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演變及啓示
潘健
摘要：1921~2011年的9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經歷了醞釀收回主權、武力解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和平發展”四個階段，其政策演變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性，又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啓示：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捍衛統一、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始終貫徹的思想；強大的國力是實現祖國統一的堅強後盾；經貿文化發展將有力地促進統一。
關鍵詞：1921~2011年；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啓示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成立的那天開始就積極醞釀收回被日本割佔的臺灣主權，直至1945年10月臺灣光復。但由於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敗逃臺灣，臺灣再次與祖國大陸分離。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歷經了武力解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和平發展”的演變，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性，又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啓示。
一、醞釀收回臺灣主權（1921~1945年）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此時臺灣仍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但從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國共產黨就高舉反帝旗幟，而能否解決臺灣問題則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重大考驗。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全國人民的重託，始終爲祖國的主權完整與民族的尊嚴而奮鬥。當然，這個奮鬥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還只是提出“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者重建國家，至階級的差別消滅爲止”，尚未做出關於臺灣的決議。不過，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大”及第一次時局宣言就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在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參與了反帝運動，特別是在反日的五四運動中得到了磨練，並轉變成爲共產主義者，因此反帝反封建成爲中國共產黨“二大”的最低綱領。最低綱領爲收回臺灣做了政治上的準備。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二大”確定的反帝原則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宣言中，特別指出要“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法權，清償鐵路債款，完全收回管理權”，這是中國共產黨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嚆矢。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又明確提出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政治主張，這其中就包括廢除割佔臺灣的《馬關條約》。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成立聯合戰線，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政綱，其中第一條就是“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的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之後，在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等運動中中國共產黨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收復臺灣，使臺灣同胞與中華民族團圓的奮鬥目標。1936年8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中國目前的迫切任務就是從日本手中收復包括東北和臺灣在內的所有失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即於1937年8月25日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第一條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廢除與日本簽定的條約”，割佔臺灣的《馬關條約》自然在廢止之列。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0日，中國共產黨發佈《中國共產黨爲太平洋戰爭的宣言》，進一步提出：“向日本軍隊、日本人民、向朝鮮、臺灣、越南各民族，向中國淪陷區的人民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更廣大的宣傳鼓動，爲建立日本內部的反法西斯陣線而鬥爭”等八項任務，號召人民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
同時，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堅決支持臺灣人民的抗日鬥爭：1.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1927年3月“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成立。該團以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爲鬥爭目標。但“四一二”政變時因該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遭到取締。2.支持臺灣共產黨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動。1928年4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下，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通過的政治綱領主要有：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的統治；沒收日本在臺灣的一切財產；建立臺灣地方民主政府等；並表示“中國共產黨代表將以其長期領導工農奮鬥的經驗教導我們。我們承受其教導，應努力在臺灣革命的實踐運動中予以履行”。在臺灣共產黨的領導下，臺灣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現了民族革命運動的新浪潮。在1931年5月31日召開的該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提議的決策案》。但由於日本殖民當局的殘酷鎮壓，從1929年初開始臺共就遭到多次大搜捕，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3.吸收臺胞到祖國大陸從事革命，爲臺灣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爲臺灣迴歸祖國發揮了作用。1925年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部工作時設立了對臺工作小組，負責接待來大陸投身革命的臺灣同胞。抗戰爆發後，1939年臺灣義勇隊在浙江金華成立，中國共產黨派地下黨員張畢來到義勇隊擔任秘書。張在義勇隊中發展黨員，成立中國共產黨支部，對加強義勇隊的抗日工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關於收復臺灣的主張和努力得到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訂了《開羅宣言》，指出臺澎等地將歸還中國，極大地鼓舞了大陸與臺灣人民。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強調《開羅宣言》的條件必將實施。1945年10年25日，被日本強佔了50年之久的臺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以國民政府爲代表的中國政府恢復了對臺灣的主權。
二、武力解放臺灣（1949~1978年）
臺灣迴歸祖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在臺灣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臺灣省工委），發展了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展工作。但遭到國民黨的嚴酷鎮壓，組織遭到了破壞。
1946年後全面內戰爆發。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的前途，奮起自衛，並於1947年10月10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號召，這其中即包括解放臺灣在內。在戰爭馬上取得勝利的時候，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第一次在文字上表達了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的既定方針。1949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提出“打到臺灣去，解放臺灣同胞”的政治口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臺灣當局堅持反共立場，奉行“反攻大陸”的方針，國共雙方處於極度緊張的軍事對抗狀態。中國共產黨除了採取武力統一的辦法外，很難有其他選擇。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佈《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在1950年的光榮戰鬥任務，就是解放臺灣、海南島和西藏，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爲此，人民解放軍準備組成一支空軍攻擊部隊以掩護渡海作戰，同時在福建前線大量集結部隊，準備1950年夏解放臺灣。可惜，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一方面派軍隊入侵朝鮮，將戰火燃及中國東北邊
境，另一方面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威脅中國東南。爲避免兩面作戰，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推遲渡海解放臺灣的軍事行動，以集中精力進行抗美援朝的戰爭。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重新把戰略重心轉向東南沿海和臺灣。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9月，人民解放軍兩次炮擊金門，極大地震懾了蔣介石集團；1955年1~2月，解放軍實施渡海戰役，一舉解放了江山島和大陳島。這場被稱爲“第一次臺海危機”的行動，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對臺的基本方針仍堅持武力解放臺灣，但1955年4月在亞非會議上週恩來總理髮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民有權用一切方式解放臺灣，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在內”，透露出臺灣問題可以和平解決的端倪。5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全體（擴大）會議上再次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同年7月30日，周恩來總理代表政府表示，“願意和臺灣地方的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決臺灣的具體步驟”。周恩來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由“武力解放臺灣”到“不放棄武力解放的同時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轉變。1956年8月21日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八大”政治報告做了修改：“我們希望一切有愛國心的臺灣軍政人員，同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八大”中“和平解放臺灣”的提出，標誌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的調整已確立。
60年代後，以毛澤東爲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進一步向前發展。1963年周恩來根據兩岸的最新形勢，將對臺政策歸納爲“一綱四目”。“一綱”即臺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爲具體的操作方案，即（1）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以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都由蔣介石決定；（2）臺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的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當時臺灣每年赤字達約8億美元）；（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4）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周恩來還指出，當前臺灣問題的首要關鍵在於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海峽兩岸實現統一。“一綱四目”的提出，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祖國統一的真誠願望，也體現了在對臺政策上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從中也可看出後來的“一國兩制”的雛形。
但此時支持臺灣的美國和國民黨當局都無意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加以195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忙於解決因政策失誤而導致的內部問題，對臺灣問題沒有根本上改變“武力解放”的方針。遂海峽兩岸的和平歷程未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兩地依然是軍事政治對峙局面。1966年“文革”的發生，更中斷了兩岸彼此向合作推進的進程，輿論宣傳又重新回到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上.
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1979年以後）
1.“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
1978年11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羅伯瓦克時就提出：“和平統一實現以後，臺灣可以保持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說明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已經開始醞釀和平統一的思想。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也指出：“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臺灣迴歸祖國懷抱的前景已進一步擺在我們目前。”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正式宣佈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將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開始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時期。中國共產黨表示“將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文告還建議海峽兩岸實現通郵、通商、通航，並第一次公開提出要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的主張。同年1月，鄧小平在訪美時對參衆兩院的議員公開宣佈今後中國共產黨將不再用“解放臺灣”的提法了，只要臺灣和大陸統一，中國共產黨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的制度；12月6日，鄧小平再次強調“對臺灣……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臺灣作爲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條件只有一條，那就是，臺灣要作爲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爲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這時期雖然“一國兩制”的概念還未明確提出，但這一思想已非常清晰。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講話，正式提出和平統一中國的“九條方針”，明確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爲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首次明確統一後的臺灣享受有高度的自治權的“特別行政權”地位，把照顧臺灣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具體化爲“三個不變”與“六個不受侵犯”。“一國兩制”概念的正式提出，標誌着“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形成。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第一次把中國共產黨對祖國統一的設想概括爲“一國兩制”。他說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1984年5月，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的基本點是：（1）“一箇中國”。堅持一箇中國，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獨立”。（2）“兩制並存”，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實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主體；臺灣實行資本主義，50年不變。（3）“高度自治”。統一後臺灣實行高度自治，司法獨立，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管理。（4）“和平談判”。通過談判，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
2.對“一國兩制”的實踐——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
1982年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公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並提議以此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兩年後，《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也得以簽署，中國政府在香港、澳門分別設立特別行政區。1990年4月4日、1993年3月31日全國人大分別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兩法始終貫穿着“一國兩制”的方針，它們的通過標誌着中央政府“一國兩制”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取得了制度上與法律上的成功。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的順利迴歸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實施和檢驗，爲日後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借鑑，也爲解決臺灣問題起到了推動作用。
四、“和平發展”（1995年至今）
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儘管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了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但基本的態度仍是臺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同志發表《爲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主張要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並就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了八項主張和看法，表示在“一箇中國”的原則下，和平統一談判可分步驟
進行，要大力發展兩岸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八項主張”是對鄧小平和平統一思想的重大發展。
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後，中央對臺提出了以“六點意見”爲核心的對臺工作基本方針和政策。這“六點意見”包括：一、恪守一箇中國，增進政治互信；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四、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這些意見構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架構。2006年4月1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臺灣各界人士時指出“和平發展理應成爲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成爲兩岸同胞共同爲之奮鬥的目標”，並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四點建議：第一，堅持“九二共識”，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第二，爲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第三，深化互利雙贏的交流合作，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效途徑；第四，開展平等協商，是實現兩岸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2007年10月15日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上，胡錦濤總書記重申“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爲兩岸同胞謀福祉、爲臺海地區謀和平”，指出“沒有和平，談不上任何意義上的發展。而發展又是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不論最後以和平方式還是以非和平方式，都要靠發展積蓄實力”，因此，現階段堅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這個主題，有利於臺灣問題的早日解決。2008年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胡錦濤主席還指出：“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於任何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建設性意見，我們都願意作出積極迴應”。和平發展政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與時俱進的發展思想，豐富了黨的和平統一理論，是對臺工作的重大理論創新。
爲實踐“和平發展”思想，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2009年5月國務院通過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要求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獨特的對臺優勢和工作基礎，努力構築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2011年3月又批准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這是貫徹落實《若干意見》的具體舉措，進一步明確了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具體目標、任務分工、建設佈局和先行先試政策。《規劃》指出福建省在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居主體地位，具有對臺交往的獨特優勢。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對於深化兩岸交流合作，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大意義。
五、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的經驗總結及啓示
從1921年7月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爲解決臺灣問題而不斷努力。從“收回主權”到“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再到“一國兩制”、“和平發展”，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兩岸關係以及國內外政治形勢發展變化的現實，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分別提出了不同的對臺政策，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性，又考慮到臺灣的歷史和現實，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對臺政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啓示。
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它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大突破，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認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所建立的國家結構形式應該以單一制共和國爲佳，但也不排斥聯邦制。中國是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爲了國家的統一，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把佔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在香港、澳門、臺灣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統一於國家內，突破了在一個國家內只允許一種社會制度存在的認識，而是容納了兩種性質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這種模式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對統一戰線問題，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就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中國共產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擴大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對象和範圍，把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信仰和政治主張的臺灣同胞團結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來，體現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空前的廣泛性；同時也發展了統一戰線中“一國”的原則性和“兩制”的靈活性。根據“一國兩制”構想，中國共產黨順利地收回了香港、澳門的主權，並促進了這兩個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這爲未來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捍衛統一，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對臺工作始終貫徹的思想。不管是在艱苦的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的建設發展年代，不論面對怎樣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和民族的尊嚴放在最高的地位，始終把捍衛國家的統一、民族的獨立作爲自己神聖的使命，堅持這條主線不動搖；同時爲了實現這一神聖目標，中國共產黨能夠審時度勢，與時俱進，不斷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從收回臺灣主權到武力解放臺灣、和平解放臺灣，再到改革開放後的“一國兩制”以及和平發展政策，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爲實現祖國統一，順應歷史和時代發展的潮流而採取的手段和途徑，其政策都是切實可行的，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幾十年來，海峽兩岸關係由緊張對峙到鬆動緩和，再到今天的頻繁交流，與歷代共產黨領導集體在對臺政策上不斷堅持與時俱進分不開。
強大的國力是實現祖國統一的堅強後盾。縱觀中國歷史，凡是國家比較強盛的時候，國家就統一，凡是國家貧弱的時候，國家就容易分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曾經爲解放臺灣而訴諸武力，卻遭到美國的武裝干涉。爲了堅持“一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國共產黨與支持臺灣的美國進行了長期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談判鬥爭，取得了衆多的勝利，這其中，依靠的是不斷強大的國力。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了熱火朝天的經濟、軍事建設，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不斷提高。隨着國力的日益強盛，20世紀70年代，中美、中日建交，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與多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這一切都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進入21世紀以後，國際社會日呈多元化、多極化發展，國與國之間越來越依靠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競爭，中國要減少外部勢力的干涉，在國家統一這一場戰役中勝出，必須大力發展國力。
以經貿文化交流促統一。在臺灣問題一時難以解決的情況下，從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十分強調與重視對臺的經貿、文化工作，積極推動兩岸經貿、文化關係的發展，以利於兩岸的共同繁榮，從而帶動兩岸關係的全面發展，使兩地的交往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促使“臺獨”陰謀無容身之地，發揮促進祖國統一的重要作用。2010年3月份，海峽兩岸簽署了“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將進一步推動兩岸尤其是臺灣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交流；而文化、教育、體育交流同樣有利於兩岸人民建立感情和認同感，也是反對與遏制“臺獨”意識的有力武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