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讀海因裡希·伯爾《伯爾文論》之二
幾天前，我從一位女詩人的口中聽到這樣一段話：“容忍是時代的軍裝，心靈上高懸的希望之星是勳章。它應當頒給臨陣脫逃的勇士……還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無視任何命令的逆黨，也都是嘉許的對象。”
——伯爾《命令與責任》
在一處國土上，當受害者和潛在的受害者越來越多，當那種慘痛臉孔和被病毒折磨的樣子逐漸膨作一種“國家表情”，甚至連他們之間也開始厭惡地皺眉、嘲謔、幸災樂禍——進行惡劣的心理折磨和欺壓（就像乞丐之間、精神病人之間、獄犯之間發生的那樣），這隻能說明，最可怖的事發生了：“對善與惡可恥的漠不關心！”（萊蒙托夫）
這纔是民心最大的。它顯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理性和道義資源已被蛀蝕一空。納粹德國就是這樣腐壞掉的。
在40年代的德國，戰爭已把這個以意志和哲學著稱的剽悍民族逼到了自縊的邊緣：飢餓、傷病、抓丁、宵禁、燈火管制、空襲警報、陣亡通知書、盯梢告密揭發、習慣死亡的麻木……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廢除了，一切美好的情感和願望都散失在瓦礫廢墟中，每個人都成了被黴病折磨的葉子，神情灰暗，垂頭喪氣。但幾乎所有人都咬定這僅僅是戰爭失利，是勾結起來的敵人過於兇悍所致。
偏偏這時，不知從哪兒突然爆出一句：“我們是害蟲！”接下來會怎樣呢？衆人莫不大驚失色（懷疑耳朵聽錯了），但鎮靜後的第一個反應是：“他叛變了！他叛變了！”隨即人堆裡便炸開了鍋（儼然羊羣裡鑽進了狼），紛紛作憤怒狀，作勢不兩立和揮拳狀。
於是，德國就有了一批被稱作“叛徒”的人。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過是一些表達了個人觀點——且沒有被自己的誠實嚇破膽的青年，但在一個極不正常的年代，“個人”多麼稀缺，他的處境立馬變得多麼兇險——因爲“他們有那麼多，而我只是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有一組軍人的名字應被其同胞記住。今天，他們已不在人間，但半世紀前，他們都曾宣稱：我們，日耳曼人自己，是國家的害蟲！他們皆認爲，該是由德國人自己來結束這場災難的時候了，於是便有了屬於“個人”的行動……這種事發生在“聖戰”最激酣的當口，發生在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價值、榮辱與“元首的夢想”“德國的最後勝利”綁在一起的關頭，無疑被視作對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惡毒挑釁。
“叛徒”們的名字是：國防軍上校施陶芬貝格伯爵，他從前線潛回柏林，因拒絕執行元首命令而執行了自己的命令——刺殺希特勒（他差點就成功了）——而遭槍決。20歲的列兵沃爾夫岡·博歇爾特，因寫了幾封“危害國家安全”的私信被判死刑（後改赦，但因戰爭摧殘於戰後翌年死去），他把“必須要說的話”匆匆寫進一本叫《拒之門外及其他短篇小說》的小書裡。還有一位即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時的德人海因裡希·伯爾，在《給我兒子的信或四輛自行車》中，他追述了自己是怎樣借“開小差”“造假證”“偷自行車”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徑——來逃離戰場和躲避殺人任務的。
身着制服，卻拒絕執行一個軍人被規定的職責，從職業屬性上看，他們全是混賬小丑，按戰場紀律該槍斃。想必今日，亦沒有哪家隊伍敢接納這些不安分的傢伙。但他們卻是合格的人，比做一名軍人做得更多，是赤子，是持個人頭腦的合格的生命！在一個拒絕執行命令爲高尚的年代，他們分別以個人方式捍衛了生命尊嚴和自由意志，而沒被“國家主義”所挾持。他們清醒的血肉之軀——顯得與那套褐色制服多麼不協調！正因這些不協調，正因很多命令沒被執行，許多人才死裡逃生，許多村莊、樓房、街道才免遭毀滅……按伯爾的說法：“違抗命令不愧爲光榮的過失！”有時候，過失就是良知，瀆職就是正義。
愛祖國，但不應閉着眼睛愛祖國。愛人民，但不該隨隨便便就愛上人民的某個樣子，尤其它“昏迷或粗野時那種不雅的樣子”。
在納粹德國，最振聾發聵的就是“愛國主義”“人民萬歲”這類詞語，其深入人心的程度猶如犁刀對國土的耕佔，結實而深闊。
影片裡，常見納粹黨衛軍和衝鋒隊的施虐場面，但以爲戰爭中參與殺人的僅僅這些貼着職業標籤的人，那就大錯特錯了。戰時德國，所有的人力資源都被政治徵用了，前線在廝殺，後方活躍着一支支龐大的志願警察隊伍：維持治安、監視告密、緝拿叛徒、搜捕猶太人和盟軍間諜……一邊是母親們“並不怎麼心疼地、甚至懷着激動的心情讓她們14歲、16歲的兒子朝着死亡跑去”，把生命獻給元首；一邊是她們爭氣的孩子將立功和英勇殺敵的捷報傳回家鄉。美國新出版的《自願的劊子手——普通人與大屠殺》中，展示了一幅泛黃的舊照：一德國士兵站在離一位猶太婦女不到3公尺的地方，按步兵操典的規範，舉槍瞄準，而女人懷裡緊緊抱着一個嬰兒……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爲什麼一個士兵會把殺害一位母親的照片寄給另一位母親？怎麼會這樣？怎麼會若無其事？至少有一點無疑：這個德國青年深愛自己的母親並想使之驕傲。那麼，能否說，他正是按照或猜度着另一個母親的願望來殺害眼前這個母親的？
伯爾清楚地記得，黨衛軍頭子希姆萊在戰爭的最後幾周頒佈了一紙命令：“一個德國士兵如果在聽不見槍炮聲的地方碰到另一個士兵，可就地處決他”。這意味着“每個德國人都成了另一個德國人潛在的法庭”。於是，數以萬計的軍人在光天化日下被自己的鄉親、鄰居、朋友、陌生人以叛逃罪消滅了。要知道，履行這項義務的僅僅是些普通人，一些看上去老實巴交、一輩子都不會做出格事的人，他可以是你在大街或鄉村小道上碰到的任何一個人，他昨天還只是一個司機、一個礦工、一個廚師、一個鞋匠或售票員，甚至是個以正直著稱的教師，可今天，他卻光榮地扮演了一個國家監護人的角色。伯爾回憶說：“有一個我認識的下級軍官叫凱勒爾，他從前線溜回來探望父母，某個合法的德國謀殺者抓住了他，在這‘遠離槍炮聲的地方’……當時‘事情’（指處決凱勒爾）進行得很快，連一隻公雞也沒有爲他打鳴。”
一個國家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僅僅是人們習慣的“愛政府主義”嗎？真正的愛國使命應當由什麼樣的人民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承擔？
那麼，“人民”又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僅僅是一個模糊的數值集合——所謂“大多數”組成的人丁概念嗎？在政治輿論家那裡，它常常被封授一種至高的俯視一切、審判一切的權力，被諂媚的語言描繪成一副完美的無可指摘的“萬歲”幻身，其權威和意志被說成是先驗的、神性的，無需設問和討論。誰一不留神得罪了它，即會被冠以“人民公敵”，死無葬身之地。
說到底，這是一種陰險的精神賄賂。一旦“人民”心安理得享受起了這種甜蜜，就會不惜辱沒自己的主人身份——懷着感激和報答之情聽從政客的吩咐，仰領袖鼻息，充當英勇的打手……對此，高爾基痛苦地嘆道：“這些人非常可怕，他們能成就自我犧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績，也同時能犯無恥的罪行和卑鄙的強盜勾當。你會仇恨他們，也會全心全意地憐憫他們。你會覺得你無力理解你的人民陰暗心靈的腐爛和閃光。”（《不合時宜的思想》）
一旦“人民”“祖國”當起政治權力的令箭而不再作爲理性和文化語彙來使用，獨裁和鬥爭的霍亂即接踵而至，“人民”“祖國”這些碩大的詞即淪爲嗜血的刀俎和砧板。大革命時的法蘭西，現代的德意志、蘇聯及其友邦，都流行過這種不分青紅皁白的“唯人民論”“唯國家論”“唯領袖論”。
一個真正愛國、愛人民的人，該如何與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相愛？這種“相愛”的可能性有多大？
恰達耶夫在《瘋人的辯護》中表達過一種“否定方式”的愛，他說：“對祖國的愛，是一種美好的感情，但是，還有一種比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對真理的愛。”惟理性意義上的愛，纔是一種純潔和深沉的愛，精神與靈魂的愛。他又說：“請相信，我比你們中任何一個更愛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它獲得光榮……但是，我沒有學會蒙着眼、低着頭、閉着嘴愛自己的祖國。我發現一個人只有清晰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才能成爲一個對祖國有益之人。”
做一個詞語和表情上的愛國者是很方便的，也極易贏得公衆的喝彩和權力的犒賞，而要做一個不受干擾的本質上的愛國者就難了。在“相愛”不可能的情勢下，“單相思”要以誤解、誹謗、報復甚至流血爲代價。“具有歇斯底里情緒的人給我來了一些信：威脅要殺死我！我明白，在一個長期以來所有人都習慣於收買和叛賣的國家裡，一個捍衛無望事業的人應該被視作叛賣之人。”（高爾基）
蘇格拉底的死刑很說明問題。他死於大愛和先知，死於對文明最處心積慮的擔憂，死於對母邦雅典最深情的關懷與憐憫，死於心碎之愛。天才的前瞻與時代的低能——彼此之間的錯位和落差，導致了這場人民殺死赤子的悲劇。作爲歷史成本，這悲劇又是必須的，社會前行和人民覺醒的車輪，正是一次次由這種交替不絕的“錯位”作拉槓來驅動。
茨威格哀泣尼采時說：“一個偉大之人將會被他的時代驅趕、壓制、逼迫到最徹底的孤獨中去！”是啊，命運總要將真正的思想者送至無援的絕境，風聲鶴唳，四面楚歌……時代對之的搜尋與懷念總是姍姍來遲，有時晚上幾個世紀，有時永遠。
丹東，這位頗具詩人氣質的鬥士也是這樣罹難的。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表達了己見，與同志兼上司羅伯斯庇爾發生了衝突，領袖堅信只有“正義的恐怖”才能換回“人民自由”，而丹東懷疑該自由跟妓女一樣，是“世上最無情無義的東西，跟什麼人都胡搞”。這種觸衆犯上的危言將丹東送上了斷頭臺，斬牌上寫着：人民公敵！
當德國青年們激情難捱地效忠元首、眼讒“鐵十字”勳章時，大學生漢斯和肖爾兄妹卻因撒反戰傳單被處死；當海德格爾們每天小心翼翼地繫上“愛國主義”領帶時，慕尼黑的哲學教授胡伯卻因異端學說鋃鐺入獄……和伯爾們一道，這些德意志民族的“逆數”，不僅沒給自己的時代丟臉，反而維護了這個理性民族的傳統榮譽。他們不僅是真正的愛國者，還是徹底的救國者。
還有魯迅、儲安平、顧準、王申酉，還有高爾基、帕斯捷爾納克、肖斯塔科維奇、索爾仁尼琴……他們的《藥》《觀察》《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他們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見證》《古拉格羣島》……
真正的愛國者有時乾脆就是那些“叛國者”和“流亡者”。他們始終敢於：批評不敢批評的“人民”！怒視不敢怒視的“革命”！
“人民”，應是一個成長中的不斷自省和完善的主體，而非一座退休的大功告成的紀念碑。她應有一副允許批評、保持謙遜和涵養的知識者面孔，而非一個驕橫無禮、被溜鬚拍馬寵壞了的肥胖官僚模樣。人民應和真正愛她的人一道，用理性照見自己的背面與缺陷，相濡以沫，執手同行。
但這樣的良性時代尚未真正到來。人民仍被自己的假相矇在鼓裡，“叛徒”們仍揹着沉重的“紅字”和斬牌一個接一個倒下。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叛徒”們的事業將永垂不朽，永不殞落。
歷史作證。星河作證。生命作證。
1998年
康斯坦丁·巴烏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俄羅斯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生於鐵路員工家庭，當過工人、水手、戰地記者和報社編輯。著有中篇小說《卡拉——布加茲海灣》（1932）《科爾希達》（1934）《黑海》（1936）《森林的故事》（1948）《英雄的東南部》（1952）……長篇小說《閃爍的雲彩》（1929）《浪漫主義者》（1935）《祖國的炊煙》（1963），傳記小說《伊薩克·列維坦》（1937）《塔拉斯·謝甫琴柯》（1939）等，自1945年起，歷時近20年，完成6卷集的自傳體小說《一生的故事》。
“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裡，沒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作家。”
對大自然的深刻愛意，對人類美好品質的肯定，是巴氏創作的靈魂。20世紀40年代始，他寫了大量探討藝術與生活的散文，1956年結集爲《金薔薇》。這本享有世界聲譽的書，被稱爲“獻給寫作的寫作”，被譯成中文後，曾深深影響中國幾代作家和讀者。晚年，作者着手該書續集，終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