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伊凡·克里瑪《我快樂的早晨》及其他
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生存的單人掩體……被提供了一種自由地選擇哪一種型號的洗衣機和電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維爾
布拉格不快樂
與其稱“我快樂的早晨”，不如說它真正的主題是：布拉格爲何不快樂？
1968年，以蘇軍爲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克下臺。爾後，在蘇聯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權搜捕改革派和異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於是，逃亡的逃亡，入獄的入獄，緘默的緘默，“早春”痕跡被打掃得乾乾淨淨。
1975年4月，劇作家哈維爾發表致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披露“安定”局面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機，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價。
“現在真正相信官方宣傳和盡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時候都少，而虛僞之徒卻穩步上升，以至每個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
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指出：“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僞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剝奪人的知情權叫作政令公開……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現，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因爲該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僞。它僞造過去，它僞造現在，它僞造將來……”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還是死去”，被剝奪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識分子們也時刻面臨“挺住，還是倒下”這一痛苦和矛盾……從遭遇上說，布拉格更像知識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島”，政治和精神鐵絲網下的一塊“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滿了悖謬。”克里瑪說。
悖謬並非偶然，是從它的身世中長出來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標點，但它捐獻的作家和藝術家卻不乏世界級，其作品所傳遞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內心危機”和“人性異化”，昆德拉的“選擇”與“媚俗”，哈維爾的“責任”和“公民義務”——無不是20世紀最重要的精神命題），這大概因其生長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裡，這座迷人的城市屢遭侵犯，反覆地淪陷和被攻佔，而它只有被動地承受與消化。族羣、疆域、母語、信仰、政體、習俗——反反覆覆被君臨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個人無時不在忍受“車裂”刑罰。挫敗感、蕭條感、無力感、荒誕感、悲劇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紀，世界性的政治震盪、標誌性的精神事件無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戰、奧匈帝國解體、東西陣營對峙，納粹槍刺和“老大哥”的履帶，“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權運動（“七七憲章”），“天鵝絨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鋒、又是大後方，既爲戰士、又充炮灰，既當受害者、又做見證人。而大國的每次勝利，配屬給它的無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樣，對20世紀或更長遠的人類歷程來說，它的反抗和依附、覺醒和昏迷、驍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長故事——無不具有標本意義和世界性啓示。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註定了它的“悖謬”。就像一個早熟的兒童，過多地承受命運的詭譎，使它提早走向憂鬱和複雜，提早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裝……也使它比別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擊命運的種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
同俄羅斯民族性格的自信與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對一切都是低調、謙卑、優柔的。如果說俄羅斯歷史以尖銳、凝重的抗爭而醒目，那捷克生態則以沉默、抗壓的“鈍”著稱。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種自嘲習慣和詼諧能力，就像《好兵帥克》中的人物一樣。
1994年，伊凡·克里瑪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說——
“不同於周圍國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從不誇張，市中心你不會發現一幢高層建築或凱旋門……上世紀末，布拉格人甚至還仿造了一座埃菲爾鐵塔，但比原件整整縮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對偉大的一個幽默’。”
這種生存，是慣於馱着盾牌的蠕動性生存：緩慢，但有別於畏縮；沉默，卻不等於服輸。有一種生物，表面上匍匐，底下卻牢牢站着；外殼遲鈍，內裡卻靈敏；容易捉到，卻難馴服；凸起，又絕非炫顯——這就是海龜。僅僅用“忍辱負重”並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雖其一生都不會爆出激烈的動作或聲響，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尊嚴和根柢。布拉格即這樣一個“龜類”氣質的場，那種由長期屈辱史鍛造出來的抗壓性、防禦性，足以令任何一個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騎在了上面，也不會舒服，總有說不出的寒意和危機感。
它永遠不會有恐龍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籠罩感，卻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實而厚重的生存。
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如何度過被佔領下的日子？
多年後，蘇聯帝國體系終結，在加拿大一所大學課堂上，有人就當年的“布拉格之春”詢問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局外人想知道，這20年的光陰大多數捷克人是怎樣過來的？那位平日裡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陣，突然失聲痛哭……
於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從“布拉格之春”到“天鵝絨革命”，都是一段難以啓齒、苦不堪言的歲月。既悲憤屈辱，又曖昧難表；既理直氣壯，又隱隱底氣不足。
“你們是怎麼熬過來的？”若僅僅吐露個人，倒也簡單，比如控訴侵略者淫威，稱頌你熟悉的抵抗者，發泄有家難返的悲愴……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樁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釋一個民族20年的積鬱和內傷嗎？她能對同胞的整體行爲作居高臨下的評價嗎？她有權替千百萬人說出那不堪承受之輕或之重嗎？
集體的事實，從來就是龐雜、混亂、曖昧的。語言的簡陋——與歷史真相的根葉枝蔓、與靈魂深坑裡的嘈雜紛攘——實難匹配：一個積弱經年的民族，一個反覆被佔領的城市，近萬個日日夜夜裡，該怎麼做？能怎麼做？白天是誰？晚上是誰？心裡想什麼？實際做什麼……誰說了算？不僅反對佔領，更要反對絕望；除了對付他殺，更要對付自殺；不僅提防出賣與告密，更要提防內心的變節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獻上敬意，更要承認凡人的平庸與自私，對默默無聞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個人能對“集體”侃侃而談嗎？真實嗎？
任何自炫都顯得虛僞，任何鎮定都顯得做作，任何評價都顯得困難而多餘。
真實的心一定是喑啞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難理解——爲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輕”“爲了告別的聚會”這類邏輯糾結的題目了。敘述的艱難，來自事實的荒誕與正反的折磨。
我爲什麼不離開祖國
昆德拉的業績和聲譽與流亡是分不開的。相反，另一些“同質”者如哈維爾、克里瑪卻選擇了留守。我無意把他們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貢獻上的比較，而只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別，尤其想說明後者選擇的是一條多麼光榮的荊棘路——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後一類型總被歷史和同胞屢屢忽視。
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既是一道同貧困、飢餓、監視打交道的生存課題，更是一記人格、尊嚴、履歷——面對拷問的精神質疑，因爲它還有一句潛臺詞：那時，你在幹什麼？正像“文革”結束後，每個知識分子都面臨的尷尬：除了受苦，你還幹了什麼……
是啊，當一架偉大的歷史航班徐徐降落，除了慶賀，它的受益者有責任捫心自問：我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那部歷史？在漫長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種角色？是加速它到來的助推器？還只是個乞食的寄生蟲？是囚徒還是獄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獄吏？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自天而降的餡餅，我們不能繞開：一個人是怎麼穿越陰霾重重的歷史，被新時針邀請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應忘記：直到1989年“天鵝絨革命”，哈維爾一直在坐牢，克里瑪一直在失業，而更多默默無聞的人在忍受貧困和監控，他們爲每一束聲音、每一幅標語、每一篇文章、每一個舉動……付出結實的代價。當歲月開始向流亡者報以鮮花和掌聲時（他們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親愛的布拉格——包括俄羅斯和同類遭遇的國度，請不要忽略身邊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們中間、甚至乾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鄰居。
獲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熱衷把過剩的敬仰和感激——贈予遠隔重洋的流亡英雄們，猶如父母對失散兒女的補償，總覺欠之太多……卻有意無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甚至連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別忘了，正是他們，和你一樣赤腳紮根於母土，以最大的堅韌和犧牲，以坐牢、被監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穩的生活，消耗並瓦解着統治者的底氣，吸引着對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視。
如果已備好了一個榮譽儀式的話，我想，在那份被大聲唸到的名單上，這些人最有資格名列前茅，雖然他們無意於此。
伊凡·克里瑪，1931年生於布拉格，10歲進納粹集中營。大學畢業後，從事寫作與編輯，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權運動。蘇軍入侵後，他曾到美國密執安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後謝絕挽留回國，隨即失業。他當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有20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說，克里瑪與哈維爾、昆德拉一道，構成了捷克的另一種文學史：地下——流亡——文學史。
《我快樂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個傷感的故事》，敘述了“我”與早年情人重逢又離別的情形。最後，當女人問“爲什麼不離開這兒”時，主人公有一段內心答覆——
我可以重複向她解釋：“因爲這是我的祖國，因爲這兒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們正如他們需要我一樣。因爲這兒的人和我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因爲我願意繼續寫下去……對國外那種自由生活，因爲我沒有參與創造它，所以也不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
我還可以對她說：“我喜歡在布拉格大街的鵝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讓我想起這座城市的古老歷史……”
“因爲我沒有參與創造它”，這是最觸動我的一句話，也是同類提問最讓我信服的回答。
讓他們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連空氣中也飄着的奶酪味——
從裂縫中望去，我看見一個低矮的工作臺的末端，臺上有兩雙腳正蹬來蹬去。其中一雙顯然是女的，腳趾染成深紅色……
她已脫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襯衣和一條藍裙子。“伊萬先生”，她柔聲問，“你還想……嗎？”靠近大木箱，我看見，裡面一切已準備好了：毛毯和兩個枕頭。
這是《我快樂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別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和昆德拉咀嚼理性不同，克里瑪描畫的是一幅被佔領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繪，是販夫走卒的布拉格，是被失業、投機、輕浮和無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貪戀生存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與（重與輕、虧與盈），就像萬花筒中兩片最大的葉子，一直是捷克當代文學的魂眼。不難理解：一個人必須抓住點實際易行的東西（比如肉慾），才能將時間和生存維持下去，以對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下的精神空場和靈魂虛位——不失爲消極中的積極、虛無中的實在、卑微中的意義。
“只要熬過來，不幸的經歷總是值得的。”克里瑪說。
他完全有資格這樣說。要知道，他所有的兒時夥伴都留在了納粹毒氣室裡，除了自己，沒有誰記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對市民哲學來說，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成就——這往往是精英們“生不如死”的價值觀所無法原諒的。
，堪稱最原始最天然的資源——不分時間地點、最難自控和被控、遠離政治且隨身攜帶的資源。一個人，即使尊嚴和力量都被剝淨了，即使社會意義、公共價值都喪失了，無論多大的屈辱和苦難，至少還剩下一種樂趣、一件值得做的事：！不失時機、儘可能地！這是最難禁止、最無法忽略和背叛的本能，也是社會剩下的最後一隙自由。它無須被批准、無須請示和等待答覆。
聯想奧威爾的《1984》，在這點上，布拉格比“大洋國”幸運得多。
身體在燃燒，在燃燒。淪陷的屈辱、權力的淫威，終未能削弱布拉格的熱情和能力。克里瑪絲毫沒有對同胞的行徑表現出厭惡，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的同夥，在一個“星期三”的早晨，“我”甚至和一個渾身腥味的女魚販隨時隨地來點什麼……
借小說中一位老頭的話說：“讓他們吧，只要他們喜歡！他們喧鬧，可又有什麼關係呢？這好像也沒有影響到別人啊。”
積極的庸俗
在一片處處暗示着被剝奪和被佔領、遍佈愁容和嘆息的墳場上，“庸俗”——突然升躍爲一道彩虹，散發出醒目的美學之光。
生活正是這樣，它只能讓你在兩種苦難、兩種虛無和兩種絕望之間進行選擇。你所能做的，只是從兩者間選出你認爲容易忍受的、比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保持一點自尊的。
克里瑪這樣解說同胞的生活。
在崇高的激情和齷齪的助紂之間，他們涌向了“中間道路”：一刻也不耽誤的“日子”！任何政治務都不能阻止他們去尋歡作樂，去經營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動的私生活。以放縱應對荒誕，以歡愉勾兌沉重，以本能鄙視乖張，以揮汗如雨的肌膚磨擦填充四下的恐懼和空洞，以庸俗對抗政治標榜的嚴肅與正經……嘲笑了自個，也嘲笑了對手。他們以私人行爲證明自己並不注重權力之注重，並不在乎權力之在乎……他們向“關心”自己的政治炫耀：我在你之外很遠很遠。
這與“商女不知亡國恨”不搭界。
愛與都是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是生命最小單位的自由。不重視不維繫這種自由，就談不上人道。不支持該自由、不反映該生活的文學，也就稱不上保衛生活的文學。
其實，的溫暖——在很多國家和時代的“地下文學”及“地下生活”裡，都明顯匱乏。有血有肉、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生活，一向虧得可憐。人所有的動作，包括抗爭和妥協、崇高和卑鄙，幾乎都圍繞政治來週轉——只有失敗的公共廣場卻無溫暖的私慾世界，只有灰色苦難而沒有愉悅的閃亮，只有無休止的集體運動而沒有私性軌道……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政治勝了，因爲它的渦輪已將時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挾裹其中，少有人能擺脫政治設計的遊戲規則——連“反體制”也被迫成了另一種政治，沒有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東西！
於是，愛和欲便成了生存逆境中唯一的可燃物。愈是政治無孔不入的年代，它就愈發的珍貴，它的價值與形象就愈發閃耀。
《我快樂的早晨》中，有一位老頭，當得知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別人偷情時，忍不住大罵起來，“聲音因憤怒而發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們是人，一條狗都不會像這樣對待另一條狗！”
從這一點看，布拉格是值得慶賀的。
其深入人心的庸俗，不失爲積極的庸俗。
很多時候，保衛即保衛人的價值和意義，反抗暴政即從守口如瓶做起。
2001年
伊·巴納耶夫（1812—1862）
俄國19世紀作家，文學沙龍和社會活動家。出身於彼得堡貴族世家，1834年始，先後在《讀書文庫》《祖國之子》等報刊發表《一個上流社會婦女的臥室》《她將會幸福》等中短篇小說。1938年後，積極參與以別林斯基爲首的文學小組的活動，結下了深厚友誼。1847年，與涅克拉索夫一道接辦《現代人》雜誌。1861年，即去世前一年，完成長篇回憶錄《羣星燦爛的年代》。
巴納耶夫生於一個羣星璀璨、風起雲涌的時代。他的時空中閃耀着普希金、別林斯基、赫爾岑、奧加廖夫、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巴枯寧、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巨星的光輝。能與這樣一個羣體相濡以沫，實屬一個傳記作家的幸運。
忠實而動情地描述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光，正是《羣星燦爛的年代》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