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
雍國之都是塞上，塞上當中有王宮。
王宮本是以皇帝行宮的名義建造的，北河，面城，虎據城北，佔地廣闊。那宮中有殿，有閣，有苑，有祠，廣廈連檐堂皇富麗，宮裡苑景鬱鬱蔥蔥。
由李恪一手規劃的東苑是王宮的特色所在，那裡沒有假山深潭，百花繁盛的人工景緻，唯有一片竹林，幾澗小溪。
竹林深處有竹室一間，樓腳高企，名曰【天理】。
天理閣的歷史比王宮更短，只能追溯到李恪戎狄上將軍末期，上將軍莫府遷回塞上後不久。
這裡本是李恪爲扶蘇專門蓋的靜心閣，四下有溪，遠近有竹。若是嫌棄屋中憋悶，竹林裡還有鵝卵鋪成的小路和茅草堆蓋的風亭。
扶蘇很喜歡這裡，他每每應付墨家與非墨官員的口舌之辯，若實在煩了，就會讓蒙衝將竹林戒嚴，在裡頭躲躲清淨，複復元氣。
直到王后辛凌還都……
辛凌一眼便相中了天理閣，一言決之，把這兒連帶整片竹林都劃作了王后寢殿。
王后住在林子裡肯定是不妥的，然而辛凌之所以是辛凌，本就是因爲在她的腦回路里從來只有禮數遷就她，沒有她遷就禮數的道理。
她愛住哪兒便住哪兒，愛怎麼住便怎麼住，一不強迫自己，二不強迫別人，扶蘇若真顧忌禮法，不願把寢殿搬過來，夫妻分居，她同樣可以接受……
所以天理閣當天便升級成了天理殿，正式成爲了王上與王后的寢宮正殿。
辛凌不知從哪兒聽說，雍宮當中有一股歪風，所謂官員好言鬥，特別是那些中層官員，格外喜歡把告御狀當成在王上面前表現能力的特殊舞臺。
她不喜歡家裡麪人多嘴雜，便越過扶蘇定下規矩，凡未經通傳，三公以降，大臣們不許踏入竹林半步。
這下可熱鬧了……
大雍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王上好見，丞相難尋。
李恪在士林中有大名望，號稱才勝老商，百年比孔，始皇帝欽定千百年華夏唯恪一人，普通的士子想自薦，未見就已怯了三分。
官吏就更不必說。
非墨一系不會來他這兒打小報告，墨家一系又知道他喜歡實幹之人，不待見亂打報告。
而扶蘇就不同了。
好脾氣的雍王歷來奉行二十四小時值班，一旬十天無休的在崗制度。無論是自薦還是告狀，只要竹林不戒嚴，他鮮少拒絕臣民覲見。
連臣工們都覺得王上過得辛苦，期盼着素有賢名的王后還都，能夠佐夫成業，多少爲扶蘇分擔一些。
可誰知道，辛凌居然比李恪還高冷，一上崗就把如此珍貴的面君之路直愣愣切斷了。
妖女禍國，褒姒再世！
在扶蘇和李恪的縱容下，雍國言路素來自由，羣情憤憤之下，一夜間，類似觀點的奏本足足呈上去二千三百多斤。
然後……
第二天，歷來有不和傳聞的三公聯袂而現，在竹林外頭的小廣場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臨時大朝會。
那場大朝會沒有君王，塞上二百石以上官員無一缺席。數百臣工在太陽底下列隊杵着，眼看着三公笑眯眯燒了一整天奏本，從頭至尾，一句話也沒有多說。
從那以後，大臣們終於知道，原來雍國也不是天堂，在這裡，不是什麼話都能說，什麼人都能罵的……
大雍王后的威儀在短短兩天內深入人心，變得母儀天下，萬民景仰。
這一大事件的負面影響在於，因爲直接斷絕了個人投機對政爭的稀釋，墨家與非墨兩大官吏的政爭開始升級，變得隱忍，剋制，且逐步呈現出組織性和目的性。
而其正面影響則在於，在大雍的政治舞臺上，王權第一次擁有了正式的B角。
公子高與公主陰曼逃亡大雍，爲扶蘇帶來了胡亥大開殺戒的消息。扶蘇爲此大受打擊，當場昏厥，病倒了近二十日。
這本該是大雍王-相雙核政治結構的一次重大危機。
因爲李恪在草擬相府九令的時候並不知道扶蘇將會出現十幾日不能理政的空窗期，他的相令下得太快，一個不慎，應激的高壓就可能變作雍國兩大政團的正面衝突。
幸得辛凌當仁不讓入主朝宮，她抱着年幼的子女接過扶蘇的職責，當仁不讓地繼續充當起李恪領政的支撐和緩衝。
雍廷得以維持住穩定和效率，在扶蘇缺席的關鍵時刻接連通過了以相府九令爲核心的攏共四十七條重大決議。
西北九郡全面啓動，向着備戰方向竭力運轉，順遂得，全無波瀾得等來了扶蘇康復，重掌王權的日子。
危者，機也。
事發之前，誰也沒能預料到胡亥的狠辣居然會促成大雍的關鍵轉折。
病癒的扶蘇心中再無對大秦列祖列宗的愧疚，在受了胡亥的刺激之後，他決定另立宗廟，徹底與胡亥劃清界線。
僥倖逃生的公子高成爲了大雍首任王室宗正，嬴姓趙氏至此一分爲三，趙地一脈，秦地一脈，雍地又一脈。
扶蘇於六月初八領着羣臣在王宮宗祠完成對列祖列宗的首祭。
在祭詞上，他第一次在正式場合將胡亥稱作不肖棄子，秦僞皇帝。
此事令雍國上下士氣大漲，正統、從龍二詞一夜風行，成了官員口中最常聞的熱門詞彙。
只是在一片興欣之中，李恪卻略有些沒精打采。
雍國立祠之事和扶蘇祭文的內容最晚七月中就會通過史官之手傳遞到咸陽，屆時若是天下未亂，大雍就只得成爲天下第一支造反勢力。
便是天下亂得及時，逼咸陽咬着牙吞掉扶蘇的悖行，李恪還有另一件頭疼事……
還政之前，辛凌對他說：“亂局尚有時日，瑣碎雜事可交予王上、三府，師弟當抽些時間，爲耳和節開蒙。”
……
爲王嗣開蒙……
辛凌是很固執的，要李恪做趙耳和嬴節的老師是她一直以來的想法，爲此她還曾拒絕過始皇帝的御令，一度弄得李信下不來臺。
然而李恪卻並不想成爲扶蘇子女的老師，尤其是成爲趙耳的老師。
因爲若是一切順利，趙耳將成爲秦三世。
李恪的最大願景是爲大秦鋪平工商業發展的道路，使大秦以自身之力，開啓工業化的變革。
這是他一切行事的初衷。
他抱着這樣的初衷出世入秦，與始皇帝與扶蘇兩代帝王合作，始皇帝因爲欣賞任用他，扶蘇因爲信賴依仗他，但歸根結底，他們與李恪都是獨立的，而且對工商業的發展沒有更獨立的思考。
換而言之，帝王的視線能夠望到多遠，取決於李恪究竟告訴他們多少。
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決定統治者權威的唯一要素就是財富分配。
夏商周時，世人以奴隸爲核心財富，人口便是統治的支撐，戰爭就是斂財的手段。
所以封建時期的君王缺乏絕對的權威。
後世西方有一個說辭，叫作附庸的附庸，不是王的附庸，用財富論的觀點來說，就是諸侯的奴隸，並非君主的奴隸。
所以對有志於獲得更大權威的君主來說，奴隸才需要被解放，更遑論他們還找到了更優質的財富載體，土地。
對於獨裁者而言，土地是最優質的財富。
它依舊可以通過戰爭穩定掠奪，不會逃，不會躲，不會忠，不會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可以把財富賜予附庸，又可以在需要之時收回所有，土地絕不會對易主之事生出意見。
還是財富論，地主的土地，亦是君王的土地，如此獨裁的障礙就消失了，君主集權一下就變得理所當然。
工商業的發展與獨裁政治天然對立。
工業社會的財富載體是貨幣，它既具備奴隸不易回收的特點，又缺乏穩定的掠奪渠道。
工商業是怪物，在使文明強大的同時，也會使統治者喪失絕對的權威。
所以李恪的願景與皇帝這個位置始終擁有天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它或許現在還未突顯出來，但隨着制度改革的深入，卻必定要面對。
與未來的皇帝確立師生關係對李恪而言有害無益，這種倫理上的束縛會給未來的發展平添出許多不確定性。
比如在趙耳反撲的過程中，李恪一系出現內部分裂，傷害到改革成果怎麼辦？
又或是因爲皇帝悟性太強，引爆出一場不死不休的大戰，最終使李恪一生的努力，甚至於華夏這個民族在衰弱中步向消亡又怎麼辦？
李恪不願看到這樣的結局。
只是……他該怎麼拒絕辛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