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特區的三大探索及其歷史貢獻
潘叔明
提要：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近一個世紀的偉大征程中，取得了輝煌成就，創造了許多可以載入史冊的奇蹟，建辦經濟特區就是其中重要的創舉。中國經濟特區在其30年發展中，進行了三大歷史性探索，在率先突破改革開放、繼續引領科學發展、不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中，取得了歷史經驗，做出了歷史貢獻。同時積極迴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的關切，積極迴應國內外對“一國兩制”的關切。
關鍵詞：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科學發展；祖國統一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近一個世紀的偉大征程中，取得了輝煌成就，創造了許多可以載入史冊的奇蹟，建辦經濟特區就是其中重要的創舉。中國經濟特區在其30年發展中，進行了三大歷史性探索，在率先突破改革開放、繼續引領科學發展、不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中，取得了歷史經驗，做出了歷史貢獻。同時積極迴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的關切，積極迴應國內外對“一國兩制”的關切。
一、率先進行改革開放的探索做出突破性的歷史貢獻
1980年，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黨和國家爲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決定建辦經濟特區。首批經濟特區爲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這些經濟特區全過程經歷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改革開放方面進行突破性的探索，做出瞭如下重要貢獻。
率先實行商品經濟，突破計劃對市場的束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傳統的認識中，計劃經濟被認爲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徵之一。所以當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時，當然會有思想認識上的阻力。從1979年至1992年，鄧小平10次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一直在理論上通過解放思想，不斷推動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爲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目標。與此同時，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轉進“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改革原則，承認了市場調節與計劃體制的相容性；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強調“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爲中國經濟改革基本目標。而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從1980年一開始就搞商品經濟，同時大膽探索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機制中率先採取覆蓋全社會的市場機制，並從根本上在實踐中破除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屬於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陳舊觀念，有效避開了不必要的干擾。可以這樣說，當1992年中共中央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中國經濟特區已經在大膽探索和科學實踐中建立起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的講話，旨在肯定南方經濟特區的探索與實踐，並期望在中部與東部實現同樣的市場經濟的突破性進展。此後，上海浦東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開發區的試驗及其成功，同樣證明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正確的。
率先實行非公有制經濟，突破傳統所有制性質和結構，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問題上，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是當然的，並被我們堅持着，但是單一的且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結構並未釋放出應有的巨大的經濟活力。隨着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開始出現多種經濟成分，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促使市場經濟釋放出巨大活力。因爲市場經濟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允許和鼓勵所有合法經濟主體進行公平競爭的制度，否定或排斥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的所有制都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在傳統的所有制性質和所有制結構上有所突破。1997年中共十五大確定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中國經濟特區一開始就大量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或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大膽探索和科學實踐中，實際上突破了傳統的所有制性質和所有制結構，並大膽探索出所有制的股份制實現形式。它所提供的經驗是，公有制實現形式和以公有制爲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歸根到底只能根據生產力解放和發展實際要求，根據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實際進程來確定。除此，對於全國改革有影響的，還有經濟特區對微觀企業組織的探索和實踐，也爲中央關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產權制度提供了某種實踐經驗。
率先實行與世界經濟接軌，突破脫離經濟全球化局面，建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對外經濟關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改革中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中國的對外開放，很自然地從沿海開始，然後開放沿江、沿邊城市以及各省省會及一些有條件的城市，接着開放一些有條件的農村，全國範圍的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但是對外開放的重大突破，首先是從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開始，主要是利用國外、境外的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種試驗已取得很大的成功。與其他地方相比，它在如何開放和如何提高開放水平問題上，有更多的大膽探索和科學實踐。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經濟特區對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方面，有了更廣和更深的拓展，較早地與世界經濟對接，把“中國因素”引人注目地帶到全球經濟中，同時也把“國際因素”探索性地引入中國經濟。因而在資本項目開放、服務貿易自由化、匯率制度選擇、國際政策協調等方面，爲國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積累了不少有價值的經驗，或者提出了某種有價值的前沿性、戰略性問題。經濟特區同時也在經濟全球化中經受風險考驗，但它歷經風險仍能做到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與此同時，經濟特區本身也獲得巨大發展。深圳經濟特區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爲一座現代化大都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史上的奇蹟。地區生產總值從1.96億元增長到8201億元，年均增長25.8%，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1.36萬美元。廈門經濟特區從2.5平方公里的湖裡開始發展到全島，從兩岸對峙的海防前線變成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30年來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7.2%，2009年常住人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珠海經濟特區，也是從一個經
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爲初具規模的現代化花園式濱海城市。地區生產總值從1980年的2.61億元增至2009年的1038.66億元，人均生產總值從1980年的720元增至2009年的69889元。汕頭經濟特區，實現了從以農業經濟爲主向現代化工業、服務業綜合發展，經濟總量增長82倍，人均GDP增長48倍。
二、繼續引領科學發展的探索初步取得重要的歷史經驗
進入新世紀，中國發展的重大探索圍繞着科學發展這一主題展開。經濟特區一方面繼續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上發揮示範和帶動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胡錦濤於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以後，就開始謀劃科學發展問題。仍然以大膽探索、科學實踐的精神，爭取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科學發展的新突破，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思想理念、體制機制及其政策安排，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繼續引領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新探索。經濟特區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既針對我國當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又注意科學發展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或解放思想轉變發展方式，或轉變理念重新規劃，都較早地根據各自特點作科學發展的再出發。並都初步取得重要成果和經驗。深圳在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大膽創新、科學實踐中，成爲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它把自主創新作爲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率先建立起以企業爲主體、市場爲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區域創新體系。至2010年，專利申請及授權量連續七年居全國第一。廈門積極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循環經濟，其萬元生產總值綜合能耗只爲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珠海堅持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實施土地統一規劃、統一徵用、統一開發、統一出讓、統一管理，注重環境保護，對污染排放進行嚴格控制，因而今天在人均優勢突出的前提下仍然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成爲我國第一個榮獲聯合國“國際改善人居環境最佳範例獎”的城市。汕頭主打目標是逐步定位在創新發展理念，建設幸福汕頭。建立幸福汕頭的科學評價指標體系，努力實現幸福指數和發展指數同步提升。
繼續引領加快建立健全生產要素市場的新探索。一個時期以來，出於中國發展所處的階段，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擔過多的經濟職能，同時又不得不由粗放經濟起步，所以造成了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的發展方式。因此一些地方已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資源衰竭，環境破壞。許多生產要素，特別是稀缺的土地、自然資源能源，未能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情況下被不當開發使用。經濟特區也很難避免這種情況。經濟特區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特區政府率先探索生產要素的定價機制、資源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恢復的補償機制，微觀主體節能減排機制，資源能源財稅體制，同時整合這些機制體制，以推動生產要素市場的建立和健全，在科學實踐中，總結有效抑制對資源和稀缺要素過度需求的經驗，以轉變重物質投入所引發的外延擴張的增長方式。
繼續引領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新探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進行6次比較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但尚未實現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經濟特區經歷了由特區管委會管理體制到特區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的轉變，積累了一些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政府與社會關係的有價值的經驗。所以經濟特區在全國率先通過繼續大膽探索，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除了解決政府職能配置，政府規模確定，政府結構優化，政府決策、運行機制和管理方式創新，政府依法行政確保，高素質公務員隊伍建設之外，在率先突破政府的市場主體身份，全面承擔起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和職責等做了多方面的新的探索，特別是向市場微觀主體提供有關的政策、信息、機制及其相應的有利於轉變發展方式的公共服務產品方面取得不少有益的經驗。
繼續引領加快自主創新的新探索。用人才和知識產權優勢取代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優勢，建設創新型國家，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的關鍵。經濟特區經過一個時期的探索，加快了建立有利於自主創新的經濟評價指標或指標體系，以改善GDP的結構。從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總結出來的經驗看，其所提供的指標性數據表明是有利於自主創新的，這些指標性數據是研發佔GDP的比重及其增長率；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工業產業比重及其年增長率，新興產業（新經濟形態產業）佔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重及其年增長率，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產品產出佔本土工業企業產出比重及其年增長率。經濟特區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礎上突破測算技術難關，提供比較完善的新的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推動國民經濟統計創新，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科學發展。
繼續引領加快改革分配製度的新探索。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第一個轉變就是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而關鍵是居民消費如何拉動，由於傳統的輕國內需求發展方式影響，國內最終消費需求被抑制，長期以來，我國GDP增長中最終消費貢獻率與世界平均消費貢獻率有較大差距。經濟特區最早感受到這種壓力，因而加快分配製度改革，特別是通過調整分配格局，在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水平上，做預期突破的探索。一些經濟特區政府較早提出按照經濟增長實際水平，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約束性指標如國民收入倍增或高於倍增等，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要求。更爲重要的探索是通過分配結構調整帶動需求結構、供給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和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調整，發揮其在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
經濟特區在繼續引領科學發展中不斷探索與創新，正以新的優勢，在國際經濟重組中，站到新的國際經濟平臺上去，以其典型的中國發展道路的卓絕經歷，積極迴應國際社會對我國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的關切。
三、不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探索，勇於承擔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
中國國家主權喪失和領土破碎，是中國近代社會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的結果。這主要發生在從1840年至1949年110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救亡的偉大勝利，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的任務。但還有歷史遺留問題，如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的繼續存在。這些問題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復興的偉大斗爭中全面解決。民族復興歷史運動內在地包涵着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平統一有機聯繫的各項任務。經濟特區在履踐這些歷史任務中，勇於承擔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並做出歷史貢獻。
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平統一的同一歷史軌道上前馳。黨在創辦經濟特區伊始也同時決定對外開放、並形成了“一國兩制”的祖國和平統一方針。經濟特區就其地緣來說，恰與香港、澳門和臺灣相毗鄰，首先發展起華人經濟的互動關係，同時也促進了港、澳、臺經濟以大陸爲廣大腹地的巨大發展。這爲此後建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了天然的經濟條件。對外開放，包括對所有國家的開放，不僅是經濟領域的開放，還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的開放。在這個開放的時代實行開放政策，不僅爲大陸與港、澳、臺的交往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爲整個中國包括這些地區與國際的交往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一國兩制”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學習、借鑑、合作的關係。實行“一國兩制”，要求我們正確對待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香港、澳門和臺灣較早吸收了這些成果，並在文化包容性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好的經驗。大陸是在跨越了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因此在吸收資本主義積極成果方面，尤需努力，尤需做這樣的借鑑和吸收，以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因爲大陸和港、澳、臺之間有着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因而在借鑑、吸收方面有更大的相似性，在實踐上也有更多的直接性而內在於一個偉大祖國的母體中。這對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與全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巨大的社會親和力和不竭的歷史驅動力。
經濟特區對促進香港、澳門迴歸祖國做出歷史貢獻。先是經濟特區在辦區後就和香港、澳門建立起密切的經貿、文化的交往與合作，在加強溝通、建立互信、深化共識方面，都起了先行先試的作用。經濟特區和全國一起共同努力，按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終於在1997年7月1日實現香港迴歸和1999年12月20日實現澳門迴歸，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臨香港、澳門出席政權交接的慶典大會。從此結束了中國百年屈辱史。接着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投入很多精力，發揮很高智慧來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共同發展”，就是爲了充分實現港澳人民當家做主的願望。經濟特區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嚴格遵循這一方針，並創造性地推進與港澳之間的進一步密切合作。港澳人民不但實現了被宰割被殖民的歷史不再重演和違背港澳同胞意願的殖民政權或專制政權不再重現，其高度自治也進一步獲得廣闊的國際空間，而在主權統一下也進一步獲得廣闊的國內空間。經濟特區和港澳特別行政區在構建更加緊密的全面關係中、在和臺灣建立兩岸和平發展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社會的關係中正進行着積極的大膽探索和科學實踐，黨和國家支持經濟特區在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和粵港澳“世界級新經濟區域”的建設中繼續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隨着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目前正以獨特的國家組織形態列入國家制度史。作爲一個極富創造性的國家理論、國家思想，它科學地處理了兩種制度在一個統一主權國家中的國家制度同社會制度的關係、國家職能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的關係、國家的社會屬性同民族屬性的關係、民族主權國家同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之間關係。經濟特區奮力推動它的歷史性進展，積極迴應港、澳、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關切。
經濟特區不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繼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經濟特區不同程度地與臺灣有着更爲密切的地理、歷史、人文和社會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雖有百年相隔，也依然不能割斷，說它因“臺”而設，實有根據。經濟特區特別是廈門自覺地把自己看成中央對臺政策和發展兩岸關係的試驗田、窗口和排頭兵，在推動自身經濟社會進步中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通過經貿交流厚植共同利益，相繼出臺鼓勵臺胞投資一系列地區性法規和政策，依法保護臺胞的正當權益，臺商從隻身探路創業到舉家安居樂業，已完全融入經濟特區。至2010年，僅廈門經濟特區就已有臺商投資3716項，合同利用臺資109.96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75.85億美元。通過文化交融密切民族精神紐帶，加強閩南文化、客家文化的天然聯繫，深耕草根階層，共同維護兩岸同胞的中華文化共同財富。通過人員交往增進骨肉情深，兩岸民間社團的交往合作的各種平臺與機制也已形成。通過這些平臺和機制的延伸，有大量來自基層的臺胞到經濟特區來參加各種活動。同時經濟特區率先開展兩岸基層政黨、市縣政府和各界之間的相互參訪，直至爲兩岸政黨高層交流合作平臺、經濟高層交流合作平臺、文化高層交流合作以及“三通”廣泛交流合作平臺的建立做了大膽的有益探索，經濟特區和所在地各級政府，通過突破性探索，近年來提出許多先行先試的前瞻性議題，包括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合作新模式；建設兩岸人才強勢高地以應對人才資源全球配置日益增強的趨勢；世界經濟重組中的ECFA的後續談判與合作；建立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率先試驗對臺離岸金融、資金清算等；國際體系深刻變化中的兩岸立法實踐交流與合作；文化產業合作和發展，以及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研究與中華經典資源庫的建設等。並建議就適當的議題形成和展開，適當的新的平臺建立與建設，適當的體制規範與完善，適當的機制創新和激發，展開活絡而切實的探討。
大陸和臺灣同屬一箇中國，但存在着20世紀40年代後期形成的歷史遺留並被延續的政治對立，在這政治對立結束之前，兩岸一直處於這種特殊的政治關係下，因此每一公權力部門在兩岸關係中取得某一領域或某一議題突破之前，往往由經濟特區的民間社團和基層民衆進行先期的艱苦探索、不斷地積累兩岸共識和不斷創造各種先期條件方得成功。兩岸民間社團和基層民衆的交往合作，經歷了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各個歷史階段。現階段集中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各項政策議題上，兩岸政黨、民間社團和基層民衆的交流合作將更趨活躍，將更有成效。因此，兩岸政黨、民間社團和基層民衆的互動可以廣泛地在輿論影響和公共決策中致力於政治對立的進一步改善，臺海局勢進一步穩定。經濟特區在許多方面提供了有益經驗，起到了重要的先行先試的示範作用。我們已經看到隨着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每一步的改善，兩岸和平發展將不斷地得到拓展和深化，直至祖國的和平統一與全民族的偉大復興，經濟特區將繼續爲此做出光榮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建辦的經濟特區所創造的輝煌成就和世界矚目的奇蹟將永載史冊！我們謹以此文紀念黨的九十誕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