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喬治·奧威爾《1984》
當一些作家還在爲自己及作品尚活於世而慶幸的時候，奧威爾爲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換成尊敬和懷念。
——（英）溫斯頓
和《動物莊園》那種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現的是黑色素的陰鬱。陰鬱，是因爲它逼近內核的程度——像一個人探入地窖，一級級默數着梯子，隨着溼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離窖藏多麼近。
閱讀時，我進入得非常快，就像一個小偷在熟門熟道的夜宅裡穿行，熟悉的階梯、拐角、扶手……這感覺令我吃驚。想起了主人公在閣樓上偷讀時的感受：“其實，它並未給自己帶來什麼新東西……這作者的頭腦與自己相同……他深深覺得，好的書本是把你已知道的東西再告訴你。”
我甚至生出一記想法：一本真正的書是讓人“害怕”的。
孤獨：偉大的冒險
在社會裡，如果有一種方式可使人接觸到“自由”的話，那就只剩下它了：孤獨。
——筆者
在“大洋國”，黨不許“孤獨”。
一個人在單獨狀態下容易恢復生命的真實，容易胡思亂想，變得敏感、多思和自憐……所以，“孤獨”就成了黨的大敵。黨一再鼓吹集體生活和公共行爲的意義，號召“個”投身於火熱的大家庭，成爲黨密切注視下的一分子。
原則上黨員沒有空閒時間，除了睡覺外，不能單獨呆着……做一些含有孤獨意味的事，甚至獨自散步，都是危險的。一個黨員從生到死，甚至當只有他一個人的時候，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孤獨的。
不論工作或休息，其表情、舉止，都要受到“電幕”（類似今天的攝像頭）和思想警察的監控。黨不僅需要表面的忠誠、客觀的服從，還要本能的“正確”，即情緒心理的“正確”。“任何細微的奇想，任何習慣的改變，只要可被解釋爲一種‘內在鬥爭’的流露，無不被探知。”
權力無邊無際，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猶如一個男性佔有狂，不僅勒索女人的每一個部位，還要霸佔愛，還要你必須愛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殘忍、有力，他會發明各種手段，摧毀人的神經，編篡人的記憶，修改人的情感密碼……進而鑄造出一個“新人”——一個愛他、願把一切獻給他的人。
主人公溫斯頓最早的叛黨行爲竟是寫日記——按“大洋國”法律，寫日記要被判死刑。因爲日記是孤獨的私生子，是想隱瞞什麼的表現。
“孤獨”，是令一切統治者都深感不安的。與“圓周式——繞軸轉”的集體生活相反，孤獨屬於一種脫衆的“離心”，是對“向心運動”的背叛。
在大一統的社會裡，一幅“個人”的肖像多麼難尋，“個人”的處境又多麼兇險而動盪不安。於是，拼命從集體大本營裡逃跑、爭取一份可憐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體制監獄最驚心動魄的舉動，有精神暴動之嫌。
對人的控制，總表現爲對人性的控制。、交流、友誼、財產……在權力眼裡，這些人性都是與自己爭奪羣衆的東西。所以，權力總處心積慮地強調集體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滅隱蔽事物，號召一切都向黨和領袖敞開。連幸福的涵義都改了：忠誠就是幸福，犧牲就是幸福，無私就是幸福。
這種極權價值觀，似乎租用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的“積極自由”和“人民主權”理論：“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都轉讓給了整個集體”“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於公意的指導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爲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貢斯當駁斥了這種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權”。在他看來，盧梭忘了一個基本原理：任何主權都必須交由具體個人行使，無論主權概念多麼抽象，一旦開始操作，主權者（人民）根本無法行使其權，只有授權於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黨）。他說：“在所有時代，所有國家，不論是人民的捍衛者還是壓迫者，都是不與人民協商而以人民的名義行事。”
從法國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極權演示，似乎都在爲貢斯當喝彩，往盧梭臉上抹黑。
“老大哥”在看着你
自由，就是能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
——主人公
“大洋國”最顯著的統治，就是對個人的思想監控。所有跡象都顯示：“老大哥”（領袖）在看着你。
到處瀰漫着“老大哥”的能量，頭像、聲音、語錄、意味深長的微笑……在錢幣郵票徽章煙盒上，在同事對視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探燈般的掃射裡。人時刻要保持忠誠於黨的嚴謹狀態，即使回到家，那狀態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撿起那本兒童歷史教科書，注視着“老大哥”頭像。那雙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彷彿有股巨大的力量，貫穿你的腦殼，恐嚇你忘掉一切……最後，黨將會宣佈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須相信這是真的。
“大洋黨”發明了一種控心術：“雙重思想”。即要求黨員學會一種自欺欺人的思維訣竅，比如明明清楚沒有民主，卻強迫自己堅信黨是民主的捍衛者，明明目睹各種醜行，卻要鼓勵自己往好處想……奇怪的是，這種催眠式的心術竟屢屢奏效，慢慢，人們學會了熟視無睹，並最終肯定了曾懷疑過的東西。
有點像溫火煮蛙的原理，有點像我們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學會愚蠢，讓靈魂休眠，充耳不聞，閉目塞聽。所以，當主人公聽一個叫賽姆的同事高談闊論後，頓生不祥預感：“他突然有一種自信，賽姆總有一天會被蒸發掉……”
還有一個教人自律的新名詞——“犯罪停止”：當頭腦中出現一個不應有的閃念時，應採取一種斷然喝斥、讓意念剎車的辦法。小說最後，在“仁愛部”（刑訊部），階下囚的溫斯頓試着練習“犯罪停止”：
他提出幾個問題，“黨說地球是扁的”，“黨說冰重於水”，他訓練自己不去理會那些足以辯駁這兩個命題的理由，學會漠視最淺顯的邏輯上的錯誤。
這是一種讓人正常地適應“不正常”的心功術，一種從容地指鹿爲馬的靈魂巫法。
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中說：古代“靠沉默的手段統治，並且它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而現代的可怕在於：它“強迫人們說話，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這一點安慰。”類似的處境，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今天的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連人們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獨夫統治下，以粗暴打擊身體的辦法壓制靈魂，但靈魂卻能逃脫打向它的拳頭，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國，它讓身體任其自由，改而壓制靈魂。”
托克維爾畢竟生早了，他是針對19世紀初的美國說的，他若等來斯大林時代，就會對此言有所改動了。事實上，現代並不打算放過暴力這種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意識形態
誰控制過去，誰就能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能控制過去。
——“大洋黨”的口號
溫斯頓在“真理部”工作，職責是僞造或虛構黨需要的“黨史”，像蜘蛛一樣，在黨過去和現在的言論網上縫縫補補，以便讓“過去發生的事”更好地爲今天服務。
奧威爾的小說情節並非杜撰，而是參照了上世紀30年代蘇聯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件。比如1934年至1936年，一些大人物病逝：政治局委員古比雪夫、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明仁斯基、作家高爾基等，當時政府曾宣佈他們病故，可到了1937年，他們被說成了遭謀殺，3位醫生被誣爲兇手，並挖出一個“深藏多年的反革命集團”來。
不顧舊史、捏造新史的事屢見不鮮。布哈林曾是列寧在遺囑中特別讚揚的人，但法庭上，他卻被控爲列寧身邊最兇惡的敵人、早在1918年就企圖暗殺列寧……更令人驚愕的是，第三次莫斯科審判開庭時，被告席上竟出現了一張讓人難以置信的面孔：內務部首領雅果達！僅僅一年前，他還親臨地下室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實施監斬，現在竟成了對方的同案犯。一個以鎮壓“託派”聞名的刀斧手，居然是託落茨基的親腹。一個把持了反間諜機關15年的人，居然被指控爲“外國間諜”。
確實應了“大洋黨”的口號：“誰控制現在，誰就能控制過去。”
除了“創造歷史”，“真理部”的另一職能是“生產現在”。電幕上每天都發送“人民生活幸福”的場景——
同志們！有個光榮的消息！我們生產上又打了一個大勝仗……今天上午，各地都舉行了盛大遊行，標語上寫着感謝“老大哥”的英明領導，賜給我們幸福生活……現在我來報告一些最新的數字，糧食……
這些糧食是“真理部”剛剛生產出來的。按溫斯頓的說法：除了疾病、犯罪以外，其它任何東西都增加了，每樣東西都呼呼地突飛猛進。
這不禁讓人想起那些真實歷史，一面是糧食每秒都在呼呼“發射”、報紙天天爲糧多“發愁”，一面是哀鴻遍野、成千上萬的種糧人活活餓死。
不僅新聞是生產出來的，連小說、詩歌等文藝作品，也由“真理部”按計劃來投產。
教育目標
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這種可能，羣衆的意見全體一致。
——《1984》
“家庭簡直是思想警察的延伸，使每個人日夜提心吊膽，深恐他最親密的人將之揭發。”
比如那倆尖叫着“我們要去看絞刑”的鄰居孩子。他們從小喜歡暴力、崇尚戰爭，天天盼着能殺敵人抓間諜，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大義滅親”……他們簡直就像機器吐出來的孩子，沒有親生父母，只有一位共同的爺爺：“老大哥”。
這個時代的兒童，幾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時報》每週總要刊登一些關於竊聽父母談話、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小傢伙（一般稱爲“兒童英雄”）的事蹟。
在培養下一代方面，“大洋黨”下足了功夫。
據溫斯頓的情人朱麗葉說，在大洋國，16歲以上的姑娘每月例行一次“性座談會”，向之灌輸性的醜惡和危害，青少年還組織起了“反性團”。
還有一項被視爲百年大計的國家重點攻關項目：“新語言工程”。溫斯頓的朋友賽姆在“研究部”，是個出色的“新語言”專家，他說：“你難道不明白新語言的目的是在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將使思想罪永遠不會發生，因爲將來不會再有表達有罪思想的字眼……我們的字一年比一年少，意識範疇也逐漸變小。等文字改造成功，革命也就成功了。”
他沒說錯，當“自由”“人權”概念被取消之時，也就沒有“保障自由”“天賦人權”等念頭了。削弱了表達的豐富性和可能性，也就限制了思想的體積和深度。語言資源的貧乏，必然導致意識資源、尤其理性資源的枯竭，這無異於給大腦做了整形。
“將來不會有思想存在，正統的思想就是不思想——不需要思想。正統即無意識。”
改造文化、編篡話語、簡化文字、限定概念、規範大腦——乃權力者統攝人心的共用策略。
被仇視的私人生活
——《1984》
主人公的妻子凱瑟琳，是“性嚴格主義”培養的新女性：“她腦袋裡除了黨的標語口號外，就什麼也沒有了……抱着她猶如抱着一個木偶，甚至覺得她正用盡氣力推開他。”
丈夫提議分居，卻遭到妻子拒絕。“她說必須生一個孩子……只要沒什麼妨礙，那事每週總要例行一次。她常在當天提醒他，說晚上必須履行一項工作，稱之‘我們對黨應負的義務’。”
用丈夫的話說，妻子的身體“已被黨的力量永遠催眠了”。
婚姻不是因爲情愛，同牀不是爲了性悅。刑訊室裡，思想警察頭子奧布林明白無誤地告訴主人公——
我們已切斷了父母和子女的聯繫，男人與女人的聯繫。而將來，嬰兒出世時就離開母親，像母雞生下的蛋被取走一樣。我們將廢除，神經專家正在研究這問題……人性是我們造的，人性就是黨！
在“大洋黨”看來，愛是比性更危險，所以格外重視黨員婚姻：“必須先得到一個特殊委員會批准——若男女雙方給人一種在身體上相互吸引的印象，申請一定會被拒絕。唯一被公認的結婚目的，是爲黨生兒育女。”
黨嚴禁婚外戀，更不許離婚。因爲離婚是因爲不愛，而離婚的目的則是尋愛。對男女間可能形成的任何難控制的關係，黨都嚴加防範。
朱麗葉對“性嚴格主義”，另有一番獨特理解——
她認爲，黨之所以禁慾，是因爲人們若缺乏性的發泄，能量受阻，就易於性情衝動，頭腦熱烈卻空洞，易於發生歇斯底里症，進而轉爲對領袖的狂熱。
“發泄消耗了體力，事後你會感到愉快和滿足，就不願再管其它事了。但黨要人們隨時精力充沛，遊行、喊口號都是變相的性發泄罷了。”
滅絕享受和快感、刪除人性與本能，人之體能和激情就只剩下了一條通道：獻給“老大哥”。只有一種：政治。比如每天的“兩分鐘仇恨”儀式，面對電幕上“人民之敵”戈斯登的頭像，大家在座位上不停地暴跳、尖叫、怒罵，連身體都跟着**……
消滅差異，消滅性趣，消滅誘惑，消滅香水口紅裙子……用和男人一樣的制服把女人包裹起來。有時，大家幾乎懷疑起了活着的真實性、性別的真實性。
“你喜不喜歡活着？摸摸這兒吧，這就是我的手，這就是我的大腿和胸脯，都是活着的。你不喜歡這些嗎？”當溫斯頓緊緊貼住朱麗葉，觸到她飽滿的時，“一股青春熱力透過他們的制服，注入他的體內。”
用偷情的片刻歡愉來打破生存的死寂，靠的彼此取暖來沖淡荒謬與冷漠。生命，終於燃起了一線可憐的私性、一縷罕見的亮度。
：最後的瘋狂
“如果不跟我這樣的人來往，你會多活五十年。”
——男人對女人說
對溫斯頓這樣的叛逆來說，任何有違“黨紀”的念頭和行爲，都會激起內心的亢奮。一天，當他偷偷打開朱麗葉的小紙條時，激動得幾乎暈倒，上面寫着：“我愛你！”
激動並非因爲收到了愛，而是收到了另一個叛逆存在的信號。這心情就像他在日記裡不經意寫下“打倒老大哥”，既害怕又欣喜若狂。
這快感某種意義上也是“”。在一個生命極度被折彎的地方，權力和反抗——扭曲和反扭曲、壓制和反壓制都會陷入病態。比如倆人偷偷約會時，朱麗葉——一個表面上極正統的女孩子，竟用最下流的話咒罵黨，並瘋狂地掏出黑市買來的劣質香水、口紅、胸罩……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對話——
“你以前幹過這種事嗎？”
“當然啦，幾百次呢——啊，至少有幾十次吧。”
“和黨員嗎？”
“是的，都是和黨員們。”
他的心快要跳出來了。她已幹過幾十次，他希望她已幹過幾百次啊。誰知道？也許黨的內部已經腐爛了，所謂的自制、堅強和艱苦樸素，恐怕就是一種掩飾罪惡的虛僞。他甚至希望能使他們傳染上梅毒和麻風呢……
“聽着，正因爲你和好多人發生過關係，我才加倍地愛你。”“我應該使你滿足，親愛的。我的骨頭正在腐爛呢。”
顯然，朱麗葉與黨員，是一種精神造反，是對黨管轄下的的一種虐待，既自我滿足，又自我懲罰。溫斯頓，則從中窺到了黨的醜陋和墮落，因此而興奮。
不難看出，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虛無主義僅是一張紙的兩面。退後的虛脫，烏托邦失血後的蒼白，其實沒什麼兩樣。
偷情之後，便是靈魂的結局、人性的結局、生命的結局。
溫斯頓和朱麗葉信誓旦旦的愛情終於被出賣了，被自己。
在令人恐怖的刑罰前，男人痛苦地大叫：“去對付朱麗葉吧！怎麼對付她我都不在乎。把她面孔撕去，把她撕成骷髏……”
就在不久前，他們還自以爲：即使酷刑之下自己會招供，但這只是招供，並不能讓他們彼此背叛。“招供不是出賣，你無論說什麼做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感情，如果他們使你不再愛我了，這纔是真正的出賣。”
斯大林曾對手下人說：誰都可以被收買，只是賣價不同罷了。
生命被蒸發
以前的暴政不過是今天的一半，效率也有天壤之別。
——《1984》
總是在夜裡，一隻有力的手搖動你的肩，燈光直刺你的眼睛……你就這樣銷聲匿跡，名字在戶籍冊上消失，你的存在被否定、被遺忘。
在蘇聯，布哈林、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加米涅夫……也是這樣被從睡夢中搖醒，隨即蒸發。
思想警察頭子奧布林曾親口對溫斯頓說：“出賣、逮捕、酷刑、處決、失蹤……將無休無止。這將是一個恐怖的世界，也是一個勝利的世界。”至於恐怖的理由，其解釋是：“一個人如何用權力來控制別人？對，讓他受苦。服從並不夠，除非給他苦吃。權力就是加諸痛苦和恥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組合成新的思想……”
布哈林出門前向妻子口授了一封絕命書——
“我命在旦夕，我面臨的不是無產階級的刀斧。我感到在地獄機器前無能爲力，它用的是中世紀的方法，這些‘創造奇蹟’的機關能把任何一箇中央委員、任何一個黨員幹掉，把他們指爲叛徒、恐怖分子和間諜……”
隨着“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敵人就越多”的斷言，僅1933年到1937年，蘇聯黨員和預備黨員的數量即由350萬降到200萬；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處決的有98人；紅軍的5位元帥被整肅掉3個……在原內務部官員奧爾洛夫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深夜，雅果達巡視審訊室，推門看到了這樣一幕：疲憊的審訊員躺在椅子裡哀嘆，‘今天我審問你，明天你審問我，難道生命就這麼一文不值？’而被審訊者繞到他身旁，像父親那樣拍他的肩頭，安慰他……”
就像溫斯頓默默寫下“二加二等於五”，那些曾浴血奮戰的老布爾什維克們，面對瘋狂的專政手段，在一番抵抗後，無不垂下高傲的頭顱——
“我不僅是反革命機器上的一隻螺絲釘，而且還是反革命領導人之一……斯大林同志，他是全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的締造者……”（布哈林法庭陳詞）
路易斯·博洛爾在《政治的罪惡》中指出：“政治會敗壞人的良知，政治必須對下列危害極大的格言給人類帶來的惡果負責，它們是：‘強權大於公理’、‘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大洋國”那些無處不在的黨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即屬此類格言。事實上，當我們讀完小說便會看清“老大哥”的統治秘訣：貧窮是保障！鬥爭是法寶！恐怖是關鍵！
該結束了
生活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是誰？世上是否真的有過我？人是怎麼一回事？
“在你不知道的時刻，死神會降臨。”
故事最後，我們的主人公，溫斯頓——一個曾想着要弄清真相、認真生活的人，和那些生命即將結束的黨內老人一樣，只能在酒吧裡消磨最後的天數。此時，他又聽到那支神秘的歌了——
“在栗子樹下面，你出賣了我，我出賣了你……”
一行濁淚從眼眶淌下來。
子彈就在明天。他知道。
公元1950年，曾被子彈射穿喉嚨的奧威爾大量吐血而死。年僅47歲。
此時，距“1984”還有34年。他曾讓自己的主人公說過——
“如果你感到做人應該像做人，即使這樣想不會有什麼結果，但你已把他們給打敗了。”
這樣的話永遠不會死。
2000年12月
伊凡·克里瑪
（1931—）
捷克作家。生於布拉格一個猶太家庭，10歲隨父母入納粹集中營，兒時的夥伴皆死於毒氣室。1956年畢業於布拉格大學文學語言系，開始小說和戲劇創作，主編一家週刊。他熱衷人權事業，積極投身國家的政治改革。1968年蘇軍入侵，“布拉格之春”運動夭折，他應邀訪問美國密執安大學，一年後謝絕朋友挽留回國，遂被解除公職，後做過救護員、送信員、勘測員等。
在捷克，克里瑪的作品遭禁達20年之久，直到1989年“天鵝絨革命”勝利。
其代表作有小說《我快樂的早晨》《愛情與垃圾》《被審判的法官》《我的初戀》《我金色的貿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論文集《布拉格精神》等。
克里瑪、哈維爾、昆德拉，被稱爲捷克文壇的三駕馬車。由於堅持留守，其作品與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通，堪稱“布拉格精神”的真正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