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晉開始直到隋唐，道家的治世理念又顯現出來。使我們必須看清儒道的關係。
儒家的核心是人性論（個人）需要服從社會。當時儒學人性論最高端是‘君子’。而君子就是完全服從社會的人。
道家的核心卻是社會觀需要順從世界觀，即社會要順從‘道’這個自然規律。你要造個潛水艇，用社會的仁義‘道’做指導是不行的。
西周農具還是以銅器爲主，平民用不起在當時還像黃金一樣貴重的銅器，公有的井田制是其農業生產的必然。在戰國時期，隨着塊鍊鐵（還是很落後）農具的普及和農業技術的發展。不用官員督導，就能家族就能生產更多的糧食，產生更高的賦稅。這樣由公有制轉變爲私有制的土地改革開啓了。
以土地公有制轉變爲私有制爲核心，任何阻礙這一轉變的事物都要被掃入歷史。生產不再需要更多的官員督導，采邑制便成爲土地私有化的阻礙。公侯伯子男層層上貢更加削減了國家稅負。那麼如何打破世襲世祿的采邑製成爲變法的攻堅。世襲世祿的貴族們有槍有人，也不會束手就擒。
這樣，根據事實情況，制定現實辦法的‘道家’的作用顯現出來。
在戰國時期，最先成功的是道家。道家不同於後來的道教，道家是實行黃老之說，而推行政治的一幫專業官員。他們宣傳老子的世界觀，審時度勢的治理社會。
他們宣傳老子的社會觀絕對順從世界觀，政治隨時而變。採用黃帝的辦法來治理國家，這裡最絕的就是黃帝的辦法。黃帝已經逝去了兩三千年。甚至有沒有這個人都很難考證，他們的辦法到底是什麼，沒有一個人具體的知道。所以。他這個說法，很適合專業官僚們‘揉捻’。看似追遠，其實是用的自己的革新方法。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會觀需要順從世界觀，即要順從‘道’這個自然規律。
孔子建立儒學時，推崇周公，希望以周公的方法治理國家。現實中，孔子還未看清世間變化，不認同‘道’和萬物有變化。崇拜近古人士的孔子卻做了復古之實。因爲周公的治理方法，非常明確。《周禮》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法律書籍。周公的那一套就是公侯伯子男世襲貴族的采邑制。孔子這樣其實是維護了舊的奴隸制。孔孟的治國方針出現‘方向性’錯誤，反潮流是早期儒學不張的主要原因。
而道家就是審時度勢的來治理國家，成爲新的改革家。戰國時代由井田制改爲私有制，官員的世襲世祿改爲郡縣制，已經成爲中國歷史的大勢所趨。
百家爭鳴，在戰國，道家可謂做到了一馬當先。他們在整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最成功的。
也正因此，道家走出了更絕對的人物，這些人物甚至只以統治者爲服務對象。以法爲制約社會的最高原則，這些人就是法家。在中國很多時候法道混淆，筆者認爲法家屬於道家的極左派。可以分離出去。司馬遷在《史記》中，將韓非與老子的傳寫在一起，也代表了當時漢朝學者也認爲法道不分。（司馬遷的父親是道家學者）。
道家在戰國時期非常成功，推行了土地私有制，並以土地私有制爲核心，任何不符合土地私有制的都得改革，以此破除了世襲世祿的采邑制。而法家屬於道家中的極端派，其甚至不考慮道家的根據現實情況而治理國家的觀念。在他們的心中，所謂的現實情況就濃縮爲富國強兵。一切圍繞着富國強兵這一理念開展。
從商鞅起，明確提出的國家理念就是耕戰理念。一切圍繞着更好的耕種，更有利於打仗來治國。這在爭霸天下的戰國後期還比較吃香。戰爭中國家不團結就沒有明天，往往推行極端的*。二戰中，英國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兵營，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也連任四屆，這都是戰爭時期的特殊現象。但是，這種極端的*不適用於和平時期，極端的專政完全壓制人性，完全順從統治者的極端*，這種極端*不適合於和平時期。司馬談曰：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秦朝的崩潰使法家變得臭名昭著。指鹿爲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漢時，一位學士對崇尚道家的竇太后說他崇尚法家，竇太后馬上命人把他扔進野豬圈，再扔給他一把匕首，讓他和野豬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嗎，竇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這一論點的人與野豬拼命。這是對法家最大的諷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這樣政權又回到了溫和派——道家的手中。道家審時度勢的提出來墨守成規，使得道家在治世的這個道路上又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文景之治。
漢朝之後，每當社會現實情況發生鉅變，既定道德無法指導現實生產，道家便會崛起。實事求是，摸着石頭過河，與時俱進，豈不都和道家的審時度勢相通。
雖然仁義還是永遠的道德核心，可是卻沒有更適合現實的‘禮’，舊禮卻無法指導現實生產和社會生活。因此從東晉到隋唐，道與儒可以分庭抗‘禮’。
道家做事審時度勢，很多時候表現得恰到好處，那還要外儒內道幹什麼？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會觀需要順從世界觀，即要順從‘道’這個自然規律。那麼我們今天所能瞭解到的最高的自然規律是什麼？無非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可以來指導大自然，對個人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他不能用來指導‘人類社會’。
這便是道家的缺陷。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不能全面認識社會本質。
人類社會的許多事情並非像自然界那樣明確。大多時候界限是模糊的，並非非黑即白。比如言論自由，筆者認爲自由是人類的一個基本權利，任何人都有評價甚至批評任何事物和人的權利。
但是言論自由可以批評，卻不可以侮辱。而在這批評與侮辱之間。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麼這個界限由什麼來區分，只能用道德認知來區分。
道家的治世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審時度勢的治世原則不可或缺。
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道’（自然規律），而人類的社會又有自己獨特的‘道’（社會規律）。道家只關心自然萬物的道，忽略社會規律是其重大缺陷。（儒家則正相反）我們舉兩個道家失敗的例子。這兩個典故還都很著名。
第一個例子是李陵事件。
李陵在大漠戰敗投降後，大多數大臣認爲，李陵戰敗投降，沉重打擊漢軍士氣，如果他這樣的行爲不被懲處，那麼以後所去的將領打了敗仗。都可以投降了。
而司馬遷認爲，李陵戰敗投降，或有隱情，對他的處罰可以等等再看。
這兩個觀點分別代表了儒家觀點和法家觀點，成爲儒法之爭的重要事例。司馬遷的觀點根據道傢俱體事務具體分析，認爲李陵投降可能會有更深層次的含義，認爲對他的處分應該等等下發，但是我想一想，就算李陵殺掉敵人可汗，那麼這個後果是什麼？這個後果僅僅是匈奴又換了一個可汗。對於戰爭敵我雙方几乎沒有影響。而因爲放過了投降者李陵，則可能動搖所有漢軍中高級軍官的戰爭決心。
戰敗比一定非要死，可以向蘇武一樣做俘虜。戰敗投降就是漢奸。此事非黑即白，沒什麼可談的。
所以，從儒家的盡忠盡義的觀點來處罰李陵是更加正確的。王夫之也持有類似的觀點。
第二個例子是淮南子事件。
淮南王劉安是西漢最著名的道家學者，其所著《淮南子》被稱爲道家巔峰之作。他還編著《淮南萬畢術》，深入探索自然規律。他在淮南四郡不循先法，不守舊章，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效果也很好。
淮南王劉安因爲子孫犯法，而被漢武帝割去了幾個城邑。一時氣憤準備造反。他是漢初的著名學者，他的首席助手伍被勸其不要造反。而淮南子以道家的觀點對伍被說：“武帝執政。對外戰爭太多，人們開始生活痛苦。這個時候正好是起義的最佳時機。”
而伍被卻用儒家的觀點來勸說其不要造反，他意思是，各個小家庭還沒有失去孝義，法律綱紀還未鬆弛，所以率先起義者不會成功。
劉安譏諷他說：“我們現在的實力難道說比陳勝吳廣還要弱嗎？陳勝吳廣只有區區百人，揭竿起義應者數十萬人。而我們一上來就有數萬軍隊，而且可以搶先率兵控制虎牢關，軍事家說只要控制虎牢關就等於控制了東方。（斷絕成皋，隔絕天下）”
伍被仍然用儒家的觀點來說明，漢朝人心未失，即使你有一定的軍事才華，也不能成功。
在無奈之下，伍被給劉安出了個狠主意，這個主意直接要了他自己的命。他用儒家的觀點看待這件事情，認爲若使漢武帝丟掉天下，必先使其丟掉人心。不如假傳聖旨，命東方各郡人民都去參加北伐匈奴，騙官員去捉拿年輕壯丁，這一下，必定天下洶洶。再利用這些捉來的壯丁起義，最後拉攏東方諸侯，或許能成功。這一招太陰毒，劉安又不敢用。結果倉促起兵，民心、軍心都不在他這一邊。連軍隊都調配不好，被殺。
淮南子看到了客觀事實，朝廷征討匈奴壓迫了人民；攻下虎牢，隔絕天下。但他沒有深入觀察社會，見微知著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此事也能看出儒生壞起來，更加混蛋。越有才華的僞君子越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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