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皇上這麼幫我一吆喝，這麻將的推廣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我以更快的步伐把麻將生產的作坊開了起來，生產一系列麻將和麻將的外圍產品，並依據不同顧客的喜好，生產了各種檔次的麻將。
當然，這一切都不能讓我自己出面，我讓王承恩給我物色了一個人選，充任麻將作坊的掌櫃。
當然由我百分百控股。
我貌似做這些做得很隱秘，但其實，京城裡都知道我信王的作坊壟斷了所有的麻將生產和銷售，誰也沒有打算跟我搶生意，所以，我也沒有發展到去欺行霸市。
大家都曉得，信王的背後是皇上，是整個大明王朝，誰敢叫板呢。
雖然我作爲信王有用不完的錢，但作爲一個後世來的人，多那麼一點點開天眼看世界的眼光，我當然知道，以農業立國是說一個國家貧窮落後的代名詞。不管怎樣，扶持手工商業的發展壯大是我當皇帝首先要做的事情。雖然在這個國家從漢朝開始就重農抑商，這些士大夫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與不恥都無法一時克服，但我堅信，這些人誰也不是道德真君子，家裡的錢絕大多數來自於私底下自己家裡掌管的產業，要知道我大明給這些官員的俸祿是不高的。
秦朝還出了個以商人掌控國家權柄的呂不韋，先秦還出了個范蠡，都是坐地起價的商賈，事實證明，以商人唯利是圖的眼光，打理一個國家更能做到精打細算，只要他是真心的想爲這個國家而不是僅僅爲自己謀利益。想一想吧，秦國，越國，哪個不是當時的強國。
雖然我對歷史知道的不多，但我也知道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人家的歲入就比多發展了三百年的我大明還多，靠的是什麼，當然不是人丁稅和田畝稅（南宋的人口和土地必然比我大明要少），而是商業稅收。想那個時候，我大中華的帆船競航在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那是何等的壯觀。我的老先人不知道是哪個開始居然實行禁海，害得我大明少發展了上百年。
事實證明那麼矇昧的野豬皮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都能幡然悔悟，原來，實業才能救國，也就發展到十九世紀洋務派的欣欣向榮。
而我大明的子民難道比清朝人來不如，經過我的教導，難道還不會明白，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有了這些思考
，我纔打算親身去實踐一下所謂的實業救國，發展經濟，繁榮祖國的工商業。
雖然我知道的不多，但我還是知道羣衆的力量是無窮的，只要發展起來了，並且爲我所用，那麼我的命運當然不至於吊死煤山那麼悽慘。
展開麻將生意當然只是我投出去的一小塊石頭，說實話，跟偉大的設計師說改革開放一樣，我這種想法也是摸着石頭過河，慢慢實踐纔是檢驗我這個真理的唯一標準。
雖然後世經得起歷史檢驗並且已經檢驗過的理論，在我心裡對自己非常有信心，但我相信這個世界的聰明人並不比我笨，而歷史真實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我所期望的事情，哪怕只是萌芽，這就證明，這些在後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在明朝的土壤就不一定行得通。
而且，我也曾經聽人說起過，我們這套摸着石頭過河的理論正在被歷史檢驗出若干瑕疵——作爲當權派，我當然不會全然否定這些領導的英明決策，說是瑕疵已經是我能容忍的極限貶義詞了。
所以，作爲未來政策的制定者，紫禁城的主人，我不能讓我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也不能讓我政令到了地方全被面目全非了。
所以，趁我現在還只是信王，獲得一些第一手最直觀的感受是必須的。而且，我這樣做還有別的目的，掌控大明的經濟命脈。
就跟後世的壟斷經營一個樣，我必須趕在那些商家做大做強之前，把自己或者政府掌控的那一家做到最大最強。只有這樣，整個大明王朝纔算是真正掌控在我手裡。
因爲自從有了貨幣這個價值體系以來，我們人類一切的社會活動都圍繞這個物品展開。也就是說，人終歸是經濟動物。我掌控了經濟，雖然不一定就不能導致流民，但那些商人必然在我的牢牢控制之下。
也就是說，現代政府的本質是財富的再分配，而我要做的使政府在這一核心功能外還要有一種能生產財富的功能。
那就是把一些牽扯到國家利益的商品由國家壟斷。（諸如……）
當然，這些東西並不是什麼新理論，我們歷朝歷代都實行的鹽鐵專賣。我說的是更多，不止這兩樣東西。
不過，在這個商品還不極大豐富的時代，我並沒有發現多少商品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比如，
我們這個時代還沒有中國石油，還沒有中國移動，也還沒有人民銀行。也還沒有中國菸草，國家電網。
但我相信，我總會發現一樣商品屬性符合我所設置的定義，然後就可以觸及整個大明王朝的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了。
那麼，我的目的就算是達到了。
首要要做到的一點就是改變這些社會精英，統治階級對工商業的固有成見，也就是商業，商品和商人的社會地位。
雖然我是一個不事稼軒的二世祖，但耳邊也總是響起一些諸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關於三農問題的討論。
（說實話，作者就是一地地道道的農民——作者）
這其實是可以做一做對比的。
我們後世生在偉大的新中國，立國的口號就是四個現代化，當然最最基本的還是發展工商業，徹底甩掉農業大國的貧窮帽子。
也就是說，我們的國策是“重商抑農”，雖然你從來不會在任何地方看到這樣一種提法。但細心的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對工商業和對農業的態度其實和古代對農業和對工商業的態度是何其的相似，只是雙方調了一個個。
雖然我並不懂得農事之艱辛，但我也明白一點，“我們”（對作者而言是“他們”，但對書中的主角而言是“我們”——作者）一貫的政策是利用剪刀差讓農業補貼工業。幾十年來莫不如此，以至於到現在已經養成了習慣而改不過來了。
（自從在某一天知道“剪刀差”這個詞以後，作者本人就對現在的一切體會失去了信心——這是婉轉的說話，實際的說法是，我對政策的制定者不會再給予任何信任，哪怕他們如何的巧言令色，即使我表面上表現得極端亢奮，但我內心依然是傷不起的農民——作者）
這跟我在這個世界的體會是一樣的，朝廷使命的壓榨工商業，使得工商業很難發展得起來。
我相信，只要我出一道政令，而且那些政令的執行者能夠很好的執行的話，工商業的復興是指日可待的。
而我要做的就只是讓那些執行政令的人不陽奉陰違或者陰奉陽違。
這可能纔是我以後一輩子要去傷腦經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我這輩子只需要做好這一件事就夠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