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九十年：黨的文藝思想的探索與經驗
陳舒劼
內容摘要：黨的文藝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寶貴經驗與財富。九十年的光輝歷程中，黨的文藝思想在文藝功能、文藝取向、文藝管理、文藝方針等方面做出了許多偉大的探索和實踐。承擔時代賦予的重任、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引導與管理全球化時代文化生產等理論結晶，將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貢獻出重要的力量。
關鍵詞：文藝功能、文藝取向、文藝管理、文藝方針
建黨以來的九十年中，文藝始終是黨的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黨在國家危亡、戰火紛飛的年代探索救國之路，到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文藝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這輝煌的九十年裡，黨的文藝思想在實踐與探索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的文藝思想與文藝理論，將繼續作用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一、承擔時代賦予的重任：文藝功能的政治意義
作爲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映，是文藝的本質功能之一。在建黨以來的九十年中，黨對於文藝工作所必須承擔的時代所賦予的責任，始終保持着高度的重視。反映大時代的風雲變幻，服務於先進政治思想的傳播需求，既是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特殊國情中文藝發展的必然軌跡。“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影響於政治。”黨成立後不久，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人便發表文學主張，要求文學成爲喚醒大衆、宣傳革命、助推革命的有效工具。在文藝佔據民衆日常生活重要位置的二十世紀初期，被比喻爲與“槍桿子”相對應的“筆桿子”的文藝成爲革命的兩大支柱。在總結長征的意義時，毛澤東指出“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而“宣言書”和“宣傳隊”無疑都是強調長征在文藝意識形態宣傳中的重要意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公認爲是革命時期黨的文藝思想的經典文件。這份報告，對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文藝工作的原則、對象、方法等都做了明確的闡述。毛澤東認爲，“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間的正確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於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協助，藉以打倒我們的民族敵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務”，是革命時期文藝工作的根本任務。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出現了趙樹理、丁玲、孫犁、周立波、劉白羽等著名作家，解放區的文藝創作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有力地擴大瞭解放區的影響力，推動了文藝宣傳戰線上的革命事業。
進入新時期後，隨着革命事業的發展和主要任務的變更，黨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出了適時的調整和新的表述。鄧小平提出了“文藝不從屬於政治，同時又不脫離政治”的觀點。文藝雖然不再僅服務於政治性的工作要求，但爲黨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服務仍然是文藝工作的重點。鄧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文藝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關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鬥爭。”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文藝工作的重要性是無可替代的。“在這個崇高的事業中，文藝發展的天地十分廣闊。不論是對於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於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隨着黨的事業的不斷推進，文藝工作的革命鬥爭性雖然不再是重心所在，但文藝戰線依然必須承擔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文藝不再緊密地與革命鬥爭相聯繫，並不等同於文藝“自由化”、“虛無化”、“頹廢化”的價值走向。新時期到來和改革開放的推進，爲文藝創作和文藝思想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域外的資源，一時間西方文藝界和思想界的各種“主義”、“方法”、“思想”大規模涌入，在這種情形下，抵制打着文藝自主性旗號的負面文藝思想傾向就顯得尤爲重要。江澤民語重心長地指出了“文藝與政治脫鉤”的荒謬性：“政治具體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存在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特別是在面臨西方國家經濟、科技佔優勢的壓力和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情況下，所謂不問政治、遠離政治是不可能的。”只有認識到這個重要觀點，才能正確地擺正文藝發展和政治需求之間的位置。江澤民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持正確的創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鄭重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旗幟鮮明地反對資本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反對‘一切向錢看’，旗幟鮮明地鼓舞人們爲壯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而奮發進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對文藝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江澤民關於文藝必須擔當政治使命的闡述，實際上是鄧小平文藝思想在新時代語境中的延續與發展。
反映時代的大趨勢與大發展，承擔時代賦予的歷史重任，是一條貫穿黨的九十年文藝思想的主線。隨着建設小康社會的全面推進，這一主線仍然必須堅持不動搖。胡錦濤站在古往今來的歷史高度上對文藝發展的根本原因做出了總結：“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文藝工作者，都要擔當起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積極投身謳歌時代的文藝創造活動。進步文藝，刻寫着一個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個國家的未來，深深影響着一個民族的精神和一個時代的風尚。這是古往今來人們讚揚進步文藝、呼喚進步文藝的根本原因。”“擔當使命”、“謳歌時代”，這既是小康社會全面建設過程中我國文藝發展的大方向，也是我國文藝發展的內在源動力。
二、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文藝取向的價值意義
人民性是黨的根本屬性，黨的文藝價值取向自然以人民爲核心。“爲人民服務”是黨九十年來文藝工作的核心價值取向。黨的文藝思想中人民性概念中的人民是歷史的、具體的，這與西方“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及“人本主義”思想中的一般的、抽象的人是有着根本差別的。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黨的文藝工作始終圍繞着人民的需求展開。
毛澤東確立了黨的文藝工作“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爲羣衆與如何爲
羣衆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或這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與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從此成爲我黨文藝工作的寶貴經驗之一。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五條規定：“提倡文學藝術爲人民服務，啓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這條規定實際上將文藝“爲人民服務”寫進了臨時憲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意義深遠的偉大轉折，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致的“祝詞”中，既強調了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爲最廣大的人民羣衆、首先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也指出“文藝要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人民羣衆，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民在社會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趨勢，並且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從而爲“雙爲”方針的提出奠定了基礎。1980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爲《文藝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從此文藝“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雙爲”方針替代了“文藝爲政治服務”的口號。革命文藝觀逐漸讓位給與四個現代化建設更爲匹配的“雙爲”方針，文藝“爲人民服務”以更爲深廣的內容體現在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創作與實踐中。鄧小平曾深情地說過，“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於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繫，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文藝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必然體現。“爲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服務”的內涵伴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前進而不斷豐富，但其精神始終不變。江澤民認爲，只有黨的文藝工作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掛鉤，纔是其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在此基礎之上，胡錦濤就文藝與人民大衆的關係進一步作出深刻而細緻的論述：“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文藝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積極反映人民心聲。一切進步文藝，都源於人民、爲了人民、屬於人民。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存在於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之中。……真情熱愛人民、真正瞭解人民、真誠理解人民，才能創作出深受人民歡迎、對人民有深刻影響的優秀作品。……我國廣大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堅持以人爲本，牢固樹立人民羣衆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培養和增進對人民羣衆的感情，堅持以最廣大人民爲服務對象和表現主體，關心羣衆疾苦，體察人民願望，把握羣衆需求，通過形式多樣的藝術創造，爲人民放歌，爲人民抒情，爲人民呼籲。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深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第一線，深入企業、鄉村、社區、軍營、校園生活最前沿，不斷創作出讓人民滿意的優秀作品，滿足人民羣衆多層次、多樣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順應時代要求的文藝作品，必然要紮根人民性的沃土之中，才能具備堅實的基礎、開放的視野和廣闊的胸襟。
黨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的文藝價值取向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向度的內容：服務人民與引導人民。黨的文藝思想既強調了文藝滿足人民羣衆的精神需求，也強調過文藝的啓蒙性與引導力。毛澤東對此曾有一段經典論述：“對人民羣衆，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其背上的包袱，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而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這段論述要求文藝創作“揚長補短”，將讚揚人民羣衆的優點與引導人民羣衆克服自身的缺點相結合，體現出深厚的理論辯證性。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文藝引導性的一面主要體現爲促進人民大衆文化水平和道德素養的提升，這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需求：文化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爲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的價值取向保證了文藝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在社會價值觀念趨於多元化的當下語境中，堅持文藝“爲人民服務”的價值向度，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認同建構的核心所在，對抵制“拜金主義”、“逃避責任”、“拒絕理想”、“自我麻痹”等庸俗社會觀念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也是民族文化時代性的高度所在。
三、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文藝方針的實踐意義
如果說“承擔時代責任”實現了文藝的政治意義，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體現了文藝的價值取向，那麼“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則是文藝政策實踐方針的體現。1951年毛澤東爲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又就中國歷史研究問題提出要“百家爭鳴”，在此基礎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於1956年成爲我黨繁榮文藝事業的基本方針。“雙百”方針重在“放”和“爭鳴”，鼓勵文藝工作者在各自領域中追求真理、民主討論，尊重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與多樣表現方式。“雙百”方針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國際風雲激烈變幻、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背景下提出，它閃爍着矛盾論的哲學光輝，其基本精神一直貫穿到當下的文藝工作中。
“雙百”方針在新時期有了新的發展。江澤民指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是堅持‘二爲’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雙百”方針、“二爲”方向和“弘揚主旋律”存在着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雙百”方針是“弘揚主旋律”的前提條件，而“弘揚主旋律”也是“雙百”方針必然的走向與呈現。“百花齊放”爲的是“推陳出新”，而主旋律的高揚，必須在文藝大發展大繁榮
的氛圍中才可能出現。江澤民詳細闡釋過“弘揚主旋律”的內容與意義：“弘揚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導下，大力倡導一切有利於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有利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弘揚主旋律，使我們的精神產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進社會的進步，不斷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發展宣傳文化事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的主題。”胡錦濤也曾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式講話中，強調建設和諧文化、弘揚主旋律是文藝工作者莊嚴而神聖使命：“我國廣大文藝工作者一定要正確認識和牢牢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深刻體驗人民前進的準確信號，敏銳發現時代變革的風氣之先，自覺響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堅持把個人的藝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藝的生動創造寓於時代進步的運動之中，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升起更加昂揚的理想風帆，描繪更加美好的生活藍圖，激勵更加堅定的奮進信心，滿腔熱情地謳歌時代主旋律，努力爲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功立業。”“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的文藝政策實踐方針，爲我國現代文藝事業的大發展與大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藝術工作貼近生活、聯繫實際，謳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得到了人民羣衆的高度讚揚和認同。僅以電影爲例，《建國大業》、《生死抉擇》、《大決戰》系列、《解放》等電影的上映，引起了人民羣衆的熱烈反響，關於這些文藝作品的討論紛紛成爲當時的文化事件。
爲了促進文藝創作謳歌時代精神、弘揚主旋律，體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黨和政府的相關部門還先後設立一系列獎項，鼓勵文藝創作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如“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大衆電影百花獎、電視飛天獎、文化部新劇目文華獎、中國戲劇梅花獎等等。其中，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評選活動自1992年起每年進行一次，主要評選一部好的戲劇作品、一部好的電影作品、一部好的電視劇、一本好的社科圖書、一篇好的社科理論文章、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廣播劇，並對組織這些精神產品生產成績突出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和部隊有關部門授予組織工作獎。多年以來，“五個一工程”圍繞着“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導方針，爲社會奉獻出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爲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樹立、爲文化市場的良性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證明了“在百花齊放中弘揚主旋律”的文藝政策的優越性。
四、文化生產的規劃與引導：文藝管理的形式意義
文藝創作看似僅與藝術工作者個人相關，但文藝創作總是受到外部思潮語境的影響，受時代總體條件的制約。尤其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文化創作與政治需求必然緊密結合。伴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與深化，中國的發展更加深入地融合到世界發展的體系之中。互聯網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以驚人的速度在中國傳播開來，2001年年底中國正式成爲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這些變化使文化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文化生產與發展中出現的愈來愈多的新情況，要求文化管理必須與時俱進，在變革中妥善應對。如果放棄文化領導權，放任無政府主義文化思潮的產生，不僅阻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也違背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
革命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黨曾提出許多具體的文藝創作方法與創作原則。毛澤東指出，“現時期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毛澤東判斷的正確性已經被歷史證明，“三突出”、“兩結合”、“集體創作”等概念是當代文學史中的重要詞條。如最早出現在解放區文藝實踐中的“集體創作”，提倡工農兵直接參與文藝創作，將無產階級文化隊伍的建設與文化生產相結合，推出了“領導出思想、羣衆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創作方法。在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條件下，這種創作方法對文化的普及與繁榮產生過相當的推動作用。一批著名的文學作品就是這種創作方法的產物，如爲人民羣衆所熟知的長篇小說《紅巖》，以及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歌劇《白毛女》等。
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之後，許多文化藝術工作的展開仍然需要黨和政府相關部門的管理、規劃與引導。爲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鄧小平強調各級黨委要注意文藝管理的科學性：“各級黨委都要領導好文藝工作。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全球化時代到來之後，對許多大型文化藝術工作的開展需要協調、組織和管理，政府部門在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胡錦濤指出，“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隨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文藝觀念、文藝創作方式、文藝隊伍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文藝的生產、服務、傳播、消費形式日益多樣化。”在這樣的條件下，“各級黨委要高度重視文藝事業，把加強和改善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作爲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熱心服務，大力支持，不斷提高領導文藝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全球化”、“區域化”、“產業化”和“網絡化”這四大文化發展趨勢所代表的文化管理的新潮流，要求我國當下的文化管理變革要做出適當的迴應，要求政府文化管理必須有所創新。政府文化管理創新體系的建構，是時代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是推進新時期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迴應新公共管理挑戰的戰略選擇。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符合文藝發展規律、整合文化產業力量、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的文藝管理，將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貢獻更多的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