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法令違背了民衆的利益，那麼其他法令也就無法實行；一項惡政實施了，也就等於跟百姓結下了很多冤仇。因此，對順從的民衆就要施行善政，對頑固兇殘的刁民就要嚴加懲處，這樣國家的法令才能得以順利地推行，而民衆也不會有怨恨之言了。如果用民衆怨恨的法令去治理怨恨的民衆，就會違背常規；如果用民衆仇視的法規去約束仇視的民衆，其所引發的災禍是無法制止的。治理國家，管理民衆，就要讓他們心平氣和；要做到心平氣和，政治就必須清明。民衆各得其所，國家就會太平無事。
犯上作亂的人受到尊重，貪婪卑鄙的人富有，這樣的情況就算有一個賢明的君主，也不能很好地治理天下。犯上作亂的人被誅殺，貪婪卑鄙的人被關押，只有這樣，教化才能得以施行，而種種壞事就會悄然消去。廉潔、淡泊名利的人，不能以官位、俸祿相誘而求得；有節操、講義氣的人，不能以嚴威、重刑相要挾。所以，英明的君主要想得到賢才，一定要了解他的品性而施以不同的方式。想要招致高尚清廉的人，一定要重修禮節；想要網羅重氣節大義的人，一定要重修道義。這樣不僅可以招致賢士，君主英明的聲名也可以保全。
聖人和君子都知道國家強盛和衰弱的根本，通曉國家成功和失敗的端倪，審查明確治理亂世的時機，能夠把握好進退的分寸。即使是貧困，也不會貪圖亡國的高官；即使是困苦，也絕不貪圖亂世的俸祿。隱姓埋名卻有治理天下邦國之道的人，會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出山，所以一出山就會身居要職；君主的志向跟自己的志向相投，就可以建立不朽的功勳。所以他們的謀略高深，並且能名揚後世。
聖明的君主發動戰爭，並不是因爲他喜歡打仗，而是要用戰爭去誅滅強暴、討伐亂賊。而以正義之師去討伐不義之師，就好像挖掘開長江、黃河的水去澆滅一個小小的火把一樣，也好像是在深淵邊推擠搖搖欲墜的人一樣，肯定能夠奪取勝利。聖明的君主之所以悠閒恬淡而不急於進攻，是不願意造成過多的人員和物質損耗。兵器，是不祥之物，天道厭惡它，不得已的時候纔會使用它，這是符合“天道”的。人生活在“道”中，就像魚生活在水中，得到水才能生存，沒有水就要死亡。所以，君子常常感到恐懼，而不敢違背“道”。朝政被豪強把持，國家的威望就會衰弱；生殺大權掌握在喜歡殺戮的人手裡，國家的威望就衰竭了；豪強如果俯首聽命，那麼國家就可以長久維持；生殺大權掌握在君主的手裡，國家纔會變得安定。人民生活窮困，國家就沒有可以儲備的東西；百姓生活富足，國家纔會安樂。
賢臣被重用，奸佞的人就會被排斥在外；奸臣被重用，賢能的人就會被置於死地。如果內外失去了應有的次序，國家就會禍亂無窮。
大臣自比君主，衆多奸邪就會乘機聚集；大臣享有君主那樣的尊崇，上下就會名分不分；君主淪爲臣下的地位，上下的秩序就會被顛倒了。
傷害賢才的人，禍亂就要殃及他的子孫三代；埋沒賢才的人，他的自身就要受到禍害；嫉妒賢才的人，他的名聲就不能予以保全；積極引進賢才的人，福澤會流佈於子孫後代。因此，君子急切推舉賢才，這樣他美好的名聲纔會被廣爲傳頌。
讓一個人得到利益而使一百個人遭到損害，民衆就會離開城郭；讓一個人得到利益而使一萬個人遭到損害，全國人民的心就不會團結。除掉一個人能讓一百個人得利，人民就會感激他的恩澤；除掉一個人而讓一萬個人得利，政局就不會發生動亂。
“下略”主要講的是國家盛衰的原因。爲人君主者看了“下略”就能明白如何從源頭上治理國家，從而審查治理國家的綱紀。身爲君主要視天下爲己任，明白廣大百姓的心聲，制定出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政令。在人才的選用上要親賢遠佞，使賢人歸附，而讓奸佞之徒遠離。君主所做的事情要爲百姓考慮，即使出兵打仗，也是爲了剷除暴亂獲得更多和平的空間。文中說：“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這樣的人才是衆望所歸的君主。君主要保持和大衆的利益一致，才能國家太平，國富民強。
自東漢後，中國大地戰亂不休達三百多年，國家紛亂，諸侯割據。北朝的楊堅利用外戚的權勢奪得朝柄，登基稱帝，建立了隋朝。
爲了實現國家統一，楊堅登基後，在開皇七年先滅樑，然後下詔書伐陳。開皇九年，楊堅大軍揮師南下，滅亡了割據南方的陳，統一中國，終結了東漢末年以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當時琉球羣島俯首稱臣，歸降隋朝，突厥可汗更是頂禮膜拜，稱楊堅爲“聖人可汗”，表示願爲藩屬，永世歸順。長期的混戰局面終於結束，各地的蠻夷部落也被隋文帝征服，中國又回到和平的年代。
隋朝建立後，隋文帝精心治理，使隋朝迅速強大起來。雖然國家富裕了，但隋文帝沒有和其他人一樣開始奢華享樂。他告誡太子楊勇：“自古帝王，奢侈便不久矣，爾要厲行節儉。”楊堅在前朝做輔政大臣時便力主打擊奢淫，並且成效極爲明顯，以至於當時大衆的服裝多爲布帛，從不用綾羅綢緞，飾帶也只用銅鐵骨角，沒有用金玉的。他稱帝后，更是表示“犬馬服玩，不得獻上”。比如布袋送乾薑，綢袋裝香料，都被斥爲糟蹋之舉。隋文帝始終秉承“常節儉，重民心”的原則，立志於治理政事，杜絕奢侈，平時飲食也不過一葷，所乘、所穿、所住極盡簡陋。他的妃子也衣着樸素，身上沒有很多華麗的配飾。《資治通鑑》中曾評價楊堅：“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宮內有人患痢疾，需配製止痢藥，藥方中有胡椒粉一兩，宮中竟然都找不到。還有一次，隋文帝要用一條編織成的衣領，宮中竟然也沒有。
此外，隋文帝還整頓吏治，制定官吏的考覈制度，對廉官良吏賜帛贈田，晉級加官，佈告天下，實行獎勵；對貪官污吏則嚴加懲處。隋文帝秘密派人監視百官的行爲，有時甚至暗中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賄試探他們，這些官吏一旦受賄就立即被處死。隋文帝執法嚴明，有一次，他發現兒子楊俊生活奢侈，大造宮室，大怒，立即下令將楊俊關了起來。大臣楊素進諫說處罰太重了，文帝卻說：“皇子與百姓同罪同罰，如果不這樣的話，豈不是要再立一個皇子律了嗎？”楊堅的這一舉措，使豪強官吏不敢過分作惡，官吏貪污行爲也大大減少，有利於百姓休養生息。
隋文帝也非常關心他的百姓。他聽說災民沒有飯吃，就三個月不再吃葷，表示要和災民同甘共苦。他將北方饑民遷移到較爲富庶的洛陽就食，命令侍衛不準驅趕、威嚇百姓。有一次，他在遷移的路上看到一羣老人、婦孺，便主動牽馬讓路，善言撫慰。在道路崎嶇的地方，他還命身旁人幫助災民挑擔。
在政治方面，隋文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創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一套組織嚴密的中央官制），鞏固了中央集權。
在經濟方面，隋文帝下令開通漕渠，著名的廣通渠至此開通，漕運得到了輝煌發展。
隋文帝在位期間，突厥和契丹不斷侵擾中原。爲了讓國內人民休養生息，隋文帝曾經三次修築長城，鞏固北邊的防禦線。隋文帝對突厥進行分化和打擊，導致突厥最後分裂爲東西兩部。東突厥因爲無法和隋朝抗衡，漸漸地採取了和緩政策，後來接受了隋朝的管轄；而西突厥由於已經無法對抗隋朝，選擇了向西發展。
身爲人君，就要爲自己的百姓考慮，維持天下太平，解決紛爭，任用賢才，杜絕奸佞，這樣纔會受到百姓的擁護，國家才能強盛。