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殺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給《俄國導報》主編卡特科夫的信中，這樣解釋創作中的小說《罪與罰》：“這是一次犯罪心理學報告。一大學生被校方開除，生活極度貧困，他拿定主意要殺死一個放債的老太婆，搶走她的錢，然後一輩子做好人，堅定履行他對社會的人道義務……但殺人後，一種與人類隔離的感情使其萬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間的法則起了作用，於是去自首。”
撇開主人公命運不論，小說對人類文明的憂慮、對殺人理論的質疑可謂震聾發聵，尤其經歷了20世紀之後（它纔是殺人如麻的世紀，其殺人理論比以往更完善、更動聽，更披覆高貴的聖衣）。
小說借主人公的犯罪動機和自辯，提出了一系列哲學、倫理、法律及歷史學命題：（1）殺人是否有罪？（2）殺對社會無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權力爲一個遠大目標或造福人類的想法而殺人？（4）歷史上的“偉人”無不雙手沾滿鮮血，但同樣受到了命運的加冕、後世的膜拜，他們究竟是英雄還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殺了人，哪怕誤殺也要受懲，而“偉人”的大規模殺人不僅現實中不被指控，在歷史的訴訟中也總輕易被豁免，爲什麼？
正像主人公憤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爲什麼用槍殺、用炮轟，正兒八經地擺開陣勢，卻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殺人方式？”
這種激烈而憤怒的口吻，讓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語言，比如盧梭《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語言，揚·斯特拉賓斯基這樣評價：那是“一種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內心獨白，一種控訴性的語言……確信個人無辜，天真無邪，總是與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聯繫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應該說，在質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銳的、優秀的，他列舉的“偉人”劣跡基本屬實。不幸的是，他在詰問後選擇了效仿，倒向了歷史上佔便宜的一方。
“現在我知道，誰智力強，誰就是統治者。誰膽大包天、蔑視萬物，誰就是立法者……權力只給予敢去彎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後，他的結論是：要敢於做大人物纔會想纔敢做的事！只要擺脫了謀私的嫌疑，進入“大事業”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殺人底氣
正像主人公驚異發現的那樣，這世上確有“平凡”和“特殊”兩類犯罪情狀——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歷史涵義的犯罪和生計層面的犯罪；波瀾壯闊的集體犯罪和狗苟蠅營的個人犯罪——心理基礎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會評價不同，遭遇和後果也大相徑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較簡單，也相對脆弱，往往有一種生存失敗的無力感，多爲掙扎類人羣，帶有理想受挫後——對社**暗面不正常反彈的痕跡：自感已被世界遺棄，也就不打算承擔守法責任；自覺從未得到過社會道義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時，犯罪人畢竟清楚行爲的性質，雖然預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陰霾始終縈繞，他是焦慮、虛怯和驚惶的，且無信仰支撐，所以一觸即潰，輕易認輸。
大人物的犯罪情狀就不同了。請看下面——
“請不要被世上即要開始的喧囂所迷惑！謊言總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將再次戰勝荒謬，我們會清清白白地——像過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樣——立於世界之林。親愛的孩子，我交給你今後道路上的座右銘——也是生活對我的教誨，這就是：時時忠誠！忠於自己！忠於人民！忠於祖國！”
誰會相信這段慷慨陳詞竟出自納粹黨魁之口？乍一看，它與“林覺民遺書”“伏契克遺書”“茨威格遺書”有何二致？那氣魄、定力和誓死如歸的豪邁皆那麼相似。然而，這確是戈培爾夫婦服毒前寫給長子的訣別信。
這種荒謬的自信和狂妄源於何處？惟有的解釋是：信仰。一個超級精神罪犯的信仰。該信仰力量之強、之頑固，毀滅性之大，乃至人類付出了上億條生命和幾十年廢墟。顯然，在這位納粹信徒眼裡，法西斯戰斧乃天地間最正義的砥柱、最偉大的旗幟。
主人公雖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卻是拿破崙。其犯罪的深層原因尚不在於生計和私利，更多是爲信仰所驅，屬一種理性犯罪，不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義、替天行道之豪邁：“我想成爲拿破崙，所以才殺人……殺掉一個害人蟲，殺掉一個本就死有餘辜的老太婆算什麼？”他確信已識透了世間弊病和社會遊戲，且不甘成爲墮落時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動出擊，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氣還源於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懷。小說亦有交代：他疾惡如仇，有過不少扶危濟弱之舉，比如同學病故後贍養其父，比如從失火的房子裡奮力救出孩子，比如爲死於馬蹄下的路人辦喪事……小說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妓女索尼婭的腳：“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類的一切痛苦跪拜……”
這是一個雙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層的苦難體驗和悲憫之心，又暗含強烈的權力戾氣和支配。正是這雙重性，保障了其殺人底氣的充沛：“惡”得到了“善”的夜色掩護。比如，他對自己殺人時的慌亂不滿，並這樣**：“我不過殺了一個蝨子，一個討厭的、有害的蝨子……我不是出於個人，而是爲了一個崇高目的。我從所有蝨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個，殺死了它，取走我執行第一步驟所需的錢，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遺囑捐給修道院。”
正應了那句話：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殺人者的底氣就是這樣來的。
恐怖的“美德”
人是否有權爲一個遠大目標或“造福人類”而殺人？
稍稍瀏覽一下那些“偉人”傳記便發現，他們的青年時代，和小說主人公有着多麼相似的使徒氣質和拯世心理：同樣的憤世疾俗、磨刀霍霍；同樣的拒絕平庸、激烈尖銳；同樣的“捨我其誰”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同樣的獻身於“人類整體”之豪邁……
任何一種“主義”，都自以爲掌握了絕對真理，破解了人類歷史的方程和密碼，都自覺爲公意代表、良知化身，心理上早就有了道德優越和不容商榷的霸道……於是在行動上，也總試圖用自己的原則和尺度佔領世界，以自己的標準改造或消滅別的標準。
自以爲正確——這就是“主義”的力量。
他們堅韌，也可能殘忍。他們不計私利，也蔑視他者利益。他們不懼犧牲，也不吝惜大衆的性命。像戈培爾，連恨之入骨的人也認定“他不是利己主義者，更非膽小鬼”，他不僅自己陪帝國殉葬，還要求親屬獻身，妻子也認爲兒女“根本不值得活在繼元首和國家社會主義之後的世界上”。
再比如“紅色羅賓漢”——切·格瓦拉。他在《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道：“和平年代的任務就是要把戰場的革命激情灌輸到日常生活中去，使整個社會變成一所軍營！”他斷定“新人”就在游擊隊員中間，惟戰爭才能讓人恢復純潔關係，消除利己本能。“我們的自由隨着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他憎惡一切物質享受，個人生活更儉樸到極點……最終，他受不了“和平”的折磨，潛入南美叢林打游擊去了。“紅色羅賓漢”雖已逝多年，但其亡魂仍在風靡流浪，前幾年襲擊日本駐秘魯使館劫持人質的阿馬魯游擊隊，就自稱格瓦拉信徒。
精神暴力——尤其政治的“主義”暴力，我們常把它簡單地想象成荒誕與虛妄，而忽視了其“令人鼓舞”的因子和“真理”式的閃光。比如今天，我們毫不懷疑希特勒的瘋狂，但誰還記得他並非憑槍桿子——而是踩着老百姓的選票扶梯一步步登基的呢？誰還記得納粹黨竟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呢？當年又有幾個德國人指控過其荒謬？所以，後世的清醒不等於當代的迷狂，現世所有的明智，都享用了時間的利息。
任何人都無權讓別人歸屬自己的“真理”，理由很簡單：人皆有信或不信之自由。遺憾的是，連開創《人權宣言》的法國精英們，也用鮮血對付起了新生的“自由”嬰兒。羅伯斯庇爾在殺人演講中頻率最高的三個詞是：“美德、主權、人民”。其名言是：“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沒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
存不存在恐怖的美德和美德的恐怖？或者說，殺人的正義和正義的殺人？
坦率地說，我們很難消化這樣的“複合”概念。恐怖是一種粗野的反生命力量，美德是一種溫煦的支持生命的品質。而在所有美德中，崇尚自由應首當其衝，何以設想一種剝奪自由的美德呢？何以設想一種消滅異己的正義呢？
將教旨情結引入政治領域和制度操作，對一切現象和人都提出自己的道德訴求，正是法國雅各賓派殺人無悔的淵藪。若認爲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若認爲暴力也算得上美德，那隻會出現一種景象：血，無辜者的血！恐怖，循環的恐怖乃至無窮！
小說結尾，在西伯利亞服刑時，主人公病中做了個夢，夢見一場瘟疫帶來的世界末日：“染病者自以爲絕頂聰明和只有他才堅持真理，認爲自己的道德和信仰不可動搖，也是前所未有……一座座城市裡，整天警鐘長鳴，大家被召集一起，誰在召集、爲何召集，卻無人知曉……人們三五成羣，嘯聚一起商量着什麼，併發誓永不分離——但立刻，他們又在做與剛纔許諾完全不同的事，互相指責，大打出手。熊熊大火，餓殍遍野，一切人和一切東西都在毀滅……”
與其說沉痾之夢，不如說是陀氏留給20世紀最偉大和殘酷的預言。半世紀後，這場夢魘毫釐不差地在地球上演了。包括主人公的祖國。
兩種殺人後果
對日常小人物的犯罪，設一張審判桌就成了。
而像一個國家殺死另一國家、一個主義殺死另一主義、一個信仰殺死另一信仰、一個階級殺死另一階級、無神論殺死有神論或有神論殺死無神論……這等龐大的歷史公案，辨識與審理起來就難得多。
同樣奪人性命，但操作方式和殺人名義不同、兇手的權能和暴力解說詞不同，結果也就不一樣了。
先說日常小人物——
現實中不乏這樣的例子：當一個人身陷逆境，被某種惡勢力（比如地痞流氓、官匪惡霸）逼得走投無路、又告發無門時，怎麼辦？若孤注一擲自行了斷，比如將對方殺死，那就成了法律之敵；而忍耐下去，只能淪爲惡的犧牲品……若逢革命年代，倒可以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樣以泄惡氣，但和平年代則不同了。現實的法律（即使它本質上是清潔的）往往很難及時介入，只能被動地靜待、旁觀，對惡的懲處往往要等對方充分發育和膨脹——並有了嚴重的受害者之後，它才生效。
也就是說，即使較好的法律也只具懲罰功能，並不能完整、徹底擔負起維護公正的職責。甚至有時候，它還在某種意義上姑息、縱容了惡細胞的囂張與擴散……司法辦案中常見如此尷尬：明知誰在胡作非爲、誰是害羣之馬，但若沒有確鑿證據，或其行爲外露部分尚構不成嚴重犯罪，就拿他沒轍（甚至恨他們的人，包括警察，潛意識裡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來——以便法律登場）。迪倫馬特的小說《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描述的即這種尷尬，法官最後只得暗設圈套，靠罪犯來消滅罪犯。
至於法律自身的缺陷和瀆職，就更雪上加霜了。一個人，何以保障不受惡的威脅和敲詐，不成爲社**暗的犧牲品？莫非只有像主人公所說“不做犧牲品，就做劊子手”？
曾看過一部法國影片《警官的諾言》：一批警界內部的激進派，痛感法律無能，便暗中組織起來，以誅滅方式對販毒、貪污、黑幫等犯罪集團進行襲擊……按他們的話說，這是在爲人類清除垃圾，乃終極正義的需要。最後事情敗露，他們或自殺，或被同事逮逋。
每個人都有權捍衛自己的道德理念，都有權對世界公開自己的愛憎和價值判斷，而一旦將個人審判的結論付諸暴力實踐，執行對那些對立面的制裁，則又會受到現有法律的制裁。
倫理和法理的悖論、情感與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牴牾、程序正義與終極正義的衝突，是折磨現代社會的一組精神難題。
和個人懲兇反遭法繩的例子不同，歷史上確有一種幾乎不受懲誡的殺人現象：戰爭殺人，或集體方式的革命鏟惡。
看看我們小時候讀的“農民起義”“無產者暴動”的故事，哪個不是懷着深仇大恨，在月黑風高之夜殺了財主豪紳、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滸》全是這種人生道路，可他們全被後世視爲了梟雄。說是被逼上梁山，可哪個時代的落魄殺人者不是這樣的邏輯？殺人者幾乎都可被追問：爲何不求助法律而魯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屆時你已擁有法律的解釋權），否則一旦落敗鋃鐺，該判刑還要判，該償命還要償……
試想，像主人公殺死高利貸老太婆一事，若趕上俄國1917年那樣的時局，會是怎樣情形呢？還用得着惶惶然嗎？豈非鎮壓資產階級、消滅投機奸商大功一件？哪場鬥爭不鼓勵“合法”殺人呢？戰場上，兩個素昧平生、無冤無仇之人，只要軍服顏色不一樣，即掄起刀片砍過去——連眼皮都不眨，這就是戰場邏輯和鬥爭哲學。再比如在德國，若一個日耳曼人對一個猶太人有敵意，正常時候，他並不敢對其有所加害，但換一個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國水晶之夜”，該日爾曼人即可輕易傷害或殺死他的猶太鄰居，完全不負法律責任。
純粹爲個人殺人，還是爲集體或主義殺人——不僅社會評價不一樣，自我評價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爲個人殺人，多少會感到恐懼，會陷入情感矛盾和道德負罪，而一旦轉化爲替集體殺人、替政權或國家殺人，情勢則完全不同了，不僅道德陰影一掃而光，而且理直氣壯，頗有英雄主義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爲的盾牌，個人的有限行爲便被放擴成集團和民族在場的無限行爲，崇高感、神聖感、使命感油然而生，輕易即能和“偉大”“光榮”“不朽”聯在一起。
綜觀歷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經歷了——起初爲個人殺人、繼而替集體殺人、最後標榜殺人——之履歷。比如凱撒、拿破崙……乃至陳勝吳廣、洪秀全……無不在自己的時代和族羣贏得了殊榮。說到底，皆爲勝利帶來的利潤，“革命”成功了，“殺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殺人是否有罪，並不在於行爲本身，而在於權力命運、權力所匹配的話語權和解釋權，關鍵在於能否將個體殺人——依附和掛靠於某種集體或團隊殺人——這一“大”的行爲集合和政治神龕上。
此即“歷史英雄”和“殺人犯”的區別。我們的主人公顯然清楚其中的奧妙和貓膩，但還是不幸成了殺人犯。
不管政治主義者怎麼說，我本人的一個觀點是：
真正的英雄須是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生命支持者，是聖雄甘地，是反抗加爾文的卡斯特利奧，是曼德拉和馬丁·路德·金，是史懷澤醫生和特里莎修女……而非凱撒、拿破崙和李自成之流。
殺與被殺，都是我的恐懼。
2000年
喬治·奧威爾（1903—1950）
英國作家。生於英屬印度殖民地，1922年起，在緬甸任帝國皇家警官，因對殖民政策不滿，1927年辭職回國。1933年發表處女作《巴黎和倫敦的落魄生活》，陸續創作小說《緬甸歲月》《牧師的女兒》《讓葉蘭在風中飛舞》等，反映底層人的掙扎。1936年，爲支持反法西斯事業，奧威爾攜妻投身於西班牙內戰，在阿拉貢前線作戰時，咽喉被子彈射穿。後因不滿蘇共操縱，回到英國，創作小說《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39年，二戰爆發，加入國防市民軍。
憑藉對蘇聯體制的長期觀察，加上親歷體驗與思考，奧威爾分別於1944和1948年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隱喻小說：《動物莊園》和《1984》。
在《我爲什麼寫作》中，他說：“我的出發點是因爲我總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個人意識……我之所以寫一本書，是因爲我有謊言要揭露，我有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其《1984》，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的《我們》，被後世稱爲反政治烏托邦三部曲。
1950年1月21日，因肺病加重，奧威爾大量吐血而死，年僅47歲。很巧，這天也是列寧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