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法治文化
文兵
作者簡介
文兵，男，1965年生，重慶涪陵人，哲學博士。現爲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兼任北京市哲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市高教哲學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中國人學學會常務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核心觀點
法治對於文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文化對於法治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的轉化，完全可以推進法治的建設。
法治與文化，可以作爲一個整體進行思考，這就是我們力圖要建構的與法治社會相稱的法治文化。把法治文化作爲一個整體打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爲它是可以把人們整合和凝聚起來的一個重要的精神因素。
“法治文化”不同於“法律文化”，這裡想首先界定一下這兩個概念的含義。法學界一些朋友對於“法律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總體上來說，是把它界定爲一種人類從事法律實踐活動所創造的智慧結晶和精神財富，是社會法律現象存在與發展的文化基礎。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律是一種文化。而“法治文化”所要探討的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整個走向問題。這裡涉及到的兩個概念“法治”與“文化”，不僅可以作爲一個整體看待，而且，還可以作爲兩個相對獨立的事物之間的互動來加以考察。
一個方面，法治對於文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文化與傳統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文化一直就是在不斷變化生成着的，傳統亦是在不斷吐故納新的。按新解釋學的觀念，傳統文化就是存在於人們的理解與解釋之中，經過這樣的理解與解釋，實現了“過去視界”與“當今視界”的融合，使傳統文化得以更新併成爲一種新的文化傳統。再按黑格爾的說法，傳統並不是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越遠，它就膨脹得愈大。因此，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不是要去固守，而是要創造性地轉化。這種轉化的重大契機則是對於時代挑戰的應對。在今天看來，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配套的現代法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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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是建立在血緣親情基礎之上的，與宗法制度相適應、以倫理道德的養成爲核心的觀念體系和價值追求。“血緣親情”使得這種傳統文化按照人情之遠近、親疏、內外之不同而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規範和要求。按費孝通先生在《鄉
土中國》中的說法，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社會範圍就是從“己”推出來的，因而對待他人就是有“差等”的。以“己”爲中心的社會結構，個體和別人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樣一來，道德與法律，都會因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不出來現代法治所需的“平等”原則，更不可能產生出一種“形式正義”來。再有，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是以“己”爲中心，但這個“己”是“克己復禮”、“返身而誠”之“己”，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格，並不是一個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主體”，恰恰相反，他常常被要求犧牲自身的“權利”而爲某種倫理觀念而承擔某種“義務”。如果存在某種“權利”的話，那也只是一種“道德權利”，即可以要求他人按照道德義務去做某事而已。這不僅與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原則相背離，而且也是與現代法治所需要的“契約”精神相牴牾。
對於文化，我們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要什麼的問題。文化雖然融入到我們的血液之中，但它也是人們集體再創造、再解釋的，而非僅是由前人創造而後爲人們被動地接受和體驗的。事實上，觀念形態與制度形態的文化也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和產物，它當然也會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孔子也曾說過，觀念與制度皆是可以“損益”的。這裡關鍵是我們在文化上應有一個“自覺”，即對於我們“缺什麼”、“有什麼”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臺灣學者曾針對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的體認，提出要在傳統的“五倫”（包括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之外建立“第六倫”，要求在對待“陌生人”時也能夠誠信、公平。但他們也認識到，人的行爲只有倫理的引導是不行的，還必須有法律制度加以規範與節制。
另一方面，文化對於法治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法治，最基本的就是對於法律的尊重，而法律其實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倫理的底線。法律只有內化爲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再僅僅是作爲外在的強制，而是成爲一種普遍的自覺的文化，法律才能得以堅守。文化，在一定的意義上，是我們賴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說是我們爲之生活的一切。人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情感、意義、價值等皆是由文化向我們提供的，可以說，文化就是我們的精神家園。西方學者伯爾曼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對這一句話，
國內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確定的是，伯爾曼並不是把法律當成僅是由法條所組成的沒有人的情感、意志和理性貫注於其中的機械的東西，而是強調法律是包含有對於社會秩序與社會正義的關切，包含着與宗教相近的“終極目的和生活意義”的。因此，只有當法治建設與文化建設內在相契合，法治才能真正得以推行。
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的轉化，完全可以推進法治的建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方面，作爲重要的思想資源可以參與到當代的制度安排之中。例如，“誠信”，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傳統美德，而在現代法律體系之中，誠信則上升爲一種法律原則，被有些學者奉爲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並稱之爲“帝王條款”。這裡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將一種自我的要求提升爲統一的意志。文化，不僅具有時代性，亦有民族性。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建設，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文化土壤。一些法治國家，具體的制度不盡相同，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則是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
法治與文化，可以作爲一個整體進行思考，這就是我們力圖要建構的與法治社會相稱的法治文化。事實上，法治與文化，總是相互交織着的。文化可有不同的層面，既可以表現爲一種外在的多樣的生活樣態、物化產品和制度構架，還可以表現爲內在的穩定的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法治與文化的結合，在前一個層面上，也就是從概念關係上來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因爲，法治，作爲一種制度、理念和精神，本身就是人們創造出來的，當然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法治與文化的結合，真正關鍵之處，乃是在第二個層面上。這就是要求法治的精神追求與文化的價值取向相一致。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把法治文化作爲一個整體打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爲它是可以把人們整合和凝聚起來的一個重要的精神因素。
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的條件下，出現了利益主體、價值觀念的分化，隨着主體意識的確立，在文化上呈現爲多元甚至是衝突的格局。有沒有一個相對統一性、主導性的文化？由法治精神所灌注的文化，就是這樣一種文化，不同於中國傳統的“人治”文化，其核心就是對於每個公民權利的尊重，就是對於公平、民主的追求。具體的文化樣態可以多元、多樣，但不論我們持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念、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總有一些基本的規範是不能逾越的，這些東西可以把我們凝聚起來，成爲我們共同的操守。在這裡，法治文化成爲一種規範性、引導性的文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