性。
無論是支持王權的官僚階層，還是教權的教士階層，都習慣於維護即有的體制，以此來維護自身既得的地位與財富。
這位16歲的新國王納賽爾丁，任命了自己的監護人埃米爾·卡比爾爲首相。
穆罕默德國王能夠讓埃米爾·卡比爾做王位繼承人的監護人，說明的問題是這位監護人有着超越別人的才能。
埃米爾·卡比爾，一個沒有顯赫家世背景的人，因其在行政機構中的才能受到重用。
其父親是一名廚師，在波斯這樣沒有完成君主專制的體制下，能夠冒頭確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埃米爾·卡比爾曾經作爲波斯使者的身份出使俄國，就1829年波斯民衆卡卡俄國公使館館員一事，向沙皇道歉。
彼時的俄國已經完成了君主專制建設，而此時的伊朗依然處於部落王朝國家。
這次出使俄國，使埃米爾·卡比爾有機會了解，俄國的官僚機構運作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
埃米爾·卡比爾參與了與奧斯曼簽訂埃爾祖魯姆條約，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也使他了解了奧斯曼作爲和波斯同是一種宗教下，奧斯曼是如何由部落國家實現轉變的。
這使埃米爾·卡比爾瞭解了奧斯曼的規範運動，及法律和機構的改良計劃。
埃米爾·卡比爾在改良前，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例如卡扎爾王公部落叛亂、巴布教徒的暴動、土庫曼部落的起義，及土庫曼部落對俄國海軍軍港的襲擊等問題。
埃米爾·卡比爾作爲現行官僚體制下的一員，他所作出的改良是爲了維持王權的統治得以延續。
但在這一過程中，是要付出代價的，這種代價由誰來承擔便是問題了。
波斯在逐步擺脫部落國家社會形態，這是一種趨勢。
儘管這一趨勢在世界各地表現形式不同，但是都以各種方式努力擺脫部落國家這一社會形態。
比如，歐洲結束分封部落國家是以中央集權的方式展開，後變異成另一種方式，這是分封貴族同新興勢力妥協的結果。
波斯開始進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建設，開始的時間比較早，但是始終沒有完成。
原因有兩點，第一、是部落勢力太過於強大；第二、國王始終沒有找到一種可以替代宗教的思想合法性來源。
導致的結果是，國王合法的暴力權受到部落武裝的威脅，國王統治的合法性需要依靠宗教來授予。
這兩點的掣肘，就使得君主專制建設變得反反覆覆。
在薩非王朝阿巴斯時期，阿巴斯就加強軍隊的建設，同時使全國範圍的行政機構納入到中央管理，並且收回了稅收的權力。
這是從合法暴力權和財政權上做出了改變，但是這種應對方法只是建立起一個雛形，並沒有改變波斯部落社會的形態。
後續王朝，在強人執政的時候，部落勢力就會蟄伏起來；當國王軟弱的時候，部落勢力重新擡頭。
在這一過程中，王權沒有完成對部落的徹底改造，即消除部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區別。
以至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部落，都會忠誠於自己的部落，而不是自己所處的那個國家。
強大的部落勢力，決定了王權必須依靠教權來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
在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上，王權也是需要教權來授予這種合法性。
這種王權與部落勢力的較量，導致教權的崛起。
教權逐漸形成理論化和家族化的趨勢，使強人統治者都不敢向教權挑戰。
這種權力的制衡，使得波斯的王權沒有能力徹底終結部落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