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儒商
近幾年出了一個詞叫“儒商”，顧名思義，就是有知識的商人。這是因爲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一批知識分子下海經商，“儒商”一詞便應運而生了。
中國古代，有按地域劃分的晉商、閩商和徽商等，有按行業劃分的鹽商、布商、錢商和珠寶商等，亦有按性質劃分的官商和民商，卻是不曾見到儒商。古時候，儒和商是不可能合二爲一的。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士爲首而商爲末，讀書人是瞧不起商人的。現在，事情翻了個兒，商人瞧不起讀書人了。有句話說，“有錢就是英雄漢”，意思是有錢人都吃得開。其實這也不一定，歷史上有兩個人，兩個統一了天下的偉人，朱元璋和毛澤東，就不把有錢人放在眼裡。豈止是不放在眼裡，簡直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呢。江南首富沈萬山斥巨資幫朱元璋修了一大圈南京都城的城牆，朱元璋還是把他流放到雲南，讓他生而不能還鄉。毛澤東更厲害，一夜間讓所有的富商都變成窮光蛋。但是，不愛錢的皇帝畢竟很少很少。“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一句古語。先讀書，後當官，這走的是科舉之路；先賺錢，後當官，這走的是捐官之路。花錢買，比之十年寒窗委實要輕鬆得多。所以，只要有錢，豈止是可以買鬼來推磨，就連皇帝也是可以買來推磨的。
“儒”和“商”，無論是從生存狀態還是價值取向，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別。孔夫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把“士”也就是知識分子當成君子，而把追求利潤的商人看成小人。我不知道，這位孔聖人爲什麼對商人抱有這樣辛辣的偏見。聖人的話，句句都是真理。因此孔子之後的中國人大多把商人作爲貶斥的對象。“商人重利輕別離”，白居易這麼說還算是輕的。“銅臭熏天”這四個字，新中國成立前讀過兩年私塾的人，都會拿它來罵人。據我考證，英國的大劇作家莎士比亞沒有讀過孔子的書，但他寫的《威尼斯商人》，也對商人的刻薄和貪婪做了充分的揭露。可見，重“儒”輕“商”，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的專利。
“儒”和“商”，雖然還算不上不共戴天，但至少形同陌路。人們喜愛錢，卻又討厭商人，這實在是一個講不通的道理。“利之所至，士必趨之”，這說明知識分子也是愛錢的。但是，你若讓他放棄功名去當商人，打死他也不肯。至於得了一官半職之後，一些商人登門送禮，則是可以心安理得地笑納的。寧可受賄也絕不“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中國的官僚階層，歷來就是腐敗分子的大本營。
中國的“士”，指的是知識分子，但在“士”的左邊添一個人，就成了“仕”，就變成官員了。“學而優則仕”，讀書讀得好就能當官。當了官，就能爲社稷謀劃，爲人民服務。當然，也能貪污受賄，光宗耀祖。商人賺錢再多，卻是不能光宗耀祖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可以當官，當官就可以發財。所以，童蒙課本上便有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教導。
若加分析，古代之商和今日之商是有區別的。士農工商，這裡的商，是專指做買賣的。今日之商，泛指一切經濟活動。資本主義的一大功勞，就是把農業社會改造成了工商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中，工商界人士成了社會的主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有了貿易部和中央銀行，這在一百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哪怕最爲偏僻的縣城小鎮，也會掛出幾家公司的牌子，這在二十年前，也是絕無可能的。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聯合國糧農組織及歐佩克，這些世界性的經濟機構，自從闖進我們生活的那一天開始，就成爲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支配力量，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像歐盟、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北美貿易區甚至非統這樣的地區政府合作機構，也都變成了萬衆矚目的經濟論壇。各國首腦在這些論壇聚會一次，經濟地震就會爆發一次。在這種變化之中，在經濟問題已成爲國際事務軸心的時候，人們的價值觀念產生了劇變。經濟類的大學與學科雨後春筍般涌現，哈佛大學的商學院成爲各國的莘莘學子仰慕的聖地。這種變化在中國來得遲一些，但並不太遲。而且愈遲則愈速，不但迎頭趕上，而且有大步超越的勢頭了。
從以“仕”爲本到以“商”爲榮，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鄧小平倡導改革的這短短的三十年間，就完成了三千年的跨越。孔夫子若活到今天，一定不會死抱他的“學而優則仕”的教條，就像鄧小平不死抱馬克思、毛澤東的教條一樣，他會創造性發展他的儒家理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重要社論，題目是：學而優則商。
“儒商”一詞，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聽說有一篇文章說世界上有兩種人最會做生意，一是猶太人，一是中國人。這個我不敢苟同。如果換一句話說，世界上最大的生意人是猶太人，而中國人中則盛產小生意人，這我就會同意了。在中國的街頭巷尾、酒店茶樓，常會聽到這樣的議論：“這個人，小算盤打得才精。”擅長打小算盤，這是中國人的特點，從文化角度看，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國粹”了。
說到底，打小算盤還是一種農民意識，是“小富即安”思想的體現。當然，也同這些商人不是“儒”有關係。儒家襟抱，氣吞如虎，儒家講究的是兼濟天下。儒家學問培植的是經邦濟世之才，“經濟”一詞，便是這麼產生的。中國把知識分子算作“儒”，便是希望知識分子都成爲經邦濟世之才。在戰亂年代，“儒”爲俠客，爲戰士，爲三軍之帥；在太平盛世，“儒”爲良吏，爲幹臣，爲父母之官；進入工商社會，“儒”則可仕可商，理所當然地應該產生一批批市場精英，在經濟戰場上風雲際會，笑傲王侯。
所以，儒商的出現，乃是社會的一大進步。進入到信息時代、高科技時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不是“儒”，你還沒有經商的資格了呢。貨幣貶值，貿易赤字，通貨緊縮，機會成本，諸如此類詞彙，若深入進去，都是皓首窮經的學問，不懂得這些，不要說當商人，就是當一個現代人，也是沒有資格的。
歷幾千年的經驗，人們的思維基本形成這樣的定勢：商與金錢、與財富是緊密相連的。無商不富，追求財富是人類的本性，只不過獲得財富的手段不同。暴力攫取財富，這是人類早期的野蠻行徑；權力轉化爲財富，這是人類中期人治的表現；知識轉化爲財富，這是人類現代文明的結晶。唯有理性的社會，法治社會，儒商纔有可能大批涌現。也唯有儒商的大批涌現，人類的財富纔可能呈幾何級數增加。
但是，需要在這裡說明的是，儒商雖然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精英，並不等於說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都去當了商人。我也無意慫恿所有的專家學者都加入商人的行列，讓陳景潤改行去當券商，這無異於硬逼着一位大老爺們懷孕，是有悖常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