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1584—1630)
袁崇煥(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廣東東莞，明朝著名軍事將領。他戎馬一生，爲守衛明朝東北邊疆、抵禦清軍進攻，立下了赫赫戰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錯殺袁崇煥，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的青年時代，正值明皇朝統治日趨腐朽之際。有感於國家的衰敗，袁崇煥自幼好讀兵書，學習用兵救國之術。他中進士後授職福建邵武知縣，仍對東北邊境的戰況非常關心，常常同一些曾經衛戍遼東的退役將卒討論遼境的地理和防禦狀況，嚮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筆從戎。
天啓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奉例入京朝覲，御史侯恂慧眼識英雄，薦袁崇煥爲兵部職方主事，負責鎮守山海關。袁崇煥剛到任所，便深夜單騎出關了解地形，回來後便稱：“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雖是口出狂言，但這番膽識和勇氣，也着實讓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成爲駐防邊疆的一員勇將。
在兵部尚書孫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煥在遼東築寧遠城，恢復錦州、右屯等軍事重鎮，使明的邊防從寧遠向前推進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復了天啓初年的失地，他又採取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鼓勵百姓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還注意整肅軍隊，號令嚴明，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治邊有方，天啓三年，袁崇煥得升爲兵備副使，不久又升爲右參政。
天啓六年(1626)正月，後金國主努爾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萬前來圍攻寧遠(參見寧遠之戰)。袁崇煥刺血爲書，誓師全軍，表示誓與寧遠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將士鹹請死效命”，同仇敵愾，士氣高漲。袁崇煥令城外守軍全部撤進寧遠城，堅壁清野，又親自殺牛宰馬慰勞將士。他還將全部庫存的白銀置於城上，傳令，有能打退敵兵，不避艱險者，當即賞銀一錠。如臨陣退縮，立斬于軍前。爲了增強火力，袁崇煥令人將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紅夷大炮”架上城頭，一切準備就緒，嚴陣以待。
二十四日，後金軍兵臨寧遠城下。袁崇煥胸有成竹，邀朝鮮使者同坐戰樓觀戰。突然一聲炮響，後金軍開始攻城。只見八旗兵丁四處散開，滿山蔽野而來。袁崇煥一聲令下，城樓上火炮齊鳴，弓箭齊發，後金軍死傷慘重，只好退軍。次日，後金軍重振士氣，再次來攻，他們把裹着生牛皮的戰車推到城牆根，準備鑿城穿穴，袁崇煥立即親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強火力猛攻敵陣。後金軍總帥努爾哈赤在營前指揮作戰，忽被飛來的炮石擊中，受傷墜馬，血流不止。後金軍見主帥受傷，匆匆收兵退去。在歸途中，努爾哈赤病情加重，死於軍中。
寧遠一戰，是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征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敗績。袁崇煥從此威名大振，後來清軍也不得不承認“議戰守，自崇煥始”。
寧遠之戰後，袁崇煥被升爲遼東巡撫，關外防務，盡歸袁崇煥籌劃。爲了休整軍隊，他一面派人假意與後金和談，一面加緊整飭軍隊，修築錦州、中左、大凌諸要塞，以防後金的突然襲擊。天啓七年五月，皇太極果然率軍來攻錦州，將錦州團團圍住(參見寧錦之戰)。錦州守軍一面堅持抵抗，一面飛報袁崇煥請援。袁崇煥識破皇太極圍錦州的目的是欲誘自己出戰，以便借襲寧遠。他認爲，“寧遠不固，則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繫”。於是堅守寧遠不動，而派精騎四千繞到清軍後面猛攻，致使清軍兩面受敵。同時又奏請朝廷調薊鎮、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軍趨山海關支援。皇太極攻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進攻寧遠。此時寧遠守軍已準備就緒，“紅夷大炮”整整齊齊地排在城頭，引彈待發。清軍將領見寧遠防守甚嚴，不易攻破，便勸皇太極不要攻城。皇太極怒斥道：“當初我父攻寧遠不下，而如今我攻錦州不下，像這樣的野戰，如不取勝，如何能張揚我國威！”說完便下令強攻寧遠城。城上明軍萬炮齊發，矢石如雨。清軍久攻不下，損傷慘重，最後只好退兵。皇太極終於還是像他父親一樣，敗在袁崇煥的手下，無功而歸。
“寧、錦大捷”全靠袁崇煥運籌帷幄，指揮有方。但在明廷論功行賞時，權閹魏忠賢卻貪他人之功爲己有，不僅自己封賞最厚，連他的爪牙也個個有獎，唯獨對袁崇煥，不僅無封賞，反而誣他“不救錦州爲暮氣”。袁崇煥一怒之下，上疏乞休歸鄉。
崇禎帝登基之後，日夜思得良將解遼境之憂。“延臣爭請召崇煥”。崇禎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煥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應召入京。崇禎帝親自在平臺召見他，與他商量平遼方略。崇禎帝道：“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袁崇煥一聽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銳意平遼，一時熱血沸騰，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奏。”崇禎帝一聽五年便可復遼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
“五年復遼”，談何容易？袁崇煥不知，自他離職後的這一年，東北邊防已現出了巨大的變化。從明軍方面而言，繼任的督撫多貪贓冒贖，剋扣軍餉，多次激起士兵譁變，軍心渙散。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繼失守，邊防一觸即潰。而皇太極即位以來，更加註意調整滿漢關係，逐漸開始封建化過程，國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戰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極也在戰鬥中總結出了對明作戰的經驗。因此可以說，在東北邊境，清軍的實力大大勝於明軍。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袁崇煥聲稱“五年復遼”很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當時在場的大臣都爲袁崇煥的豪言壯語捏了一把冷汗，給事中許譽卿趁崇禎帝入內室小憩之機悄悄問袁崇煥爲何出此狂語，袁崇煥笑笑說：“聊慰聖心耳。”許譽卿正色道：“上莫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袁崇煥一聽大夢方醒，甚覺失言。待崇禎帝再出，立即跪奏道：“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於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接着提出了在軍隊調度、兵需供給方面的諸多要求。崇禎帝一一答應。袁崇煥擔心自己遠離京師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國便成萬里，忌功妒能，夫豈無人。即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略。”崇禎帝一聽此話甚覺刺耳，但爲了邊疆大事，也不便發作，沉默了一會兒，對袁崇煥說：“條對方略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命賜尚方寶劍，準其先斬後奏。
不久，袁崇煥離京赴任。崇禎帝親自爲其送行，把恢復邊疆的宏願完全寄託在袁崇煥身上。袁崇煥深知身負重命，但仍慮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懇請皇上“任而勿貳，信而勿疑”。還一再說明“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禎帝皆“優詔答之”。
袁崇煥剛到御遼前線，即遇上了駐寧遠的士兵因長期缺餉而譁變。他當即單騎入營，懲治了貪虐的將領以撫軍心，又將兵變爲首者梟首示衆，以嚴明軍紀。爲了從根本上穩定軍心，他連連上奏，要求朝廷發餉濟遠。
崇禎帝見袁崇煥到邊境未立一戰功，請餉之奏卻頻傳，心中頗爲不悅。在召集衆臣討論時，崇禎帝沒好氣地說：“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站在一邊的禮部右侍郎周延儒聽出了崇禎帝的弦外之音，趁機挑撥，說什麼軍事譁變實非缺餉，而是另有隱情。崇禎帝一聽，對袁崇煥的十分信任頓時減去三分，雖然勉強發去了軍餉，但心中卻開始懷疑袁崇煥恃邊逼餉以充私囊。
不久，又傳來了袁崇煥擅殺皮島守將毛文龍的消息。毛文龍原系遼東明軍將領，遼東失陷後撤到瀕臨朝鮮的皮島上，他在島上擇壯爲兵，多次襲擊清軍後方，有力地牽制了清軍的南下。但毛文龍恃功跋扈，根本不聽袁崇煥的指揮，反而虛功冒餉，誣袁崇煥剋扣了他的軍餉。爲了統一邊防號令，袁崇煥借督餉赴皮島之機誘捕毛文龍，先斬後奏。崇禎帝接到袁崇煥的奏疏，心中十分惱怒他竟敢不經聖裁擅殺邊將。但礙於自己曾親賜尚方寶劍，又指望袁崇煥早日恢復遼境，所以還是強忍怒氣，“優旨褒答”。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
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率大軍避開袁崇煥的防地，從蒙古繞道入關(參見京畿之戰)。由於薊州一線邊防鬆弛，使得清軍輕易攻破，很快便會師於遵化，直逼京師而來。
袁崇煥得知清軍入關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親率精銳部隊，馬不停蹄，急赴京師救援。他們趕到北京城外，與圍攻廣渠門的清軍交鋒，一場惡戰，清軍敗退。
崇禎帝在城內得知袁崇煥援軍已到，十分驚喜，連忙發餉犒師，並命各路勤王軍統歸袁崇煥調度。袁崇煥擔心所部日夜奔馳，馬卒疲怠，請求入城休整再戰。但遭到了崇禎帝的堅決拒絕，只好移師城外駐防。
皇太極見又遇勁敵袁崇煥，心中又恨又怕，決定利用崇禎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禎帝之手除去心頭大患。他首先假擬了兩封所謂的“密信”，讓部下有意“丟失”在明軍經常出沒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氣約袁崇煥私下議和。此信一傳開，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謗紛起。那些往日與袁崇煥有隙的朝臣也趁勢“誣其引敵協和，將爲城下之盟”。崇禎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際，兩名從清營中逃回來的宦官又報告說在清軍中親耳聽見將士議論，稱袁崇煥已與清主和議，不久將不戰而獻北京。崇禎帝至此深信不疑，當即傳令袁崇煥入見，趁其不備將他逮捕下獄。崇禎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謀叛欺君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
直到後來清軍入關後，人們方知所謂的袁崇煥通敵不過是皇太極的反間計，那兩名逃回的宦官是清軍有意識讓他們聽到議論後又故意放歸的。崇禎帝輕率疑臣，自毀長城，致使袁崇煥忠心報國卻含恨九泉。
袁崇煥籍貫考實 1 2 3 4 5
撰文：楊寶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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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籍貫的考證，對於袁崇煥思想發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對於袁崇煥軍事思想的研究，對於袁崇煥功過的評價，也不無幫助，正如力主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閻崇年先生所說：“很需要對袁崇煥的籍貫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煥傳》載：“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中華書局校點本《明史·袁崇煥傳》後《校勘記》雲： 東莞，《懷宗實錄》卷三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國榷》卷九一頁五五四四、《明進士題名碑錄》萬曆己未科都作“藤縣”，疑作“藤縣”是。
嗣後，袁崇煥爲藤縣人之說，如雨後春筍，大小報刊所發表的文章，有十餘篇肯定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注2〗其中，以閻崇年先生的《袁崇煥籍貫考》爲集其大成，它進一步斥《明史·袁崇煥傳》載袁崇煥爲東莞人是“文物無據”，“文獻無徵”。
說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依據，綜合起來，主要在：
一、崇煥父袁子鵬碑（墓在廣西平南縣白馬鄉）記崇煥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東莞遷藤。
二、廣西藤縣《袁氏家譜》載崇煥之祖袁西堂於正德元年（1560）由東莞遷藤。
三、北京孔廟內明清進士題名碑袁崇煥名下刻“廣西藤縣”。
四、《明懷宗實錄》、《崇禎實錄》、《崇禎長編》、《國榷》、《明季北略》諸書載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
五、袁崇煥《天啓五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屬西江”，西江即潯江，指藤縣。
六、崇煥被殺後，其妻黃氏在藤縣投水死。
七、藤縣白馬鄉有袁崇煥遺蹟。八、藤縣白馬鄉有“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
現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點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爲證實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依據。
（一）關於袁子鵬墓碑（以下簡稱“墓碑”）與《袁氏家譜》（以下簡稱“《家譜》”）
主藤縣說者主認爲“袁子鵬墓碑是袁崇煥爲藤縣籍的一個力證”〖注3〗，又說：“《袁氏家譜》的首次發現，爲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注4〗但是，只要參合其他資料，細心讀一讀，就不難發現墓碑和《家譜》舛誤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雲：“□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廣東東莞縣於嘉靖初年至廣西梧州府藤縣四十三都白馬訊。”〖注5〗《家譜》雲：“始祖，字西堂。公籍廣東東莞縣水南鄉茶園村，明正德元年自粵東貿易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戎墟，居住數年，遷居於藤縣五都白馬訊。”〖注6〗袁西堂自東莞遷廣西，一說嘉靖初年，一說正德元年，墓碑與《家譜》，既同出一家，何參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載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孫（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勳、兆右），《家譜》載袁子鵬三子三孫（兆勳、昭始、昭右）〖注7〗。姑勿論“兆”與“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爲何不見於《家譜》？假如說這三個幼殤，故《家譜》不載，卻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譜》何以不載？若無其人，墓碑何據而云？這都是不足以取信於人的。此其二。
袁崇煥《天啓四年三乞給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者，今亦喪矣。”〖注8〗分明袁子鵬有弟曰袁子騰，有侄曰袁崇茂。《家譜》雲：“公（據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鵬。”〖注9〗既無子騰之名，且明謂袁西堂僅生子鵬一人，袁崇茂亦不見於《家譜》，顯與袁崇煥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雲：“朋公妣何氏”，《家譜》雲：“二世祖，字子鵬（略），妣何氏，而〔民國〕《東莞縣誌》卷六一《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雲：“仍留其祖遺屋數椽，以棲崇煥母葉氏，使終天年”（舊抄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所載意同）。史乘與方誌均不載子鵬有繼室或妾，也不載崇煥爲繼室之子或庶出，崇煥之母，即子鵬之妻，當爲葉氏。《家譜》又云：“三世伯崇煥（略），妣葉氏。”〖注10〗據談遷《棗林雜俎》智集《袁崇煥》條及清初趙吉士《四明公弼盧宜彙輯二續表忠記》所載，崇煥妻爲阮氏（引文說後），葉氏，乃崇煥之母，而《家譜》卻作崇煥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煥在《三乞給假疏》中說：“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注11〗可見崇燦爲長，崇煥爲仲。此出崇煥自言，不容有誤，而墓碑雲：“公（據上文，指子鵬）生三子六孫，長崇煥，賜進士出身。（略）次崇燦，三崇煜。”《家譜》亦云：“二世祖諱子鵬（略），生三子，長崇煥，次崇燦，三崇煜。”又載：“三世伯崇煥”〖注12〗。都把袁崇煥說成是袁子鵬長子，顯與崇煥自言不合，在封建社會中，嚴長幼之序，何墓碑與《家譜》長次顛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雲：“長崇煥賜進士出身，拜三邊總制。”《家譜》雲：“三世伯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略）後官到三邊總督。”《明史》卷七三〈官職〉二載：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提督軍務。七年，改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爲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
清初劉獻廷《廣陽親記》卷一記載得更清楚：
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袁崇煥自萬曆四十七年（1619）舉進士入仕途以後，從未官於西北，從未任三邊總督之職，遼東與陝甘，相去數千裡，墓碑與《家譜》，誤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譜》雲：“三世伯崇煥（略），終於崇禎三年，被奸臣朦斃，生三子，被奸臣奏準，將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廣東東莞縣。”
崇煥生三子嗎？請看清初以前人的記載：
以布衣鳴崇煥冤而被殺的程本直的《漩聲》說：“崇煥今日乃如何也？身凌遲也，後嗣絕也。”〖注13〗
崇煥下詔獄時，上疏論救的兵部職方司郎中餘大成的《剖肝錄》說：“昔嶽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胤絕，聖世誰復爲《金陀萃編》者？可嘆也。”〖注14〗
崇煥斬毛文龍時，曾參其謀的重要幕賓王舋說：“大司馬（霖按：指袁崇煥）無子，”〖注15〗
明末清初趙吉士的《四明公弼盧宜彙輯二續表忠記》雲：“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注16〗
〔康熙〕《廣東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煥傳》雲：“（崇煥）籍沒之日，無子，亦無所積。”
〔康熙〕《東莞縣誌》卷一二《人物·袁崇煥傳》雲：“崇煥無子，籍沒之日，囊橐蕭然，無長物。”
據以上書所載，崇煥無子甚明，《家譜》所言，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實錄·熹宗實錄》卷七七載：“（天啓六年十月己酉）加遼東巡撫袁崇煥嗣男原蔭錦衣衛千戶袁兆基世襲指揮僉事。”熹宗所封，乃崇煥嗣男，崇煥無親子可知。這位袁兆基是誰之子呢？〔民國〕《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雲：“（崇煥）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沒者，皆同產兄弟崇燦子兆基與崇煜及祖遺薄產”（舊抄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文同）。墓碑載袁子鵬之孫六人，無“兆基”，《家譜》載崇燦三子，亦無“兆基”。墓碑中子鵬之孫“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筆者曾於碑前審視，字形不近“基”字。這位官封錦衣衛僉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譜生輝，何以《家譜》反無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鵬墓碑，怎能“是袁崇煥爲藤縣籍的一個力證”呢？《袁氏族譜》怎可以作爲“爲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雲：“大清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緒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鵬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時代懸殊，且謬誤多端，決非據原碑拓本或據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譜》記及袁驥紹，驥紹，健在。《家譜》記袁崇煥家世，與崇煥自言或前人記述大相徑庭。這兩種在袁崇煥死後二百多年製成的“資料”，豈能作爲證實崇煥是廣西人的證據。
〔崇禎〕《東莞縣誌》卷三載：袁世祥 以孫崇煥貴，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都御史。袁子鵬 以子崇煥貴，封副使，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慶、民 國等四種《東莞縣誌》所載亦同。
〔民 國〕《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雲：崇煥年十四，隨祖世祥、父子鵬往粵西應童子試，補弟子員。
《袁自如公粵西家傳》雲：崇煥年近十四，始隨王父贈大司馬世祥、父贈大司馬子鵬公往粵西之梧州，應藤縣童子試，補弟子員。
〔崇禎〕《東莞縣誌》成書於崇禎十二年（1639），距袁崇煥之死，僅九年，編者張二果，東莞博廈人，與崇煥同時略晚；二果之家與袁崇煥之鄉水南，相距十餘里；崇煥自稱族叔袁玉佩（東莞溫塘人）尚健在〖注17〗，可資詢訪。〔崇禎〕《東莞縣誌》所言，當得其實。
〔民 國〕《東莞縣誌》所引《袁督師行狀》，爲東莞蔡均所編。蔡均，明末清初東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將袁崇煥“久存東莞”之“所遺詩文、奏疏數十卷”〖注18〗編爲《袁督師事蹟》及《率性堂詩集》，《袁督師行狀》所言，亦當可據。《袁自如公粵西家傳》舊抄本未題撰人，所載與《行狀》合，當有所據。上述三書所言，袁崇煥祖父爲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鵬非字子鵬。
說袁世祥與袁西堂是兩人，還有根據：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與子子鵬攜孫崇煥入廣西。袁西堂入廣西是正德元年（1506）（見《家譜》）或嘉靖初年（見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萬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萬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時間不同。此其一。
《家譜》載袁西堂爲東莞“水南鄉茶園村”人，茶園，一名茶山，即今東莞縣茶山鄉。《袁督師行狀》及康熙、雍正等《東莞縣誌》俱謂崇煥爲東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與袁世祥在東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東莞水南，距茶園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裡、坑口、橫江、廈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園村大，歷史上，茶園從來不隸屬於水南，水南也從來不屬茶園。自明代中葉發後，茶園人到廣西藤縣、平南一帶貿易而定居的，爲數頗多。今與藤縣毗鄰的平南縣的六陳鄉一帶袁姓，大都是明代僑居的東莞茶園袁氏之後，近來發現的平南《袁氏族譜》多種，可以證明這一點。茶園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馬村隔江相望的藤縣蓮塘村（今稱新白馬），不是個別現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廣西時爲三十歲，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話，到其孫崇煥十四歲時，已有一百二十一歲或一百零五歲，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壽，然百齡外人，又何能跋涉長途，攜孫入桂呢？袁西堂與袁世祥並非一人，此理至明，閻崇年先生謂“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