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愛倫堡《人·歲月·生活》
記住一些詞，記住一些人和書的名字……會有助於生活。謹以此文，紀念那些“透過眼前的濃霧而看到了遠方”的人。
——題記
清晨，在閃着鳥啼的薄霧中散步，當腳底明顯地踩到了軟泥——這大地最鮮嫩的皮膚，它沾着露珠，像受驚的傷口微微發顫，你的心猛然揪緊，你會想起：下面，埋葬着詩人。
說話、歡笑、做夢、哭泣、歌唱、相愛……大地上一切被賦予了音樂性的元素，一切紅藍閃電般的激情移動，一切高亢而優美的舒展，皆和詩的靈魂有關。
只要一想到：我們正夢着他們的夢，主張着他們的主張，憂傷着他們的憂傷……只要一想到：我們正踩在他們曾踩過的地方，在他們屍骨的髓氣和光焰之上，在昨天他們用不幸搭起的希望之上……
就忍不住去俯吻那泥土：你好，寂靜的兄弟。
1922年，在特羅頓諾大街我的公寓裡，來了個陌生人，他用靦腆而高傲的聲音說：我叫杜維姆。當時我還沒讀過他的詩，但內心立刻一陣激動：站在我面前的是個詩人。大家知道，世上寫詩的人很多，詩人卻極少，同詩人的會晤使你震驚……
他愛樹木。我記得他的一首詩：他想在樹林裡認出將來替他做棺材的那棵……我瞧見樹木時，心裡便想起尤里安·杜維姆的那棵樹。他比我小三歲，卻已去世多年。然而我認識他，這多麼好啊！
這是讀《人·歲月·生活》最先翻開的部分。待全部讀完才發現：自己之所以深深接納並愛上這部黑皮書，正源於它對“死”最溫情、最惻隱和周致的“愛撫”，那種巨大的寧靜之慟、篤厚的情誼、哀惋的凝注——就像一位修女對彌留者的陪護。這是個完全值得託付後事的人！他的真摯慷慨，他的忠誠寬厚，一點不吝惜讚美，一點不羞於對逝者的敬仰……
對於“死”，這不是一個旁觀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彷彿水落在了水中央。
那悲涼哽咽的文字，那浩瀚凜冽的哀容，若伏爾加冰河下的漩渦，若西伯利亞曠野慘白的月光，唯俄羅斯詩人的心中才締結出如此磐重的冰凌。
伊·埃·巴別爾——我的朋友，我常像懷念自己的老師那樣想起他。
我以爲，一個人對死的態度往往折射出他對生的全部看法，亦是對其人格最大的檢驗。我受不了對逝者表現出的那種輕淡和不恭，那種冷漠的從容，那種缺乏慟意的解說，還有無意間泄露的慶幸——我覺得這是卑鄙，是情感犯罪和靈魂舞弊。這樣的人太多了，連一些才華和業績堪稱大師者，在涉及對同輩人的描述時，也不免染上文人相輕、同輩互薄的惡習。這一點，苦難瀝就的俄羅斯人相反，他們像對待聖物一樣珍惜、感激命運所賜的那一點點友情磷火，將之納藏於心、捧捂於胸，在寒酷長夜和流亡驛途中層層包裹、程程遞傳……
馬爾基什於1949年1月27日被捕，死於1952年8月12日。我同所有見過他的人一樣，懷着近於迷信的柔情回憶他……我很難習慣這樣的想法：詩人已被殺害。
詩人皆是被殺害的。他們皆死於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與自己時代之間的戀愛，情書上滿是“自由、公正、理想、幸福”等鮮花般的字眼。他們愛得太純真，全然不顧後果。茨維塔耶娃說：“我愛上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然而是以分別，而不是以相會，以決裂，而不是以結合去愛的。”結果他們全輸了，天真輸給了陰險，溫情輸給了粗野，個性輸給了牢房……他們被歹徒套上絞繩，蒙上黑布，吊在了祖國蔚藍的天穹下。
時代軀體上最柔軟、最優美的薄翼，被世俗與政治的手術刀給鋸掉了。猶如最公益的蝴蝶或蜻蜓，被按上骯髒圖釘，嵌在祖國那急需裱飾的污牆上。
而在上帝那兒，一個殺害詩人的環境是有罪的。
“每當想起葉賽寧，我總忘不了：他是個詩人。”善良的愛倫堡永遠不知道，葉賽寧並非自縊身亡，而是被政府密探活活打斷了氣。安德烈·別雷的話或許可作所有詩人的墓誌銘——
他用思想衡量時代
卻不善於度過一生
不善於緩解靈魂和外部的緊張關係，不善於剋制隱瞞和安分守己，不善於賣笑奉承和插科打諢，不領唱太平亦不加入頌詩班的合唱……不合時宜，是詩人短命的癥結。在一個叢林法則的年代，漫長的年輪只屬於籠養和套鎖的寵物：蜜嘴的鸚鵡和雜耍的猴子。
降生，受難，露天地戰鬥，然後不依不撓地死去——詩人的全部。
一些人熟悉草木，一些人熟悉魚類，而我卻熟悉了各種離別……
他仁慈而優美地躺在棺木裡……彷彿所有人都將由於這樣一個短暫而可怕的念頭而心頭衰竭：再也看不到納齊姆了。
當身邊的友人——這生命的小樹林——一棵接一棵地被雷擊倒，那兀自立着的一棵該有多麼寒冷和孤單。面對曠野上拱起的大片墓羣，這個繼續生存的“餘數”，心中的墳塋又何等悽清。
當我重讀茨維塔耶娃的詩時，我會突然忘記詩歌而陷入回憶，想起許多友人的命運，想起我自己的命運——人，歲月，生活……
那些死去的脈影，那些曾多麼緊密和相似的靈魂……作爲倖存者，你必須擔起留守往事和記憶的責任——共同活過的經歷，一下子全遺落給了你。死去的靈魂需要活在你身上，它們成了你的構件，你的肺腑和器官。
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話：有的人活着，就已成了紀念碑。愛倫堡，即這樣一座紀念碑：胸腔嵌滿被殺害親人的彈片，血液裡收養遇難者的血液，脊柱的每一毫米，都銘刻着一縷遺囑。
最後一次見面是1958年春在布拉格機場上。我突然看見了奈茲瓦爾——他剛從意大利來。像往常那樣，他對我說：意大利太美了！然後他抱住我，指着心臟：我的情況不妙。不久，他去世了。
愛倫堡對這位朋友的印象是：“我從未見到一個人像他這樣頑強地抵禦着刨子和推子的進攻以及歲月的校正。”
我常有這樣的體會：個人對生命的整體印象，對自我信息的確認，非得藉助他人的存在故事作參照不可；一個人的精神位置，也要通過與另者的靈魂聯繫才得以識別。換言之，我們要在別人的眼睛裡找見自己，借對方的生命移動體察自己的行走……可有一天，那些座標系、那些最親密的鏡子突然碎了，接下來會怎樣？失去夥伴的生命將陷入怎樣的恐惶與混亂？
那一剎，生存彷彿癱瘓了，你會覺得自己也碎掉了，靈魂一片空寂，如水銀瀉了一地……你無法短期內撿回自己。即使重新上路，很多重要的無形的東西也已離去，一些光影已永遠失蹤，生命之書被刪減了許多頁碼。
平常歲月裡，當我們身體猶健時，死顯得那樣模糊而遙遠，惟那些與自己特別近、甚至最親密者的猝然離去——比如友人、親人、戀人，纔會極真實地喚醒我們體內沉睡的痛感和驚悚，感覺到死對生構成的嚴峻威脅，甚至才恍然大悟：人是會死的！無一例外、無力阻擋、無法填補的死！也正是從這些突變和劇痛中，我們才第一次逼真地看清了自己的死。
最親近者的死，總讓活着的人震驚。它可以使孩子瞬間長大，讓青年一夜間墜入中年……懂得了死也就懂得了生的真相和寓意。對邁入中年門檻的人來說，最大的精神打擊莫過於目睹同輩人絡繹離去，而這是一種每天都在暗暗添加着的危險。
在書裡，愛倫堡憶述了數十位朋輩的死。短短20年間，飢病、貧困、戰爭、迫害，無情洗劫了這些金子般的生命，在作者眼皮底下。
一個人，要爲整座時代的頭腦送葬。共同的使命、相似的精神——使他們完整得像一個人，像同一乳母的孩子。他曾熱烈擁抱並祝福他們——希望對方活得比自己更長久更精彩，而現在，只剩下了自己……
半世紀過去了，撫摸這些披黑紗的文字，我依然能覺出愛倫堡平靜敘述的背後——那由於剋制而愈發顫抖的情形，那巨大的隱忍，那內心的哽咽和悲涼。他實在無法多寫。
臨走的時候，我說：馬琳娜，咱們還要再見面談談。不，此後我們沒有再見。茨維塔耶娃在撤退到葉拉布加市後便自殺了。
在羅特的長篇小說裡，陽光、空氣都很充足。然而在他的現實生活中，鮮血、懦怯、背信棄義……實在太多了。德國師團在布拉格街上行進。重病的約瑟夫·羅特被人從咖啡館送了醫院。他才45歲，但他不能再活下去了。手稿和一根舊手杖被分贈給朋友了。
初讀這些段落，我爲其利落得近乎筆直的句型感到冷，但又迅速看清了：正是這種匕首般的簡短、陡轉和跳躍——給人以驚心動魄的震撼。血光似的一閃，不見了。沒有濃煙，沒有嗆人的腥。
悲愴，即殷紅的心上開出的一粒白色紙花。
這是一個堅強而遭創內傷的人唯一能做的。他懂得死的尊嚴，懂得詩人之死應是乾淨、迅速和美的。他不願看到被掙扎所損害的面孔。
儘管詩人還不想死，還掙扎着想“戀愛”，還準備着各式各樣的赴約，但權力已以最粗野和下流的方式擄掠了他的“祖國愛人”，且不允許情敵存在了——
彼得堡啊，我還不想死
你有我的電話號碼
……
我但願，有頭腦的軀體
變成街衢和國土
這軀體雖被燒焦，但有脊柱……
此時的曼德爾施塔姆好像已聽到了囚車的馬達聲，這些詩明顯地露出訣別之意。時隔不長，他在海參崴牢房裡被凍僵了。
考特貝爾附近有一座山，輪廓很像馬克思的側影。沃洛申就葬在那裡。1932年秋，馬琳娜·茨維塔耶娃寫道：
他來到這樣的時代：“按我們的心願唱吧
——否則我們就把你消滅！”
他來到五光十色的時代，卻只有孤獨：
“我想獨自躺下……
亙古的寂靜
十字架是一株孤寂的苦艾……
詩人被葬於最高的地方”
“否則就把你消滅！”這正是愛倫堡的夥伴——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同宗種子的命運。僅斯大林時期，俄國即有兩千多名作家、藝術家遭清洗或流放。《人·歲月·生活》覆蓋的僅是極小的一個邊角，更龐大的墓葬羣只能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或更冷僻的地方去找了。
歌德75歲那年曾對艾克曼說：“我極佔便宜的是，我出生在一個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時代。”無疑，對於一個書寫者，見證一個深刻而驚險的時代，確屬幸事，那將極大地豐富個體經驗，擴充其思想體積和精神資源。但坦率地說，我本人厭惡這種“收藏家”心態，因爲這種藏富是以世界的混亂、生活的慘變和人的巨大犧牲爲代價，這種獨家發言人的資格要靠自身的保存及同輩人的消亡爲前提——藝術的嘴巴吸吮死者的血，我受不了這份野心。
沒有比人和生更寶貴和神聖的了。同時，我們已看到，並非只有大時代大悲劇才孕育精神業績，藝術家不僅熟覽歷史，更要精通良心，精通靈魂密碼與人格定律，以巨大的細心潛讀生命奧秘和共同遭遇……《荷馬史詩》的魅力不在它託舉的事件之顯赫、構架之磅礴，而在於悲劇的神性眼光和穿透時間的美，在於元素的細密與浩瀚。
托馬斯·曼在《我的時代》中嘲笑了歌德：“我們可以看見，矜誇你自己一生所經歷的事實在是非常冒險的事。”可敬的是，作爲陪伴俄羅斯最負罪也最偉大生涯的愛倫堡，這部《人·歲月·生活》通體以“痛”和“蒼涼”——而非吹噓和慶幸的姿態完成的。雖然他有的是這便利。
孤獨，隱忍，蒼涼，長歌當哭……
一個懂得生、體恤死的人。
一個溫和而英勇的紳士。
一位把讚美和棉衣披給同伴的人。
1967年，在送走了那麼多朋友後，他也爲自己舉行了一個小小的葬禮。
1999年10月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
（1860—1904）
俄國著名小說家、戲劇作家，和法國的莫泊桑、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爲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
契訶夫出身小市民家庭，父業破產後，靠當家庭教師唸完中學，後入莫斯科大學學醫並開始創作。小說代表作有《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務員之死》（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萬卡》（1886）《哀傷》（1886）《農民》（1897）《套中人》（1898）《新娘》（1903）等。後期轉向戲劇寫作，主要有《伊凡諾夫》（1887）《海鷗》（1896）《萬尼亞舅舅》(1896)《三姊妹》(1901)《櫻桃園》（1903）等。
契訶夫擅長透過小人物命運，披露重大社會問題，諷刺人性弱點。“用一種詩人的崇高的語言和幽默溫和的微笑描寫現實的醜惡。”（高爾基）其小說以簡潔、自由、明淨的風格，爲世界文學樹立了典範。“多麼偉大的理解力！他從來沒寫過多餘的一節，每一節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麗。”托爾斯泰讚歎道。
1890年4月至12月，契訶夫長途跋涉，到政治犯流放地庫頁島考察，訪問了近萬名囚徒和移民，寫出了一系列抨擊沙皇的作品，如《在流放中》(1892年)《庫頁島》(1894)，尤以《第六病室》(1892)最震撼人心。
1904年6月，契訶夫肺病惡化，前往德國療養地治療。7月15日午夜，他接過妻子遞過的杯子，留下最後一句話：“很久沒喝香檳了。”
巴烏斯托夫斯基以“契訶夫感”表示對這位前輩的欽敬，“對他的愛，如同一切巨大的愛一樣，很快就耗盡了語言所擁有的最好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